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早期现代”的思想史背景及其中国问题发展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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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相对应的是宪政论，后者又有法治主义和共和主义两个路径，它们都是为了限制君主权力的绝对性。正是因为这种对峙性的政治张力，致使欧洲最绝对的专制主义也是法治下的专制主义。所以，我们对路易十四的理解，不能置于东方的语境，而应该在于早期现代的政治论中来理解。从上述两层角度来看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它们的差异就较为清晰了，如何处理旧制度与革命及其复辟的关系，这是早期现代思想史的画眼，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成功的复辟，属于真正的反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没有达成这个结果，因此是失败的。但即便如此，如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时，还是给予了首肯。

第六、早期现代的战争与和平法。

早期现代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个时期的欧洲，各种内战、宗教战争、国家间战争，此起彼伏，频仍不绝，致使民生凋零，生灵涂炭。在早期现代，战争是一个挥不去的梦魇，诸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各国此消彼长的兴衰、宗教信仰的新旧之争、土地与商业利益的争夺、个人野心和贪欲的膨胀，等等，它们都与残酷的战争密不可分。不过，，早期现代的战争与古典时代的乃至封建制时代的战争，开始发育出一个新的法理依据，那就是声称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或人民(国家)之间的战争。古典战争是贵族城邦国的战争(奴隶制下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封建时代是领主的(封建)战争，或者是与异教徒的(宗教)战争，在早期现代，战争性质变了，蛮族入侵式的封建战争，或讨伐异教徒的宗教战争，逐渐褪色了，君主权威之所以凸显出来，是因为君主不仅作为最大的领主，而且作为国家主权的担纲者，行使战争与和平的权利，承担其合法性。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个人民与国家的战争性质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早期现代便处于这个转型的变革时代，纯粹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战争是没有的，而是与宗教战争、帝国战争纠缠在一起。例如，菲利普二世的十字军东征，当然，更为惨烈的，是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不单纯是国际战争，又与内战交织在一起，如英国、法国、神圣罗马帝国中连绵不断的战争，这些都与三个新教的改革之后所产生的整个欧洲格局的变化及其中所渗透的世俗的政治利益、土地与商业利益扭结在一起，信仰、商业、特权、军事，等等，这是一个天下大乱斗时代，和平短暂而美好，战争总是连绵而残酷。在早期现代，大思想家都面临着战争的困扰，都企图构建克服战争的和平图景。因此，自然法、宪政制度、均势原则、国际条约等成为构建现代社会的一系列新的国内与国际的法权准则。其中最典型的，

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法》、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可以说都是国际法的经典著作。我为什么把一些政治学的著作视为国际法著作，这与早期现代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这些大思想家们都具有世界的眼光。没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秩序，如何塑造国际秩序?而且，当时的民族国家还处在发育的初期，又与现代的帝国形态纠缠在一起，围绕着一个核心的民族国家，其周边又有其势力范围，形成了不同的帝国谱系。在早期现代那里，这样一个现代政治虽然具有民族国家的主权特性，但操纵国际秩序的，又都是旧的贵族政治的礼仪准则，外交条约的缔结、国王婚姻的缔结与变迁等等，就可以改变国家构建的过程与边界。所以，这种战争与和平贯穿下的现代政治与被封建制束缚下的人民大众是没有关联的，是在它们之上的政治游戏规则。人民对此并不关注。人民关心的不过是其所从属的领主以及其封建权利的变革。所谓现代国家公民的普遍权利和责任等等，则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在十九世纪之前，人民在国家、国际政治的格局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也没有这方面的诉求。所以，早期现代的政治基本上是在宗教、贵族、君主三者之间进行的一种力量与利益的角逐。

第七，现代商业资本主义。

前面我分析了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教会(天主教、新教)、国王(现代意义上的君主)、贵族(旧制度的特权享有者)。除此之外，在早期现代那里，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在逐渐的萌生出来，这个新的因素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后来的产业资本家，而是商人或商业资本家(因为地主大多是形形色色的贵族，他们属于土地财富的所有者)。资本家(产业资本家、企业家)和工人阶级，在早期现代那里都还没有发育完成。在早期现代，两种主要的财富，土地与商业，滋生出两类政治力量，前者主要是大贵族，在英国和法国等国家，一些小土地所有者上升为上等人，而较大的财富群体主要是商人，其中也有一些贵族从商，此时等级身份是松动的，可以买卖贵族称号。商人包括地主、银行家、运输商等，还有包税商、股票经纪人、股票持有者，等等。这个时代，重商主义流行，新大陆的发现，战争成本的剧增，银行、信托机制的发明，具有殖民性质的专属经营权(东印度公司)的设立，海洋贸易的扩展，货币流通的加快，等等，各类投资商、证券商、贸易商和谷物商、军备供贷商、公债经纪人等，在早期现代那里逐渐开始占据历史的舞台。这些人有些也是大的贵族和教士，但多数还是拥有巨额财富的市民，这就为当时的政治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看到，一个现代的商业资本主义的雏形初步形成，这就为后来的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总之，我粗略从七个方面勾勒了早期现代思想的大致节点和要津，我认为这是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政治的一些基础性的思想要点。在这个时期，所谓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各种主义，作为系统性的思想意识形态，都还没有产生，它们的粉墨登场还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但是，它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早在这个早期现代就孕育出来了，所以，不理解早期现代，就根本无法理解现代政治与现代思想，可以说它们为19世纪以来的种种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背景和理论前提。

最后，谈一下早期现代与中国的相关性问题。我在我的著述中多次论述了我的基本看法，那就是，我认为中国一百五十年的社会转型，属于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这个转变到今天还远未完成，或者说我们到今天还远没有完成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政治的建构，但我们又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因素的冲击。所以对中国问题来说，我一直强调要用这样一个政治逻辑及其历史的同构性来参照对应我们解读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在我看来，中国政治社会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大致处在西方16世纪初开始孕育的早期现代的历史阶段，中国现代思想与西方早期现代的思想具有逻辑的同构性，而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关涉并不十分重大。当然，西方早期现代的问题有一些是已经初步解决，并塑造出了一些成熟的政治形态，有一些是在19、20世纪才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且所谓的解决也并不是绝对完善的，所以西方的现代政治问题一直绵延不断，据此才有了现代性的三波浪潮之说，有了现代政治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说。中国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把自己纳入现代政治终结的虚无主义的场域之中，认为我们遇到的问题似乎可以绕过西方早期现代的上述诸多主要问题域，而一步从鸦片战争之祸跨入到后现代社会，我觉得这样一个中西历史的叙事是有失偏颇的。

在我看来，现代早期的发育过程是极为重要的，没有这个发育过程，很难想象中国从一个幼儿可以摇身一变为全球化时代的巨人，这从发生学上很难解释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国要完全克隆西方

早期现代的过程，亦步亦趋，机械补课。例如，早期现代的宗教之争问题显然在中国就不会有重大的影响，君主论问题也没有必要沉渣泛起。但是，即便是这两个问题，就其实质，其实我们也还是绕不开的，假如君主论并不是要搞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而是涉及如何塑造出一个国家主权的拟制形态，如何把人民主权肉身化赋形的问题，我们就依然摆脱不掉。同样，关于宗教纷争问题，当然，我们不会有天主教与新教之争的重大问题，但如果涉及一个现代政治的神学基础问题，尤其是文明价值论问题，以及文明背后是否需要一个神意(或先验)的依据，人民公意的背后是否有传统赓续问题，则中国的现代政治的价值之争依然存在。至于其他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关于战争与和平等，关于世界秩序，关于宪政主义，等等，都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也许现代战争的形式有了变化，和平的法权基础不同了，全球化时代的贸易与货币金融体系变了，以及全球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出现了国际正义的诉求，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与早期现代构建的现代形态相关联，简单地套用现代性，用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加以处理都是空泛的。我们只能进入历史的场景之中面对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得审慎解答。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最为关键的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政治的构建问题，与此对应的早期现代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这个现代政治、新的文明政治体的构建问题。这些问题集中指向的都是如何建立一个正义的政治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从道德角度来说，现代政治不如古典政治高贵(只不过是奴隶主的高贵)，但它在现时代是一个较为不错(全体人民的)的底线构建。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吸收西方早期现代思想中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历史往往比言辞更有教益，因为它们是活生生的，是人类经历过的，有着血和泪的洗礼。所以，现代政治要与历史结合，透过历史来看现代政治要比透过玄学来看现代政治更符合审慎的政治之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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