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政治动员及其历史嬗变

发布时间：2016-12-23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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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及其历史嬗变:权力技术的视角；李斌；(安徽大学政治系讲师、博士合肥230039)；摘要:政治动员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动员主体主要；关键词:政治动员;权力技术;社会革命;国家建设；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项重要特征,即在于前者；一、政治动员:概念、要素与功效；当下已有不少关于政治动员的理论与案例研究

政治动员及其历史嬗变:权力技术的视角

李　斌

(安徽大学政治系讲师、博士　合肥　230039)

摘　要:政治动员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动员主体主要通过宣传劝导的方式,引导动员客体接受和认同动员主体的权威,并在动员客体间构建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促使其展开特定旨向的集体行动。建国以前,政治动员即已被中国共产党用于推动社会革命,成功地动员了广大民众参与革命,而在建国之后又成为党和国家改造、控制和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动员虽有相似的构成要素,但地位作用、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却又存在明显区别,并对国家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差异性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动员;权力技术;社会革命;国家建设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11-0071-06

　　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项重要特征,即在于前者拥有更为强大的基础性权力,即“政治中心能够领导、推动和批准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根据自己制定的、灵活多变的命令管理整个国家”①。一般认为,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增强乃是现代官僚科层制创建的结果,这一点在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也得到验证。党和国家通过设置集权化的科层制政权组织,制定和逐级推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其他公共政策,强化了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权力渗透与控制。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当代中国国家政权所拥有的基础性权力,可能不仅来源于官僚科层制,而且还受益于另一种权力技术即政治动员的运用。政治动员这一权力技术成型于革命时期,在建国之后又被继续延用。它与科层制组织的日常运作即科层管理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却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革命的核心手段以及建国后党和国家改造、控制和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对于中国的革命及其后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一、政治动员:概念、要素与功效

当下已有不少关于政治动员的理论与案例研究,但对于政治动员的概念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美国政

治学家汤森在《中国政治》中为政治动员所下的定义较为简略,认为政治动员乃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②。中国学者林尚立则指出政治动员以群众运动为形式,认为政治动员就是执政党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运动③。杨建中强调了政治动员的精神激励因素,认为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④。邓彦等更重视政治动员对人心理的影响后果,认为所谓政治动员是指人们在政府或政党倡导的持久的主要的因素影响下,使其态度、期望与价值取向等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⑤。

以上列举的诸种定义无疑揭示了政治动员某些方面的重要特点,但仍需进一步的综合与完善。我们认为,政治动员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动员主体主要通过宣传劝导的方式,辅之以物质刺激和其他手段,引导动员客体接受和认同动员主体的权威及其价值主张,并在动员客体间构建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促使其展开特定旨向的集体行动,实现动员主体为之设定的各项目标。这一定义指明了政治动员的三大要素,一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即对动员客体的意识形态说服、灌输,旨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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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意识和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方面获取动员客体的支持与服从,体现着迈克尔曼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权力⑥;二是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即是将原本处于分散无序状态的动员客体联结起来,整合为某种结构的人际联系网络,置于动员主体的领导和支配之下,成为后者随时可以利用的群体资源;三是特定旨向的集体行动,也即在动员主体的激励、组织和指挥下,动员客体集体性地参与执行动员主体所赋予的任务与目标。这种集体行动如果呈现为民众大规模、协同式的群集状态,通常便被称之为群众运动,但也可能以较为分散化的共同参与形式进行。

国家与政党等权威主体之所以运用政治动员作为权力技术,无疑是看重其所具有的实践功效。与科层管理相比,政治动员的效能之源并不在于强制力的使用或者专业化职能部门间的分工合作,而是在于政治动员能够借助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和其他诱导手段改变动员客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在付出相对较低的强制成本与组织成本的同时,“通过激发自愿的首创性和广泛的资源开发,释放权威主义的协调所不能发掘的能量”⑦。政治动员所构建的人际联系网络一般并不具备较高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但动员客体集体行动的规模优势和群集效应仍然可以让动员主体获得大量的可利用资源;当然,政治动员的效能不仅仅局限于资源动员,它还是政治文化传播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政治动员过程中高强度、集中化的宣传劝导和群体心理的感染与濡化都有助于加速改变动员客体的旧有政治文化心理,促使其接受动员主体向其灌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重塑个体的政治人格,而这反过来又将增强动员主体的权威合法性及其行动能力。

　　二、推动革命:政治动员的早期运用

美国政治学家斯考切波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其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变化的发生要通过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来实现”⑧。显然,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又分外强大的恶劣环境中,组织规模和成员数量均十分有限的中国共产党单凭自身的力量,不可能在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里获得胜利,也不可能同时实现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为了推进社会革命,必须获取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领导他们共同参与革命。然而,将底层民众转变为革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在当时中国的国情背景下,底层民众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日渐深重,对于现实社会制度的怨恨与不满不断累积,但由于缺乏自我组织力量,很难自发地展开集体斗

争行动。另外,受累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长期宰制性影响,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心理上还存在着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意识和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这些心理文化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着民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但是,上述障碍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受压迫的民众会被永远隔离于革命斗争之外。相反,“如果他们的行动以紧密的社会网络和联系结构为基础,以公认的有行动导向的文化框架为依靠,他们就可以持续地与强大对手进行斗争”⑨。而中共运用政治动员的成功之处,恰正在于将上述可能转化成为革命的现实。

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将革命的政治文化植入底层民众的心理,取代和替换了消极顺从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促使底层民众生成积极参与革命的价值诉求和作为革命阶级成员的集体认同,同时树立起对于革命领导权威的散布性支持。另一方面,动员的过程也是为革命而构建人际联系网络的过程。通过组织联络工作,动员主体便能把底层民众广泛地联结起来,形成以中共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组织为纽带,以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为支点,具有强大的革命集体行动潜能的人际联系网络。

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和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中国共产党遂有能力激发和组织底层民众展开反抗压迫的集体行动也即斗争性群众运动,借以推进社会革命。革命时期的历史实践表明,政治动员在此方面的确成效斐然。经过政治动员的激励、联络与组织,底层民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旧有的权力等级秩序被颠覆,原本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集团成为民众的斗争对象,完全丧失了对于民众生活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而中国共产党却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底层民众对其革命领导权威的深切认同,成为乡村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有效地借助群众运动,改造了乡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重点在于重构乡村土地产权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并在社会领域打破家族宗法传统的束缚,确立以平等主义为原则的新式家庭婚姻制度,以革命的道德原则取代传统道德观念,发展大众文化教育等。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根据地建设中,政治动员也被用于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来发展经济。例如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便采取了以政治动员为手段推动民众展开生产竞赛,展开互助合作的方式,极大地缓解了延安边区的经济困境,并被称之为“延安道路”⑩。最后,以上这些由政治动员所推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发展,在当时又都服务于同一个中心任务,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提供尽可能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促进“武装夺取政权”

政治动员及其历史嬗变:权力技术的视角

战略的及早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动员的实际成效,并不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和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对于民众物质利益的满足也是至关重要的。米格代尔即曾指出,“像农民加入的其他类型政治组织一样,革命运动必须向农民个人提供物质利益,以换取农民对革命的支持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虽和参与”1

国后仍然受到党政领导者的重视。毛泽东当时即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

2最后,我国效仿苏联,在1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建国后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并为之构建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科层化政权组织体系,以制定和推行国民经济计划为形式,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实施自上而下的全能型科层管理。然而,随着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在斯大林去世后暴露出许多结构性问题,加之我国“一五”建设期间各领域工作也多有关系不协调的现象发生,中国领导人开始予以反思并试图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中国道

3,其中一项重要的尝试即是利用政治动员激发民众1路”

然历经不同阶段,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消除农民的过重税负却都在政治动员的过程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急迫的土地需求得到满足,免受苛捐杂税的剥夺,这些在革命中方才获得的利益使得底层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抱持积极欢迎的态度,也就更乐于接受新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更愿意成为革命的人际联系网络的成员,进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集体斗争。可以说,在客观存在的革命形势前提下,革命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以及物质利益的满足三者之间的有效结合,共同构成了革命时期斗争性群众运动的成功要件。

　　三、治国工具:建国后至改革前的政治动员

作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革命的有效工具,政治动员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并未随着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立而告终结。事实上,从建国初到改革前,以群众运动为实践形式的政治动员仍被一直当作政党—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重要手段,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政治动员在建国之后的延续性运用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社会革命并不止于政权更迭一项内容,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后,为实现中国社会整体性的革命转型,以往在局部地区推行的各项社会革命措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不仅如此,按照党的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中国将首先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虽在总体上保持和平的状态,但也涉及到很多方面尤其是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革。因此,在建国前的革命时期取得极大成功的政治动员也就很自然地被用来在建国之后继续推进社会革命;其次,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树立群众路线作为其根本的工作路线,强调党的工作应当遵循“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政治动员则被视为实践群众路线的一大创造,既能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可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并同时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因之成为党政治传统的重要部分,在建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补足或部分替代已暴露出许多缺点和不足的全能型科层管理。

建国后的政治动员与建国前相比,在过程特征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和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组织和发动群众运动,利用民众的集体力量完成动员者期望达成的目标。但其差异性也很明显,最突出的表现在,中共作为动员主体,其政治地位在建国之后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由革命者跃升为国家政权的执掌者,这一转变对于政治动员的主题、内容和实际进程都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从政治动员的主题内容上看,建国前,政治动员的主题在于组织民众参与革命斗争,“武装夺取政权”。而在建国之后,政治动员的主题转换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与建设,动员的斗争性相对降低,组织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内容。从政治动员的实际进程上看,由于有了国家政权的支持,政治动员能力获得了进一步的加强。做出政治动员的决策,便能立即通过各级地方政府迅速展开政治动员,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运动。而且,党和国家掌握了报纸、广播等各种新闻媒体和舆论工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公共传播网络,其结果,“接受政治宣传对于所有中国公民都几乎是普遍而相当频繁的事

4,政治动员的宣传劝导因此变得更为容易,在引导、1情”

塑造动员客体的政治心理和价值观方面显示出更加突出的动员效果。再者,建国后,以普遍建立的基层党组织为中心,民众被广泛而又有所分别地纳入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直接隶属于党组织的群众团体,加之全国上下几乎所有的企事业单位亦都具有准行政组织的属性,这也为政治动员的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提供了现成的组织资源。一旦党和国家发出政治动员的指令,这些组织即可迅速地将民众动员起来展开集体行动。

从建国后到改革前的这段时间里,党和国家对政治动员的运用始终是频繁而广泛的,但也因政治动员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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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领域、运作方式和影响效果的差异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第一阶段,从建国初到1950年代中期,政治动员主要被用来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如镇反运动的目的在于清除残余的敌对势力,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土地改革运动、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旨在建立新的经济制度;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则分别为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打击破坏新秩序的非法行为。正是通过以上这些领域的政治动员,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制度的重塑得以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在这一时期,政治动员亦已被用于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即是为了激发民众更加自觉而热情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但与常规化的政府科层管理相比,此时政治动员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发挥的还只是辅助性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1950年代中期到文革前,在社会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动员开始被更多地用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尤以“大跃进”运动为标志,各级政府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领域进行政治动员的力度,试图通过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借助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意志力来克服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资源限制和技术限制,迅速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跃进”式发展。然而,这种尝试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引起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于是在19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开始后,经济领域的政治动员力度大幅减退,经济发展回归以政府科层管理为主导的传统模式。不过,在政治领域,政治动员的运用却呈日渐强化之势,从整风运动、反右运动再到四清运动,尽管政治动员的主题不尽相同,但由于受到1957年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影响,其形式愈益偏向斗争性的群众运动。

第三阶段,从文革到其结束,建国后政治领域的政治动员达到了一个高峰,集中表现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革命”名义下,斗争性群众运动成为文革的主要形式并被推向极致。这一阶段政治动员的各组成要素,诸如打倒“走资派”的主题内容、“大鸣、大放、大批判、大辩论”式的宣传劝导、不受政府控制的造反派组织网络之构建以及导致各级党政组织瘫痪并以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的“夺权”运动等,都反映着此次政治动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性质。但此时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出于社会革命的客观需要,而是用以打倒党和政府内部的所谓“走资派”甚至党政组织本身,这也就使得文革中的政治动员和正常的政府公共管理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结果造成了各级政权组织的严重毁损、国民经济的急剧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持续动荡。另外,在文革中,政治动员也被

再次用于实现经济上的赶超式发展,如“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业学大庆”运动,其思路和大跃进运动基本相似,但动员的规模和强度都有所减弱,然实际效果却同样不甚理想,未能扭转文革期间经济濒于崩溃的局势。　　四、辅助管理:改革后的政治动员

与建国前政治动员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相比,建国后至改革前这一时期所施行的政治动员的实践效果显然要复杂的多。在继续推进和完成社会革命方面,政治动员依然表现得极为有效;但在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政治动员的积极影响却相对有限,反而在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严重的弊端与不足;而当政治动员被用以解决政治领域过度扩大化了的“阶级矛盾”时,随之产生的斗争式群众运动给国家管理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后果则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要理解建国后政治动员为什么会造成上述复杂后果,必须深入分析政治动员的效能限度。

政治动员在建国后的实践效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在动员举措运用得当时,动员主体能够在不过多使用强制力和物质刺激的情况下获取民众的心理、行动和资源支持,有助于党和国家推进社会革命,创立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其二,社会革命的完成,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正式制度的整体性变迁,也包括一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即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更新与重塑。党和国家能够借助政治动员中广泛深入的宣传劝导以及群众运动所产生的情感共鸣效应,有意识地引导民众的社会化与再社会化,向社会输入“新的理想和新的

。其三,政治动员的文化重塑功能还有助于5意识形态”1

确立和深化民众对党和国家权威的政治认同,再与政治动员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网络构建相结合,便能有效地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权力渗透与控制。

不过,政治动员的实践效能亦有其内在的限度。政治动员所激发的群众运动通常是民众力量的同质性聚合,动员者主要关注于群众运动的规模和强度,而不是运动参与者之间的职能分工,群众运动的进程也很少遵循稳定的制度规则,这就意味着政治动员在处理那些呈现复杂技术性特征的日常公共事务上并无优势,无法替代更加注重职能分工和运作制度化的科层管理,如果强以为之则可能导致公共管理的低效率,还会扭曲甚至损害已有的科层管理体制;再者,政治动员将精神激励作为鼓舞民众参与群众运动的核心手段,但建国前后所有取得成功的政治动员都表明,只有将精神激励和物质利益的满足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最好的动员效果。如果过度依赖精神激励而忽视动员客体的物质利益,则将会极大地制约和阻碍政治动员的目标达成。大跃进运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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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失败,便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运动中所推行的“一平二调”、公共食堂等政策严重损害了民众利益有关。更不用说过度的精神激励往往意味着宣传内容上的虚夸和目标设定上的空想了;再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政治动员经常采取斗争性群众运动的形式推进政治革命。但在政治革命完成后,斗争性群众运动亦便失去了其原有意义。然而,建国以后,由于“阶级斗争为纲”思维的影响,很多政策争议和公共问题仍被错误地界定为阶级斗争现象并用大规模的斗争性群众运动加以解决。政治动员的斗争色彩不断强化,群众运动的烈度逐渐加深,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被频繁地用于激发民众参与群众运动,参与者群体心理中的非理性因素持续膨胀,最终导致斗争性群众运动失去控制,蜕变为公共生活中的破坏性力量。

建国后的历史实践表明,社会革命完成后,以群众运动为形式的政治动员便在总体上呈现出积极效果日渐衰减,消极效果愈益凸显的趋势。鉴于此,在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即代表党和国家宣布,今后不再推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指出“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

,“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6害多少人”1

考察一起社区拆违事件时则注意到,基层政府运用了构建非正式组织网络的动员方式提升治理能力,但其动员的主体与客体均为行政组织,体现为政府内部的自我动员,旨在打破行政部门分割,整合各相关部门的行政力量,集中处理那些单一行政部门难以处理的紧迫而棘手

;0的公共事务。张虎祥将之称为“动员式治理”2邓万春

则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分析了政治动员在推进农村改革上的作用,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呈现出了既有制度建设,又

1,但改革过程中针对农民进行的动2有动员措施的局面”

员已非采取群众运动的旧有形式,而是以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方式促使农民形成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心理与行为方式。

综合而论,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手段,政治动员在改革后所发生的变化十分明显。从其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上看,政治动员的重要性已然显著降低。社会革命的完成早已令政治动员在此方面的实际作用不复存在。而在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后,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环境中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党和国家又主要运用法制化的科层管理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政治动员因之退居辅助性的地位,其所应用的领域和实际影响力都趋于有限,但在某些政策领域仍是一种别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手段;从其主题内容上看,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废止以及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政治动员的主题逐渐集中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当然也还继续包括党和国家的权威建设,但与阶级斗争直接相关的内容却已较为少见;从其实现形式上看,党和国家亦不再借助群众运动为形式推行政治动员,而是将宣传劝导和人际联系网络之构建等动员手段融入政府科层管理的整体进程之中,并与物质刺激及法制手段结合使用,促使动员客体自愿配合政府的相关管理行动;从其预期效果上看,党和国家运用政治动员,主要旨在增进民众对于党和国家权威的散布性支持,提升民众对政府指令的自愿遵从度,弥补政府科层组织的管理能力之不足,同时又对政治动员的规模和强度加以控制,以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法律制度的稳定并与经济体制的市场转型需求相适应。总之,政治动员在改革后的延续性运用反映了中国公共管理模式激励的变迁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但其地位作用、主题内容和运作形式在改革后的转化却又反映了中国公共管理在制度环境、政策重心和实践机制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调整与变革。　　五、余论

无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还是建国以来的公共管理实践中,政治动员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权力技术,不仅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进程影响深远,而且还在正式的制

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

7,“人民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1那就会变成运动”

大规模运动厌烦了”,“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

。在邓小平和党与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的努力8搞建设”1

下,1980年10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决定,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大鸣、大放、大批判、大辩论”的规定,从而为不搞群众运动获得了宪法的保证。从此以后,类似于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那样动员民众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再未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出现。

群众运动乃是改革之前政治动员的主要实践形式,否定了群众运动的合法性也就意味着改革前那种旨在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传统政治动员方式现已被党和国家所否弃。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动员完全失去了在政府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在一些需要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或者常规的科层政府组织能力所不及的公共事务领域,党和国家仍会选用政治动员作为提升公共管理绩效或促进体制创新的辅助性手段,这一现象已为很多研究者所论及。马明洁在《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文中便指出,基层政府在督促农民种植特产作物时采取了宣传劝导的做法,“尤其是刷标语、开大会、组织参观、党员带头,这都

9。不过,马明洁也强1是改革前经常使用的动员手段”

调,与改革前相比,基层政府针对民众的动员能力已然衰弱,因此政府的权力运作加入了更多的市场化的物质激励因素,形成所谓的“动员式经营”的管理模式;张虎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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