谢金林：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及其公共治理。摘自《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

  本文关键词：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及其公共治理，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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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及其公共治理
                                                                                                              谢金林（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昆明650221）
摘要：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是草根力量以维护其利益为目的，运用网络技术组织的抗争性集体行动。草根政治运动在网络空间兴起是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分化的结果，也是网络时代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

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网络政治动员、网络舆论批评监督、网络政治参与，它有利于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优化，也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发展，同时也可能给政治秩序稳定带来极大的难题。因此，对网络空间草根政治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原则，引导与规制并举，现实政治与虚拟空间治理并重，使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建设性力量而非颠覆性力量。
关键词：网络；草根；政治运动；
公共管理学报
收稿日期：2010-09-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XJC810004）
公共治理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62（2011）01-0035-09                     第八卷第一期二○一一年一月                       Vol.8No.1Jan.,2011                     公共管理学报   
作者简介：谢金林（1973-），男，江西莲花人，毕业于中南大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网络政治、政治传播、政治哲学。

备注
1           ①社会抗争虽然具有一定的对抗性质，但并不意味着社会抗争就必须对抗国家、政府，在民主制度下，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而影响政治决策从而实现自我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序上也可以看作“社会

自我保护”的一种，因此，本文在讨论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时虽然侧重于社会抗争，但同时也论及了网络空间草根政治参与问题。
2           ①参见：互联网使用者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huanet.com,2006-12-17）。②转引自文献［6］。JournalofPublicManagement
3           ①参见：《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l。

1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的界定及问题缘起
        “草根（Grass Roots）”一词来源有两个说法：一是19世纪美国寻金热流行期间，盛传有些山脉草根生长的地方就蕴藏黄金，这消息很能吸引大众，所以“草根”就解作“基层群众”；二是“草根”比喻农业地区，而农民代表的就是基层群众。1935年美国共和党召开Grass Roots Conference，从此“GrassRoots”一词具有了政治意味，专指“基层群众”。我们选择在转型时期所引发的贫富分化、社会结构调整的特定语境之中来讨论“草根政治”。本文所说的“草根”泛指基层群众，并从两个方面对其限定：
            （1）从政府决策角度来讲“，草根”特指难以通过正式的制度化安排进入决策系统，不能直接影响或决定政治决策，被排除在“内输入”式的精英决策模式之外的普通公民；
             （2）从社会分层视角来看，“草根”特指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之外的由弱势群体所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是市场经济竞争中的“输家”，只能以共同的力量和网络空间抗争的方式来获取利益补偿和心理慰藉。为此，我们选择在转型时期所引发的贫富分化、社会结构调整的特定语境之中来讨论“草根政治”。因此，我们讨论草根政治运动就更侧重于社会抗争①。基于这样的定位，我们此处所说的“草根力量”泛指在市场与国家之外的并与之相抗争的以“弱势群体”形式存在的社会力量“，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就

是草根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以社会公正、弱势群体利益保护为政治诉求，通过网络媒介以政治动员、舆论批判、政治参与等途径组织集体行动，试图以体制外的压力改变国家治理行为及其结构的活动。
         网络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技术发展与传播媒介格局的调整，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国家政治运作模式。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组织的抵抗运动和1999年“西雅图战役”使研究者深刻认识到网络媒体的政治意义。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网络空间政治运动进行的研究不断推进。从现有文献看，西方国家主要从“信息流”“、社会资本”“、公共舆论”等角度对网络空间政治运动进行研究。我国对网络的政治意义研究稍晚，但是，广东“孙志刚事件”、陕西“周老虎事件”、湖北“石首事件”、上海“钓鱼执法”、新疆“7．5事件”等重大网络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我国学者的研究热情，他们纷纷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网络舆论治理、虚拟空间与现实政治互动等多个角度对当前网络政治发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尽管成效卓著，但目前“对于互联网如何能有助于社会运动动员所知甚少”[1]，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零散的经验层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与成型的解释框架，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甚少，学科发展的潜在身份危机意识被模糊化，深层次研究难以进行。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对其进行理论解释，这也影响着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本文试图超越技术决定论与政治决定论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在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下通过“国家－市场－社会”、“地方政府－精英－草根”两大系统的博弈与平衡对其进行理论阐述，在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框架之下讨论其治理问题，从而超越对网络政治的利弊的简单分析，将其研究引向更深层次。
2   社会转型时期的网络草根力量兴起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现代社会各种变化受“双向运动”所支配“，市场的持续扩张以及这一运动所遭遇的在特定方向上制约其扩张的反制运动”[2]，这两种相反的运动相互作用、相互博弈，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现代国家的建设或重建。市场以效率作为基本原则，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但是其无限度地扩张必然导致社会公平、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因此也必然遭遇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的反向制约。国家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必须通过治理活动对市场与社会进行适当的平衡，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市场与社会二力博弈的变化调整治理方式与结构，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虽然是在国家主动推动下进行的，国家自始至终都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国家有计划的政治、经济改革安排并没有消除市场与社会的矛盾，市场扩张与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依然存在。这就决定了国家在理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过程中又必须自觉调整自身的治理方式与治理结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
因此，波兰尼的这一分析框架对于理解转型时期国家－市场－社会关系重构、政治体系不同力量相互关系及国家治理发展等问题还是适用的。
          进入21世纪以后，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是“社会原子化危机”的最直接体现，是“自我保护的社会”（Self－Protection of Societ y）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转型时期市场化建设过程中利益分配格局调整、贫富差距拉大引致的弱势群体自我抗争的结果。经济社会转型下国家－市场－社会关系重构就成了我们分析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的根本出发点。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全能政府”的高度集权使得中央政府对利益分配与社会秩序安排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但是这种高度集中导致了效率低下与贫困的后果，这是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我国改革的基本路径，那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实现现代化转型。因此，理顺产权关系，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所有经济要素的积极性，刺激经济的发展就成了改革的关键。随着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放松，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逐渐从国家控制之中漂移出来[3]，国家、社会、市场三足鼎立、相互角力的格局逐渐形成。国家控制的收缩以及中央政府对资源垄断的放弃带来了改革初期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边缘群体获益逐渐增多，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都处于良性互动之中。
            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国企改制进程中，通过寻租活动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相互勾结，将巨大份额的国有资产据为己有，，使得弥散化的资源配置蜕变成精英群体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另外一方面，偏重于效率目标的改革使得国家政策过于向市场倾斜，社会公平问题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阙如，弱势群体陷入政策排斥的困境；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型国际化采购网络、高新技术产业对制造业厂商的盘剥和虚拟经济对实体济的支配[4]，这三个方面不断地加剧贫富分化，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使得“国家－市场－社会”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同时还导致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既得利益集团与地方政府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而相互勾结，形成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相融合的总体性精英联盟，它们不仅支配社会财富的分配，而且通过制造舆论、操纵公共决策，使不平等从经济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政治、文化领域，使得“草根力量”与“精英－政府”的对立与冲突处于白热化状态。
         “国家－市场－社会”、“精英－政府－草根”二重关系的失衡使得市场过度扩张，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并没有因为有计划的市场化改革而得到解决，反而呈现不断扩大态势。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壮大的草根力量必然运用各种资源组织集体行动，与国家、地方政府、市场力量相抗争，维护其权益。这就是转型时期草根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
           草根力量的自我抗争形式多种多样，在此不对其自我抗争形式进行描述，只从网络传播机制及其导致的权力分配新模式分析草根政治运动在网络空间兴起的原因。曼纽尔·卡斯特指出“，很明显它（网络）将会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进程中应用，并且将日益得到应用。因特网正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5]
           进入21世纪，转型中国社会的草根力量所以选择网络作为政治运动主要工具，其原因有三：
         （1）非中心化的平面网络结构所开创的自由空间为草根群体打破精英话语权力垄断提供了极好的技术支持。《时代》周刊将2006年“年度人物”授予数以亿计的网民，并在其颁奖词中说到“，Web2．0是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与所有值得尝试的实验一样，它可能会失败。这个有60亿人参加的实验，没有路线图，但2006年使我们有了一些想法。这是一个建立新的国际理解的机遇，不是政治家对政治家，伟人对伟人，而是公民对公民，个人对个人。”①网络技术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建立平面化的非中心的信息传播模式，以解构等级制权力中心的信息与话语权垄断。Web 2．0技术的应用最终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与平等互动，确立了“我的空间我做主”的自由原则。作为“共有媒体”的网络，其最大特点就是信息的传播、知识的创造、话语权的分配都建立在自主性、参与性、互动性的基础之上，彻底摆脱了等级制权威的限制，也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介下的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的区分。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每个参与者既是信息消费的客体也是信息传播的主体，既是读者也是作者，主客体的界线逐渐消泯，以至于客体主体化。在这个“比特与连线”的世界里，没有中心，没有权威，没有绝对的统治者，参与者就是主体，参与者的力量是决定网络世界的唯一力量。
             因此，霍华德·瑞恩戈尔德的判断是很准确的，互联网是“为公民而设计的、由公民来监控的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它是：“挑战现存的政治等级制度垄断有影响力的传播的局面。”②确实，没有什么比互联网更好用作为草根力量挑战精英垄断的武器了。
            （2）作为“电子公共领域”的互联网是信息的集散地，价值观念的交流所，因而是草根政治力量争夺人心，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只有通过集体行动以共同的力量才能引起国家的注意，才有可能取得成效。经济、政治、文化精英的联盟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给弱势群体造成极大的损害，由此导致草根群体的普遍被剥夺感。但是这种普遍的被剥夺感只造成潜在的抗争者，他们只有被动员起来，才能由潜在的行动者变成积极的行动者，集体行动才有可能。政治诉求表达难、政治动员资源欠缺一直是他们集行动的最大难题，这些问题却在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解决。
            首先，网络虚拟空间的政治信息传播与自由政治辩论为草根群体自我价值观重建与放大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助于他们价值观念的交流与意义动员，也有助于加深他们共同的认同。互联网是一个平民化的自由空间，在这里采取的是几乎“零编辑”制度“，把关人”角色弱化，发帖、跟帖完全自由，各种观点无须过滤就可以直接进入公共舆论场。传统媒介下精英对价值观念传播、塑造的垄断权被解构的平民化自由传播所打破。当草根群体在这里相会时，他们通过在线活动相互交流与沟通，共同的经历与心理感觉加深了他们彼此的理解，强化了他们对其共同利益的认识，最后彼此共鸣，从而获得了对自我价值观念的重构，为集体抗争行为提供了意义的支撑，也增强了集体行动的动力。
            其次，互联网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促成了更大的集体凝聚力，为原子化的草根力量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条件。在现实政治之中，草根的人

数虽然众多，但是原子化的分散存在削弱了其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对抗争的消极后果的理性计算更有可能使原子化的个体采取“搭便车”的策略。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不一样，每个参与者都披着“马甲”以匿名的形式参与“，由于不太担心被惩罚，他们感到自己敢于抗议那些有权者。”[7]
             再者，互联网通讯信息成本极低，信息获取与信息发送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实现或者跟个帖子就可以实现。集体行动的成本难题就因为网络的便利而得到解决。当现实经济、政治失利的草根群体在这里相遇，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就很容易相互相共鸣并彼此强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3）政府积极主动推进“网络问政”建设激发了网民政治参与热情，提升了草根群体网络政治参与的效能感，为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创造了政治机会。政治机会结构是西方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为研究社会运动、集体运动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基本内容是：“集体行动发生在一定的背景之中，这种背景通过集体互动的现在模式在国家、群体、组织间已经构造出来。这些机会结构不同程度上影响到运动和抗争的出现以及他们的命运，它们为人们从事集体行动提供动机。”[8]
            网络草根政治运动发生在特定的背景之中，受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虚拟网络空间网民互动关系、政治制度开放程度等因素影响，同时它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又具有反作用。由于网络传播具有便捷性、瞬时性、直接性的特点，自然就成为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最佳途径。2006年两会期间委员高官开博首开网络问政之先河，2008年6月党中央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视察“人民网”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①这标志着中央高层把网络问政纳入到执政方略，网络民意得到高层的重视与认可。另一方面，广东“孙志刚事件＂、陕西“华南虎事件”、南京“周九耕事件”等重大网络事件中，网民通过集体行动最后引起政府重视，并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使得中国网民深刻地体会到网络民意的重大力量，极大地提升了他们政治参与的效能感。高层重视与效能感的提升相互叠加，创造并巩固了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的政治机

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勾勒出一幅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兴起的图景。由于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不相一致，市场过度扩张、政策过于偏向经济增长以及总体性精英资本联盟对社会的宰制三重原因，导致了“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失衡“、精英－政府－草根”对立与冲突，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空间受到来自市场和总体性精英资本联盟的双重挤压，必须通过集体行动以共同的力量维护其正当利益。这就是现实政治世界草根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以交流、互动、平等参与为基础的网络传播技术不仅打破了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而且各种虚拟群落的不断发展为草根群体自我组织提供了各种便利，使其社会资本不断地得到增强。草根从传统媒介下的被动听众角色脱身出来后，他们就能利用“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网络传播优势，自主设置舆论议程“，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畅所欲言，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成为政治体系中的“新意见阶层”[9]。随着“新意见阶层”的出现，现实政治世界与虚拟政治空间的联系与互动就建构起来了，网络就成为草根政治运动的沃土。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产生的直接动因是反对市场过度扩张以及地方政府某些不正当行政行为，因而总体可以看作是社会抗争行为，但并不一定全是对抗性的，也有可能通过政治参与实现国家治理。
3    网络草根政治运动的表现形式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的兴起是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社会自我保护”的必然结果，是对利益分配格局转型所导致的资源过度集中、贫富分化的直接反应。因此，它与其它形式的草根政治运动一样，通过对公正、平等、法治、权利的价值诉求与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以及政治腐败进行抗争以维护草根们的正当权益。但是，网络传播的特殊环境又使其具有自身的特点。草根力量运用网络媒介发起社会运动

、进行自我抗争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网络政治动员、舆论批判与网络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动员是草根政治力量进行“社会自我保护”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当代中国草根政治运动是弱势群体出于自我利益维护而进行的“社会自我保护”的产物，但，单凭个体的力量迫使权威接受平等的诉求总是难以达成，因此，集体抗争对于目标的实现有着决定作用。参与人数决定着抗争的规模，也决定了抗争的效果，所以，“动员是社会抗争最核心的过程”[10]，它是“社会抗争的初始运动，也是抗争持续下去的力。”[11]。对于缺少制度化资源的草根政治力量而言，网络是其政治动员的最合适的工具。网络政治动员是指“个人或集团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利用网络传播技术平台，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在网络社会发起的宣传、鼓动行为，进而影响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行动过程。”[12]政治动员是一个复杂的机制，它包括了机遇螺旋、机遇归因、社会利用和经纪四个机制[11]。政治动员的成功不仅需要有动员组织、政治动员机会以及可能接受动员的公众的存在，动员者还必须借助一定资源向动员对象传达某种政治价值，强化动员者和动员对象之间的认同，将他们整合成一个行动的集体。结构性的怨恨和相对剥夺感是社会抗争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缺乏动员资源集体行动还是难以最终形成。动员者必须运用资源动员潜在的行动者将行动的意愿付诸实践。
             网络空间的创造与发现为可能的动员机会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与手段，因而对草根政治动员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性和功能性意义。”[13]网络是一个平等沟通、交流互动的“共有媒体”，原子化的个人经过数字虚拟以后成为无差别的“比特化”的存在“，现实身份”与“在线身份”断裂。当众多的草根进入信息共享的虚拟空间，社会不公平、贫富分化、一些地方政府的不正当行政行为以及少数官员与富人的骄横所产生的结构性怨恨经过交流与互动就极容易引起共鸣，最后通过彼此深刻的认同在虚拟空间里建构起“我们”的形象。长期相互交流与互动所建立的虚拟的“我们”形象包含着深厚的共同情感体验，是社会聚合的有效纽带，人际交往的重要网络。一旦触发性事件发生，网络领袖就可能对其进行诠释并通过网民在线交流不断强化彼此的影响，从而将分散的网民凝聚成集体行动的力量，并引领其穿越现实与虚拟的界面形成集体行动。
            2009年6月发生在湖北石首市的“石首抢尸事件”提供了一幅草根力量网络政治动员的完整图景。6月17日石首市永隆大酒店厨师涂远高在酒店跳楼身亡，政府没有及时公开信息而是急于要求家属火化尸体。这一事件很快在网络上传开，80小时内仅“百度贴巴”就有500多个帖子出现。由于关键时刻政府保持沉默，死因的真相无法被获知。各种“小道信息”通过网络不断地扩散，现实政治生活中对警察、政府以及当地官员不信任和反感的情绪瞬间被点燃。一个公民“非正常死亡”事件也就随着网民对真实死因的质疑而成为公共事件，并由现实生活进入到虚拟空间。在虚拟空间里，网民通过信息相互传递和交流互动而彼此感染，最后生成这样一幅图景“：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迫害者，因此，我们必须声张正义，必须行动起来。”当6月19日凌晨有人发帖说“：政府将在6月20日凌晨再抢尸”时，上万市民在“法不责众”“、大闹大解决”的非理性激情刺激下连夜上街，聚集在酒店周围的各个路口，并引发出警民冲突的大骚乱。
            在这个“触发性事件－网络传播－街头集体行动”过程中，可以看到网络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网络不仅充当了信息传播的工具，而且由于网络是“互动传播”，网民将触发性事件与“过去的记忆”结合起来进行解读并相互影响，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强化彼此的认同，使得当事政府与网民集体对立得以形成，为街头集体行动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
            网络舆论批判虽然不直接诉诸线外集体行动，但也是草根政治力量运用网络力量限制政府权力滥用以及市场过度扩张的重要手段，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对抗性，不过它对抗的对象不是国家，而是过度扩张的市场和地方政府或官员不正当的行政行为。它的实现取决于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发挥。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领域”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14]公共领域之所以具有政治功能，是因为它能“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为社会组织的媒介。”[15]
            政治公共领域是以公共理性为指导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的领域，在这里理性的公民作为国家权力的对手聚集在一起，通过理性的商谈达成“公共意见”，并以此对国家权力进行批评与控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并没有发育良好的基于传统媒介的公共领域，绝对的精英话语控制权使其政治批判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直到网络出现以后，草根群体才拥有在集体行动之外的另一种“撼动当局与传统精英的杠杆”，这就是网络公共领域。中国虽然不是网络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但是中国有着总数达4．2亿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群体，而且运用网络进行信息获取、交流沟通在网络应用中占有极高的比率

[16]。中国有着超大规模的基于QQ群、Email群、基于地名/机构/职业和兴趣爱好的“百度贴吧”、基于博客的讨论圈、BBS论坛群、SNS社交网络等组织起来的网络群落，这些虚拟群落都建立在自愿聚集、自由交流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舆论场，构筑了一个生机勃勃却又“乌托邦与糟托邦”并存的颇具吊诡色彩的“网络共和国”。
           与西方国家网民主要是为日常生活起居运用网络不一样，中国网民有着独特的社会关怀，以博客为例“，2008—2009年上半年，针对‘社会现象’发言的作者所占比例达到54．5％，比2007年上升了44．5个百分点。”[9]不仅如此，中国网络舆论发达程度高得多，很容易形成网络舆论热点，而且大多数热点问题都是针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进行舆论批判，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压力集团。2009年排行前20的网络舆论事件中具有舆论监督批判性质的就有15件，2008、2009网络流行语排行榜前20中也有15个对地方政府及官员具有嘲讽的意味，各占总数的75％[9，17]。从此我们可以窥见当代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批判精神。
            网络政治参与和前二者不一样，它是草根力量在执政党与政府的支持之下通过网络途径参与并影响公共决策，在体制之内争取其利益的政治活动形式，它不具有对抗性而具有建设性。草根网络政治参与不断发展是受下面两个原因所驱动：一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扭曲了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既得利益群体与利益受损群体逐渐形成，对于利益受损的草根群体而言，迫切需要表达其政治诉求，参与并影响公共决策，从而在体制内维护其利益；二是随着执政理念的改进，执政党与政府也希望通过改进民主技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将民意更多地纳入到政治体系之

中，以促进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公共政策本质是权威机构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决策的程度及其对决策的影响能力直接关系到他们利益的损益。网络媒体具有平等的特点，因而“网民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平等的政治权力、平等的参政机遇、平等的网络权力。”[18]
            网络的平等性给精英政治垄断打开了一个缺口，为草根力量提供了便捷的低成本的表达其利益诉求，参与并影响公共决策的工具。草根力量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国家与政府重大政治议程中（比如两会期间）草根力量通过网站组织以网民身份提出意见与建议，以“虚拟在场”的方式解决现实政治过程中“不在场”无法参与的问题。从2002年新华网开通“两会建言”栏目以来，网络与国家最高级别政治论坛“两会”互动就不断增强，到2009年两会期间，人民网强国论坛开设“E两会”，从此具有自己的名字“E两会”。“E两会”不仅邀请网民模拟两会代表在线提交议案，让网民过足了作代表瘾，也为普通网民向国家建言献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而且开设了“网络会谈室”，邀请部分代表做客新闻中心，与网民就热点问题进行沟通。正因为有了网络的支持，网民政治参与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早在“两会”召开前，网上“E两会”就已经如火如荼地开了一个多月，而且整个“E两会”期间，网名共提出“议案”3564件，代表回应20件。
           （2）国家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网民积极参与决策机构的意见征求活动，向决策机构提出意见与建议。以新医改为例，2008年10月14日发改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发出征求意见通知，截至18日18时，通过网络就医改方案的落实、医药分开、全民医保、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医务人员待遇等问题提交的建议和意见就达到11316条[19]。
          （3）通过政府、政党的门户网站与政府、执政党互动，提出建议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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