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研究视域：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关键词：民主与参与:走出貌合神离的困境?——评卡罗尔·帕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近年来，公民参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的社区自治，以及相继涌现的各类地方政府创新实践促进了国内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的兴起。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式民主理论这一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的民主理论不仅被引入国内，而且在国内形成了多维研究理路。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文献的综合分析和概括，梳理出国内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的主要视域，并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成绩和不足，以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参与的深入有序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一、历史性视域：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历史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内学者就开始关注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有学者较早介绍了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发展历史，对“西方参与民主论”进行了评述[1]；还有学者专门介绍了托夫勒等人的参与民主思想[2]。关于参与式民主理论发展历史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有两个研究角度。

　　一是民主制度史的视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曹沛霖等人在开展政府体制比较研究时，就非常重视西方参与式民主的制度发展和实践。在他们看来，西方现代民主制可以分为代议民主制、行政集权民主制和参与民主制。随着政府干预社会管理和经济职能的日益增多，政府的权力容量日益扩大，为适应这些新的需要，以议会为中心的代议制政府在内部的权力结构上不得不把议会的权力逐步转移到行政机关。由此，西方现代民主制从代议民主制走向了行政集权民主制，从代议制政府走向了行政集权制政府。但是，行政高度集权、政府权力空前扩大形成两大矛盾：第一，行政高度集权和公民要求更多民主权利的矛盾——公民参政要求和行政高度集权的矛盾显得非常尖锐；第二，政府空前扩大的权力与人民权益的矛盾——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公共事务越广泛，与公民现实利益的矛盾就越多[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有些学者却提出代议民主制正在发展成为“共同参预民主制”，并认为这是西方民主制的发展趋势[3]。对此，国内学者认为，“参与民主制”只是一种直接民主制的形式，它无法代替之前的民主制度形式[3]24。这些研究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在宽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对民主制进行了研究，见解深刻独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是，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侧重西方参与民主制度发展的分析，较少涉及西方参与民主理论内在理论逻辑和张力的分析。

　　二是民主理论史的视域。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从参与式民主理论发展历史的角度对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进行了解析。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经历了滥觞、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陈炳辉等人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过程。他们认为，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建立在西方民主发展危机的基础之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民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在当代西方国家占据了主流的地位。而与此同时，它自身的各种缺陷、各种弊端也明显地凸现出来。20世纪以来，虽然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流地位，但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并没有消失，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复兴，并且成为当代民主理论的新热点[4]。陈尧梳理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兴起的历史缘由，以及参与式民主理论发展到协商民主理论的过程[5]。卢瑾认为，参与式民主理论存在一个从柯尔、阿伦特到佩特曼、麦克弗森再到托夫勒、奈斯比特、巴伯的清晰发展过程[6]。总体来说，国内学者对参与式民主理论发展历史的认识逐渐由模糊转变为清晰。

　　二、解构性视域：参与式民主思想的阐释与解读

　　随着国内对参与式民主理论代表人物著作的译介，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对参与式民主理论代表性人物的思想进行研究。他们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对参与式民主理论代表人物民主理论的解构和重构，深入分析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张力。

　　一是关于佩特曼参与式民主思想的研究。卡罗尔·帕特曼作为当代参与民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参与和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了具有新意的论证。胡伟认为，参与和民主能否走出貌合神离的困境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代议民主和参与民主的正确认识是把握民主逻辑的关键[7]。张丹丹认为，佩特曼的“参与性社会是理解参与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参与式民主论者是立足于现实生活去阐释民主的，他们认为在这个社会中所有领域的政治体系通过参与过程都可以得到民主化和社会化，同时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也能够得到切实实现”[8]。陈尧认为，佩特曼“提出一种参与民主理论，并不意味着否定代议制民主的现实，实际上也不可能……扩大基层或地方的参与活动，其目的并不在于推翻近代以来的代议制民主，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民主的内涵”[9]。

　　二是关于巴伯民主思想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巴伯对自由主义弱势民主的批判性分析无疑是十分到位的，或者说是切中要害的，为此他进一步提出了参与民主的强势民主理论，并试图以强势民主去修正、补充弱势民主的缺陷和不足，其实质就是以民主来修正、补充自由的缺陷和不足，通过增添公民的政治参与使自由主义的弱势民主中的民主成份能够变厚、变强。”[10]。还有学者侧重分析了巴伯民主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发挥基层民主的直接参与，提高公民自治水平；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动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壮大；构建共同协商的长效机制，促进公共意志的表达和实现[11]。此外，也有学者侧重分析了巴伯对自由民主的批判[12]，发现巴伯特别注意到公民教育思想和其公民共和主义的关联性[13]。

　　三是关于麦克弗森民主理论的研究。麦克弗森对资本主义拥占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关系的研究非常具有独创性。有学者认为：“麦克弗森的重要贡献在于理清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伦理基础即拥占性个人主义，揭示了拥占性个人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从兴起到成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尤为重要的是，麦克弗森发现了20世纪自由民主社会的内在困境：拥占性个人主义假设的现实性与资本主义民主无法实现每个人能力最大化之间的背离，这一背离进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大厦之根基,极有可能导致拥占性市场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14]还有学者认为，麦克弗森的另一个学术事业就是考察自由主义民主的命运，因为20世纪所有的重大问题都是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联系在一起的[15]，其参与式民主模型的主要构想是“在底层实行直接民主，从底层一直到最高层都实行代议制。整个体系呈金字塔结构，任何层次上的政策问题或议案都是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来”[15]40-41。

　　四是不同参与式民主理论家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学者分析了柯尔、佩特曼、巴伯的民主思想和卢梭民主思想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认为卢梭在某些概念上、主张上持续影响着后来的参与理论家，甚至成为这些理论家发展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础[16]。台湾学者郭秋永以“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将巴伯的民主理论和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进行比较，试图澄清当前政治学中经验性和规范性的理论困境[17]。巴伯的民主理论是回应自由主义的一种“参与民主”理论。有学者认为，巴伯的民主理论建构始于一个挣脱“哲学俘虏”的基本信念，将“政治”设想为一种生活方式、认识论及社会存在，进而推出转化、政治判断、政治谈论以及社会性等论点，最终导出公民身份与民主社群两个要旨[13]。

　　三、比较性视域：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系研究

　　在20世纪最后10年，协商民主理论作为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发展，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于自由社会的核心要素即公民自治的理想。协商民主理论延续参与式民主理论公民积极有序参与的理论关怀，致力于公民参与深度和品质的提高，被视为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带来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国内部分学者分析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趋势，形成了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的比较性视域。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将协商民主理论看成是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构成，即认为广义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包含了协商民主理论。陈炳辉等人从时间跨度考察了二者的关系，提出“1970年帕特曼的《参与和民主理论》成为参与式民主理论兴起的标志，1984年巴伯的《强势民主》主张以参与式的强势民主弥补代议制的弱势民主的不足。80至9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博曼等人的协商民主理论都积极倡导参与式民主，甚至连罗尔斯、吉登斯也都主张协商民主，从而呈现出参与式民主复兴的理论景观”[10]。他们认为，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就是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继续兴盛。王锡锌的观点与此类似，尽管他认为协商民主理论是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但是从他论述的逻辑来看，事实上是把协商民主理论作为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内在部分[18]。

　　第二种观点将协商民主理论看做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即认为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隶属关系。据笔者考察，这种观点目前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胡伟认为，“参与民主理论在20世纪后期的重要发展,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的兴起……协商民主肯定了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代议民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可以理解为是对参与民主理论的最新诠释”[7]。陈尧也认为，“参与型民主是一种激发人们公共意识的机制，通过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和进行公共讨论、协商、妥协，试图复兴人类政治历史上消失已久的公共领域。在这一公共领域中，人们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公共讨论中，通过说服他人或者向他人学习，不仅起到了教育的功能，而且进一步发扬了互动中的沟通、协调、宽容、理性等公民德行。参与型民主的这一重要过程及其思想在近年来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5]。

　　第三种观点认为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并不是简单的继承发展关系，二者同属一种大的理论流派之下，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差别也很明显。刘训练认为，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并列属于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的组成部分：“现代自由主义的各种民主理论满足于有限的参与，亦即投票；而共和主义者则把目光投向更加广泛的参与和更为深刻的协商。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参与民主理论和80年代以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新共和主义在民主问题上的这种动向……参与和协商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参与是协商的前提，没有广泛的参与就无所谓真正的协商；而协商又可以看作是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参与的内容不可能仅限于竞争和投票。当然，在它们之间也可以做出一些区分:比如，参与可能更强调参与的数量，即参与领域、机会和渠道的拓宽和增加；而协商可能更强调参与的方式和质量，即在参与数量既定的情况下提高参与的性质、效能等等”[19]。还有学者认为，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的区别在于视角的不同，前者侧重于实践层面，政治社会学的维度多一些；后者侧重于理论层面，政治哲学的维度多一些，与前者那种认为“在实践上协商民主理论比参与式民主理论更现实”的观点不同[20]。

　　四、本土化视域：参与式民主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契合性研究

　　虽然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是西方民主土壤的产物，但是它所关注的民主政治核心问题——公民政治参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方面。积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贯穿中国所有政治改革的一条主线。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推进，参与式民主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启示。国内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从这个逻辑前提出发，探讨了参与式民主和中国民主发展的契合性，探讨了参与式民主对中国民主发展的借鉴性。

　　一是分析了参与式民主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整体发展的契合性。这方面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参与式民主和中国民主发展进程的契合性。有学者认为，参与式民主是当代世界民主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向,“在代议制民主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以参与民主补充代议民主’是普遍接受的思路，但在代议制民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这种思路需要反过来，就是‘以参与民主带动代议民主’。通过扩大公民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民主参与，培养民主意识，提高民主能力，走渐进性的参与民主之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战略”[21]。2.参与式民主和中国民主制度结构的契合性。有学者认为，“发展参与式民主对完善我国民主制度结构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是完善我国民主制度结构的必然选择。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和理念，已上升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追求,能够为我国宏观民主制度提供价值担当和逻辑补充,也能够充当我国中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突破口。参与式民主提供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得以运行的逻辑前提,为我国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拓展提供了价值支撑点。”[22]3.参与式民主和中国群众路线的契合性。有学者认为，“群众路线与参与式民主之间不仅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高度契合，而且在基本主张上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完美的公共决策模式和良善的政治形态。同时，参与式民主还为群众路线的有效贯彻执行提供了驱动力，并为群众路线的制度化提供了载体和保障。”[23]

　　二是分析了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对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借鉴性。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有学者提出，参与式民主理论提出的通过扩大基层社会、地方的参与，实现更为广泛的民主,并为更高层次民主运作提供条件的思路，契合当前中国民主政治渐进发展的路径。参与式民主理论主张公民广泛地参与各种类型的决策，推动政府决策的合理化、科学化，促进责任性政府建设，这一观点能够为我国政府转变职能、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提供参考。参与式民主理论提倡培养积极的公民，倡导培育公共精神，主张建立参与性社会，这一观点对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具有启发[24]。有学者分析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发展前景，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它对中国民主发展的启示，认为中国面临着借鉴和超越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双重任务[6]178。从社会民主治理的角度来说，有学者指出，就当前的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来说，参与式民主也是中国社会民主治理的现实选择。[25]。

　　五、实践性视域：参与式民主推动民主治理的实践研究

　　目前，国内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中外参与式民主实践。近年来，国内外参与式民主实践空前兴盛，实践的丰富和快速发带动了国内学者这方面的研究。

　　一是对国外参与式民主实践的介绍和研究。参与式预算中最有名、关注度最高、时间持续最久的形式是巴西的参与式预算案例。国内学者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介绍和研究。他们主要分析和研究了如下几个方面：1.巴西阿雷格里市参与式预算的基本原则。有学者将巴西阿雷格里市参与式预算的基本原则归纳为：直接民主，超越现有民主，普遍参与，讨论和决定所有预算，不排斥代议制民主，自我管理、自治与开放，团结、自尊与公民权利意识等[26]。2.巴西参与式预算实践的形式和特点。有学者关注了巴西参与式预算的会议形式，包括社区会议、专题会议和全市范围的代表会议[27]。有学者总结了阿雷格里市“参与式财政”整体运作的鲜明特点：公开性、参与性、互动性、制度化[28]3.欧洲国家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及其经验。赵丽江、陆海燕对法国、德国与意大利3个欧洲国家的参与式预算实践进行了分析[29]。4.国外参与式预算改革的优化模式与制度逻辑。有学者总结了参与式实践前沿国家的经典模式，主要包括巴西阿里格雷港市的参与式互动模式、印度古吉拉特的参与式分析模式、乌干达的参与式跟踪模式、印度班加罗尔的“公民报告卡”模式等[30]。

　　二是对国内基层参与式民主实践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中国国内的参与式民主实践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出现了大量的成果。学界不断运用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解读和分析国内的参与式民主实践。有的学者从参与式民主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村民自治中的“代议民主论”提出了理论批评，认为代议民主论在国家层面是优越的，但在微观的村民自治层面却可能与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原则发生冲突，从而主张从直接民主原则出发，通过“参与式民主”的程序化改造，重构中国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31]。贾西津等人从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温岭的“民主恳谈”，将这种模式称为“中国参与式民主的新发展”[32]。卢剑峰也从参与式民主角度解读了“民主恳谈”的历程，认为“民主恳谈的战略意义在于开启了以参与式民主促法治进步，继而发展宪政民主的政治进程。民主恳谈符合法治精神，是体制内的政治实验”[33]。也有学者从参与式民主理论角度解读当前国内流行的网络民主实践，认为“网络这种信息传播手段能使人们的参与式民主在更大的范围更普及地、经常性地使用，人们用‘电子民主’、‘网络民主’等来称呼以网络传播技术为基础的新的共同参与式民主制,它是试图挽救代议政治危机的一种补救办法”[34]。此外，有学者探讨了参与式民主在中国政府决策中适用条件[35]。有学者还开始将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引进中国的教育组织决策问题研究[36]。甚至，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参与式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的术语，认为“参与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是参与式民主在治理中的运用”[37]。

　　三是对中国参与式预算实践的研究。对于参与式民主在国内地方预算上的实践，国内学界主要从如下几个角度进行解读。1.经济学角度的解读。苏振华从公共投资效率意义解读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实施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模式[38]。有学者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角度阐释温岭的参与式预算[39]，这种解读同样侧重经济效率和参与预算的技术。2.政治学角度的解读。从经济学角度解读参与式预算实践侧重参与式预算的技术层面，其视野比较狭窄。李凡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进行公共预算改革，就是要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调整，尤其要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并以加强人大的作用为核心，调整当前的治理模式。”[40]还有学者提出，“公共预算的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41]。有学者将参与式预算看做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重大切入点[42]。也有学者从协商民主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温岭市新河镇在政经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创新，把具有强烈协商民主色彩的“民主恳谈”机制引入了镇政府的预算过程[43]。更多学者则看到参与式预算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认为“地方层面进行的改革，有助于国家层面的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它会为中央政府提供各种经验”[44]。3.比较视野的解读。这方面研究既有国内参与式预算实践发展进程的纵向比较，更有国际参与式预算实践的横向比较。在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方面，2009年8月，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和浙江大学联合举办了题为“亚欧参与式预算：民主参与的核心挑战”的国际会议。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亚欧参与式预算：民主参与的核心挑战》，，介绍了欧洲和亚洲公民参与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对于参与式预算的比较研究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六、公民参与推动民主发展：中国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的简要评价

　　综合分析国内参与式民主研究的文献，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从研究趋势来说，国内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多。根据笔者的分析，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在国内兴起大概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近年来协商民主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中共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重要形式的论断。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需要我们对协商民主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协商民主理论和参与式民主理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追溯协商民主理论的渊源，难以回避对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二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兴起和发展，利益的多元化促使公民参与动力越来越强，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公民有序参与的相关理论问题，促使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西方这一很有影响的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三是2006年后，这一理论流派代表性人物佩特曼和巴伯等人的著作有了中文译本，有力带动了国内学界对这一重大理论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学术界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参与式民主是在西方语境下，因自由主义民主无法积极有效回应政治社会发展现实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民主模式。参与式民主理论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判，本质上是建立在对核心概念——政治、参与和平等的剖析和重新解读基础之上。尽管参与式民主并不是一个能够从根本上代替代议制民主体制的完美理想的民主形式，但是该理论指导下的参与式民主实践方兴未艾，并在世界许多国家的部分地区和欧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中国语境下，参与式民主理论对公民参与的信仰与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在本质上是契合的，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很大启发。参与式民主的理念蕴含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追求，其民主发展思路能为中国民主转型提供一种基本路径选择。这种路径选择突出了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突破口的重要地位。就当前的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来说，参与式民主也是中国社会实现民主治理的现实选择。虽然西方的参与式民主实践受到种种限制，但是中国的参与式民主实践却蓬勃开展。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推进，公民参与需求的日益增长，参与式民主理论将在中国获得更大的支持和影响。

　　其次，从研究重点来说，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在国内还处在起步阶段。这方面的研究多属经验层面的陈述或者简单的理论评议，对于理论的来龙去脉还比较模糊，尚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其中，比较多的研究是介绍参与式民主理论代表性理论家的思想，分析参与式民主理论和中国民主发展的契合性等问题。即使在已有研究成果中，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对于“什么是参与式民主”，大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许多研究者有时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卢梭的直接民主，有的将其简单地和代议民主直接对立；对于“什么是参与式民主的实质”，有的学者将其简单地界定为人民主权论，而没有结合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对于“参与式民主发展前景如何”，学界也存在许多不同的争论。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中的这些争论之处，正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需要学术界通过进一步研究进行厘清。在今后，要继续拓宽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研究视野，对参与式民主的内在逻辑、参与式民主制度的建构、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的区别和联系、西方参与式民主的实践逻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最核心的任务是研究参与式民主理论对“公民参与”问题的阐释和建构。因为，不管如何争论民主，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参与”永远是民主发展的核心要素，这一点历来都被达尔等民主理论家所强调。目前，国内的研究较少集中地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系统论述参与式民主理论中“公民参与”这一核心问题。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灵魂，只有通过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运转起来。笔者认为，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是中国民主建设中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重要转型，一方面导致传统的社会群体（如农民群体等）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利益表达式参与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导致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如私营企业主、新生代农民工等）亟需有效的参与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未来中国参与式民主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如何维持民众政治参与需求的有效满足和政治制度的有效供给之间平衡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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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关键词：民主与参与:走出貌合神离的困境?——评卡罗尔·帕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