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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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C)

[日期：2004-12-09] 来源：学术界  作者：仲伟民 [字体：]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C)

仲伟民文 发表:学术界/2003年第4期;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讨论/2004年12月9日转发

上接A篇

中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的历史事实；既然没有，又何必苦苦来寻找子虚乌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对此，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已是心知肚明，无须多说。然而，资本主义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或只能跟在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迫使我们不得不探寻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资本主义何以发生？资本主义何以在西欧首先发生？资本主义何以不能在中国发生？

我在上文不止一次说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不是一两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39]。黄仁宇先生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而且成为不可改变（irreversible）”[40]。王家范先生则概括得简明扼要：“‘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而不是个别经济现象。”[41]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些著名学者的论断，意在说明，我们只有从多方面多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许多学者（包括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最早发生在意大利，有的学者认为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因素早在11世纪就已清晰可辨了”[42]。“在威尼斯建立起来的制度一开始就提出了有关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43]。随后的经济强国是葡萄牙、荷兰，荷兰最兴盛时的船队数量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但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果实并没有被这些较早的欧洲强国所享有，而是拱手让给了后来居上的英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英国开花结果，是因为英国具备资本主义发展并导向近代化的综合条件；其他国家之所以没有在英国之前或与英国同时走向近代化道路，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这样或那样的条件。
现在有学者从英国所具有的特殊优势来论证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工业革命；煤铁资源；科学技术的突破等。这些论证都有道理，但都只是说明了其中的一个方面。由资本主义发展而导向近代化的英国模式的确有其特殊性，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具备的，这就是它的环境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发达的金融业、海外殖民的丰厚汇报、早发的工业化、伴随工业化而迅速出现的技术突破和科学发明、知识的进步（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等。其他国家可能具备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但未具备这些全部的因素，如意大利具备了市场优势，但不具备资源优势、工业化优势等；荷兰具有环境优势、市场优势、海外殖民优势，但荷兰既没有走向工业化一途，阿姆斯特丹的商业资本主义也很快在伦敦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攻面前败下阵来；法国则由于殖民地的过早丧失及工业化机会的错过，使之在与英国的较量中甘拜下风，失去了争夺欧洲第一把交椅的机会。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英国所具有的条件得天独厚，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确特殊，是个“例外”，世界其他各国则是常态。与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英国模式具有普遍性，其他国家则具有特殊性-----相比较，这个换位思考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对此李伯重先生已做过详细论证。他指出，就英国经验所体现的社会再生产扩大的普遍规律而言，它适用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化工业的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英国经验又是非常独特的，不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对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44]。


布罗代尔说：“经济从不是孤立的。经济活动场所也是其他实体------文化、社会、政治------的安身之地，其他实体不断向经济渗透，以便推进或者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些实体很难互相分开，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经验实在，或如弗朗斯瓦·佩鲁所说的‘实在之实在’，构成一个整体，即我们曾确指为典型社会的‘集合之集合’。”[45]欧洲经济史专家詹姆斯·w·汤普逊也说：“在15世纪后半叶，一切影响欧洲从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社会的因素和力量都在同时起作用，有时候它们甚至融合到一起，很难区分开来。这些力量是客观条件、实践和思想的混合体。”[46]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比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经验，近年学者们对明清时期的中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中国何以没有发生资本主义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有学者认为明清以来科学技术的落伍是中国近代发展迟滞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的“过密化”是新的生产方式不能产生的根本原因，此即所谓的“无发展的增长”或“过密型增长”[47]；中国过强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缺乏以数目字管理的传统，妨碍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48]；中国江南能源匮乏以及轻工业倚重、重工业倚轻的格局，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大障碍[49]；中国能源生产（主要是煤）中动力问题的未能解决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的迅猛增加等因素导致了中西历史发展的“大分流”[50]；其他的观点还有很多，诸如中国过高的交易成本(如国家征收的赋税太高、贪官污吏的掠夺等)、法律的缺乏、产权的不稳定(国家的强取豪夺)、农村人口的众多、地理位置的封闭性等等。上述观点无疑都把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我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发生及中国近代发展何以迟滞这样重大的问题，还是应该系统地进行考察，并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在这里，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能给我们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仲伟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注释：
[1]相关的论著参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曹树基：《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前编六《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科大卫：《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等。
[2]《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
[3]《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局，1937年，491-492页。
[4]《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年。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待查
[6]事实上，这段话很可能就是《毛泽东选集》的写作班子(包括邓拓)写进去的。参见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7]《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又见《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1959年。
[8]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年。
[9]刘大年：《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
[10]转引自[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三联书店，，1993年，第243页。
[11]《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512页。
[12]参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第234-244页。
[13]布罗代尔说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显然不确切的，实际是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过这个词。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有了商品市场上的这种分极化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就有了它的基本条件。”（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05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于其中的雇佣劳动，是从古代就存在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3页）我想，布罗代尔的意思可能是说，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一词。
[14]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85页。
[15]《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429页。
[16]参见《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发表的“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的一组文章及《及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
[17]《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295页。
[18]《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册，第804页。
[19]《文史哲》1955年第1期。
[20]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前言”，三联书店，1960年。
[21]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22]《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见《清华周刊》卷四五，第五期，1936年。
[23]《始丰稿》卷之一“杂述”。
[24]参见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收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三联书店，1957年，第240-241页。
[25]《“织工对”史料能说明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吗？-----兼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运用史料与论证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收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57年。
[26]《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社，1956年版，第282-283页。
[27]参见《中国历史通论》前编六《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
[28]程念祺先生将中国古代商品市场的特性称之为“财政市场”，很有启发意义。参见所著《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
[29]魏金玉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始形态，亦即发生时期的形态，是业已出现的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是潜在的可能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载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5-6页。
[31]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2]可参考近年李伯重的有关研究著作，如《唐代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将刊；等。
[33]《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11-13页。
[34]这是王家范先生1996年11月12日写给我的一封长信。
[35]《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341、34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341、342页
[38]参见张奇方《关于“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的意见------给〈历史研究〉编者的信》，《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9][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146页。
[40]《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01页。
[41]《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42][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页。
[43]《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世界的时间》，第130页。
[44]《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26-27页。
[45]《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世界的时间》，第31页。
[46]《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996年，第632页。
[47]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
[48]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289页。
[49]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50]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其简要评论参见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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