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政治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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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政治学转向

　　中国“国家形象”是在“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等政治背景下出现的问题，构建国家形象的实践活动是中国面对种种外交困境而采取的必要举措。在理论上受实践所主导，对外传播和外交关系成为主要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界的国家形象研究在成果数量上高速增长，但在理论提升上动力不足，既缺乏理论基础，[1]也缺乏理论创新，[2]导致在理论上很难及时、充分地“反哺”相关的实践活动。[3]

　　内政外交关联度的日益强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及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提高，都令国家形象的生成机制、存在环境和作用方式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亟须对国家形象研究应对这种挑战的表现和效果进行全面回顾和评估。勾勒出主要研究文献的“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4]同时，笔者也为上述理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设想：以评估和吸纳中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为前提，在政治学视域中构建一套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和一个具有弹性的分析领域，既男性孕前检查项目和费用 促进国家形象研究建立系统性的理论基础，以遏制目前研究主题和主旨愈发凌乱涣散、解释和评估的信度效度频受质疑的趋势；也为其提供一个跨学科交流和互动的理论空间，从而有效整合各方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全面推进国家形象研究的深入和快速发展。

　　一、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总体状况与主要特征

　　中国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如何治疗前列腺炎? 始才有新闻传播学的学者关注到这一议题，[5]2000年之前屈指可数的相关文献集中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并以对策性研究和描述性介绍为主。[6]笔者基于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以“国家形象”为篇名检索词，对2000年至2011年间发表的论文文献进行了梳理，其基本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的国家形象研究从2006年起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理论方面，2006年之前的十年间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尤其是出版了几部专著，[7]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从1999年起陆续召开了几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也凝聚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8]同时，外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在1990年提出的“软权力(soft power)”[9]概念和约书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抛出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10]理念，逐渐引起国内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其次在实践方面，大的背景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小治疗男性不育哪家医院好? 的背景是2001年中国被确定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国，以及此后文化艺术国际交流的高速发展等，这使得国家形象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国内社会关注的重点。基于CiteSPace软件[11]对CSSCI相关文献所作的词频分析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从表1中可见，几乎所有的高频词都在2006年之前提出，其中“奥运会”和“软权力”的频次高居第2和第4位。[12]

　　同时，表1也初步反映出文献所在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如第2男人为什么会感染上尖锐湿疣 、3、9位的关键词和新闻传播领域相关度较高，第4、5、6、8位的关键词则主要属于国际政治领域。事实上笔者根据文献的中图分类号进行逐篇梳理后发现，这些文献的学科分类与词频分析的结果非常吻合：其中外交、国际关系和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文献高达66％左右，而政治学领域仅占3％。[13]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精读和分析，，笔者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国家形象研究中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重外轻内，二是重果轻因。

　　首先是重外轻内。“国家形象”这一概念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日益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的宏观语境中出现的，所以在其诞生之初就被打上深刻的“外向性”特征。虽然一些学者在定义这一概念时能够顾及“国内各种行为主体”的参与活动，或者将诸多国内因素视作“国家形象”的基石，[14]但在给出严格定义或在具体分析这一概念时，国家形象则被普遍视作“特定国家的国际形象”，[15]是该国“外部国际公众”的“主观印象”。[16]简言之，在国家形象构建中强调“向外展现”、“对外传播”、“受外国因素影响”以及“作用于对外关系”等方面。例如，能够影响国家形象的国内传媒最重要的任务是提供有效的“外宣能力”；作为国家形象基石之一的国族文化最紧迫的任务则是导致尖锐湿疣的原因有哪些? “走出去”；国家打造国家形象的行为直接以外部受众的需要为导向等。

　　其次是重果轻因，或者更具体地表现为重策略、轻机制。“国家形象”研究主要分布在一些具有“实务”性质的领域中，学者们普遍关注“如何”的问题，而较少考虑“为何”的问题。对“国家形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实践道路和策略的研究占21％左右，而探讨“国家形象”的生成机制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仅占1％左右。悬殊的比例也揭示出这项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系统性的基础理论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实践考虑的应用性研究如果长期得不到基础研究的理论支撑，可能会带来两重危机：一方面，提出的对策极大地受到主观臆断的影响，缺乏科学的判断和坚实的理论根据，这一点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国家形象研究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评估和建议两极化的现象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围绕“国家形象”这一主题的研究即便规模可观、百花齐放，但创新动力堪忧。这一点直观地体现在文献的聚类分析中，参见图2。该图显示出研究类别比较散乱且缺乏重点，相对被引频次较高(最高仅为10)的文献来自于单一学科(新闻传播学领域)。

　　图2　CSSCI(2000—2001)“国家形象”研究文献主题聚类

　　十余年来的研究显示，国际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中的“国家形象”研究分别关注“国家”和“形象”两词。“国家”是公共外交、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形象”则是各种传播形式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这两个词有着浓厚的政治学意味。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在对“城邦”和“想象”(imagination)的研究中，就已经关注到“国家形象”的基本意义。在他们看来，缺乏了“想象”，任何实践(尤其是政治行动)都无法进行。“形象”作为抽象“想象”的外显形式和存在介质，一直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7]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政治学最为本质和核心的分析对象是权力和政府，[18]两者与“国家”和“形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国家”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产物，而政府在其中充当着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主体。同时，“形象”一直是政府进行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它所具有的象征性力量更是在各种政治权力形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总之，政治学对国家和形象两大主题的关注，可以为构建“国家形象”研究的系统理论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笔者循此思路，通过梳理中西方学术界已有的理论贡献，探讨它们能够为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何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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