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跨世纪中国传媒_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新成就

  本文关键词：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新成就

——“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讨论会暨

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乡村社会史讨论综述

卞利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

[中图分类号]S-09；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6)04-0131-05

[收稿日期]2006-10-02

[作者简介]卞利(1964—)，男，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法制史。

由中国社会史学会主办，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联合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共同承办，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等17家单位发起的“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于2006年8月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举行。来自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共133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或论文提要131篇。其中涉及到乡村社会史领域的研究论文或论文提要达70篇，占据了整个论文或论文提要的53％。这说明乡村社会史已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主流。

会议根据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及论文提要情况，将大会分成社会史理论及相关专题，宗族、谱牒与村庄史，地域文献与地方史以及风俗信仰和社会生活史四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

现就本次社会史学盛会中有关乡村社会史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综述。

一、乡村社会史理论和相关专题文献讨论广泛深入

本次会议的参加人数堪称空前，与前十届会议相比，包括乡村社会史在内的中国社会史理论研究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讨论的问题也更为广泛而深入。

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常建华在题为《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长篇主题报告中，对近十年来包括乡村社会史在内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特点和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总结。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理论方面活跃，思考着一些历史学的根本问题，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也有探索精神，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社会史学者能够从多元学科视野看问题，立足地域社会史研究，融合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展现出社会史研究的魅力与前途。理论的探讨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社会史研究不能过分依赖社会学，社会史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的统一。针对“跨区域研究”、“重提政治史”与社会史区域研究及社会史整体性的关系，指出：应当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有效性有充分的认识与自信，同时也应当对区域史研究的限度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自觉，并强调了社会史史料学的重要性。常建华还就近十年来的中国整体及区域乡村社会的婚姻家庭、家族宗族、人口、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社会生活、乡村社区、生态环境、灾荒救济和慈善事业等专题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客观中肯的评述。

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在为会议提交的《作为历史文本的日常生活及其解读——从“乡土艺术”谈起》的论文提要中，从“乡土艺术”概念的分析人手，提出了无论是“乡民艺术”、“乡土艺术”还是民间艺术，都需要顾及概念的张力。作者进一步以“乡土艺术”为中心，阐释了作为历史文本的日常生活及其解读方式。指出：理解一种乡土艺术的文本不仅需要考虑现实的语境，还要考虑一个历史的或者动态的语境。

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作了《“感觉主义”与中国当代史学研究》的报告，在强调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倡导应将“感觉主义”运用到中国历史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中，这对当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特别是强调体验的乡村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南开大学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学者对中国农村调查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与中国学者相比，这些调查无论在调查宗旨、调查区域、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以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视野，虽然两者有共性的一面，调查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其学术贡献是主要的。

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为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因此围绕有关乡村社会史专题文献进而上升到问题探讨和理论分析的讨论也进行得也十分热烈。

上海社科院钱杭在为大会所作的《浙江萧山湘湖文献研究》主题报告中，把记录浙江萧山湘湖水利共同体形成至消亡的历史过程，讨论因湘湖水利引发的禁垦之争，恩怨纠葛及各类社会问题的文献，，统归为“湘湖文献”。认为，这种文献多为文件汇编，是湘湖水利史和社会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武汉大学杨国安也以湖北崇阳县的《华陂堰簿》水利纠纷文献分析为中心，考察了塘堰灌溉与明清时期鄂东南地区乡村的用水秩序、基层权力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整合等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周荣考察了晚清到民国年间湖北天门县历编水利案牍等水利文献产生的过程、流传方式、具体内容，以及编纂意图、功用，并由此揭示了文献背后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冯贤亮则利用清代保留下来的一份水利社会史资料汇编《浙西横桥堰水利记》等水利文献，对清代浙江平湖县一个地方水利事业兴废沿革及社会记忆，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论述。

山西大学张俊峰从民间传说的口头资料入手，根据流行在山西洪洞县和赵城县的“油锅捞钱”传说为蓝本，从一个侧面证明历史是一个层累和叠加的过程这一原理。中山大学邱捷在会议的主题报告中，对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的孙氏家族文献与文书实物的社会史解读，从另外一个视角，研究了19世纪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个普通乡村居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状况。

中山大学陈春声以《侨批分析：近代韩江流域“侨乡”的形成》为题，以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l0万件侨批文书为中心，对近代韩江流域“侨乡”的形成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这些侨批具有相当好的内在历史脉络，透过细致分析，可以整体性地再现乡村历史中经济活动的过程及其机制，在了解历史脉络的基础上，重构乡民的经济生活及其内在联系。而地方历史文化传统，在“侨乡”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宗族史与村庄史讨论涉及面广

作为民间文献中极其重要的一种，宗族谱牒和碑刻文书在宗族史和村庄史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围绕谱牒、碑刻和村庄档案文书等民间文献和资料而展开的宗族和村庄史研究引起了海内外与会者的强烈关注。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重要的基层组织，“聚族而居”的居住特点，使得自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各地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编纂和保存下了数以万计的各类族谱。这就为学者利用族谱分析和研究宗族和乡村社会史提供了可能。因而，利用族谱研究宗族史特别是宗族个案史研究，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厦门大学郑振满以福建《培田吴氏族谱》收录的“家训”、“家法”、“族规”及有关“章程”为例，深入探讨了清代闽西客家的家族自治理想与实践过程的问题。上海社科院马学强通过对16至20世纪中叶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个案的考察与梳理，论述了民间文献中记录的家族婚姻状况以及家族婚姻圈的变化。

因本次会议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联合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共同承办，加上包括族谱、文书等徽州民间文献的丰富性、典型性和特殊性。因此，围绕徽州宗族、谱牒以及宗族文书等的讨论，自然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在《“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的主题演讲中，以“咸丰兵燹”后绩溪宅坦村胡氏宗族致力于重建宗族记忆的过程为例，详细论述了徽州宗族重建记忆系统的努力。认为，徽州宗族社会存在一个完整、复杂的记忆系统。短时段的事件对徽州宗族记忆的冲击，反倒使隐没在日常宗族生活中的记忆系统显现出来。指出：宗族记忆是对各种个体的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群体记忆的动员、利用、篡改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宗族记忆也是宗族忘却。这是徽州社会得以保持“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的内在机制。安徽大学卞利对明清徽州的宗族公约进行了分类研究，指出：明清时期的徽州的族规家法是宗族聚居村庄重要的民间法律规范，但族规家法是综合性的，具有较为稳定的性质，而围绕乡村社会经常出现的因人、因事和因物而进行的某些临时性调整，往往非族规家法所能解决。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订内容较为单一的各类宗族公约，成为明清徽州宗族行使对某人、某事、某物进行调整的重要规范之一。黄山学院韩宁平以乾隆《星源甲道张氏宗谱》为中心，考察了清代徽州的拟血亲承继制度及其运行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刘道胜论述了明清徽州宗族管理中的公匣制度，认为其中含有某种进步因素。安徽省社科院陈瑞则从宗族社会舆论的视角，探讨了宗族的内部控制问题。安徽大学赵华富讨论了朱熹与婺源茶院朱氏宗族的关系，对关于朱熹籍贯、回乡展墓、朱子阙里与文公家庙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辩。安徽大学郑小春根据清雍正五年休宁苏氏宗族的族内诉讼案卷的分析，探讨了徽州宗族内部矛盾，提出了明清徽州宗族呈现多样化发展特点的观点。黄山市方志办翟屯建根据自己收藏的婺源豸峰潘氏手抄本《潘氏纪事》，阐述了徽州人的公益理念及其现代启示。黄山学院韩宁平以徽州宗族文书为例，探讨了经济因素对宗族继承的影响。休宁县方志办汪顺生亦以自己收藏的清末民初祁门李邦福的杂记手稿为例，剖析了李氏世荣堂祠内各项活动，以及徽州宗族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村庄史研究近来是社会史研究中较为热门的领域。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或论文提要，有不少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会议的有关村庄史讨论涉及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

中山大学刘志伟在《里甲与村社——从山西阳城县润城镇中庄村汤帝大庙的一张碑刻谈起》大会主题报告中，根据新发现的山西阳城县润城镇中庄村汤帝大庙的一通清嘉庆元年碑刻，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明清里甲与村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厦门大学刘永华以清至民国闽西四堡50种祭文本为例证，结合田野调查，对明清时期的民间礼仪、道教科仪与王朝祀典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了王朝祀典渗透到民间的看法。西北工业大秦燕对明清时期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村庄及其社会变迁，进行了较有力度的剖析。山西大学胡英泽从环境史的视角，研究了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勾勒了沿黄河村庄的土地制度，认为，黄河深刻地影响着沿河村庄的生产、生活方式，村庄应对这一环境，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制度，体现了环境和社会的关系。黄山学院汪柏树对徽州休宁县北山乡土改以后的150件土地卖契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认为，这批卖契对认识土改之后到合作社成立之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具体状况与发展趋势，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乡村文书与地域史研究受到特别关注

区域乡村文书文献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史研究中的热门领域和热点话题，本次社会史年会由于主题集中，该领域研究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强烈关注。

南京大学范金民在大会主题演讲中，以《日本所藏江南文书知见录》为题，对散藏在Et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国会图书馆和东北大学等地的江南地区文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就其学术价值作了令人叹服的剖析。刘伯山估测了徽州文书的遗存数量，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徽州文书的整理情况。山西大学行龙以《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为题，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藏的资料进行了系统介绍和剖析。聊城大学吴欣以徽州文书为例，对明清民间社会的“中人关系”与社会秩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臼井佐知子通过对包括乡村典当在内的徽州典当文书的分析，分别从典当的历史与术语，有关利率及回赎的法律规定，徽州文书所见的借贷理由、质押物、借贷金额、利息、回赎期限等各个侧面，对明清徽州的典与当问题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安徽大学栾成显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为例，从明清户籍制度变迁和徽州人口流动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认为，保甲册中多数人户记载有同居人口，反映了人户构成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韩国仁济大学金诚赞以苏州吴江县同里镇一个笔记《庚癸纪略》中的“田凭”为例，阐述了太平天国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和政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邢丙彦以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松江土地买卖契约为中心，对晚清同光年间松江地区的土地交易方式和交易过程，进行了分析。南开大学张思对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文书的分析，展示了20世纪后半叶国家权力与农民社会之间相互碰撞的场景，认为面对国家权力的渗透，乡村社会的文化过滤之网，既可能采取开放、利用的态度，也会做一番截取或消减，更有可能让国家权威感受到乡村文化的反讽。

在地方史专题研究方面，与会代表分别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举凡地方治理、慈善事业、灾荒救济、国家与地方社会以及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等，都在本次会议的讨论议题之列。华中师范大学罗福惠通过对19世纪前半期四部文集的考察与分析，提出了江汉文化精英的草根特色的命题。认为：19世纪上半叶，思想敏锐的士人把关注的重心从庙堂和经典转向江湖，或热心民间歌谣，或重点反映民间疾苦揭示“农病”，或以“近人情”为标准批判旧学，增强了精英文化的草根性。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邱仲麟对明代万历年间矿税事件与华中的山林封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万历年间的矿税事件，除了在政治上引发文官体系与宦官集团的争端，在地方上造成社会纷扰外，其对山林矿场开发也有负面的作用。苏州大学王卫平以《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为题，对明清时期以江南士绅袁黄为代表的善书运动倡导者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袁黄的思想不仅对清代善书的编纂、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明末以后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吴琦依据地方志材料，对清代湖北的育婴事业进行了时间和空间的分析，并剖析了其分布上的时空差异。厦门大学王日根通过对闽南示禁碑的考察，论述了清代至民国时期闽南地方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认为闽南各类官府告示禁碑，包含了官方对民间因素的利用，以及民间对官方政权的服膺和依附。上海师范大学申浩探讨了碑刻记事与明清苏州地区的社会整合问题，指出遍布苏州城乡的地域社会民间文献，碑刻是实现地区社会整合的重要途径。苏州科技学院朱小田对民间文献江南竹枝词的社会意义，进行了一个侧面的研究，认为竹枝词素材在国家—社会框架内彰显出特殊的思想意义，其社会史价值不可低估。安徽师范大学孙华莹研究了徽商对明清徽州荒政建设的贡献，指出在徽商影响下，徽州荒政建设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色。安徽大学周致元对清代徽州乡镇志中的民间救荒措施进行了讨论，指出明清徽州能够有效实施民间救助，主要得力于官府的奖励和宗族的有效组织。广西师范大学罗婧依据盛泽乡镇志，考察了区域交往的扩张力与市镇聚落的成长问题。苏州大学徐茂明和上海师范大学张翔凤以晚清江南地区的减赋为中心，论述了士绅家族在国家与地方权力关系中的角色，认为江南的减赋成功，是各种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海洋大学蔡禹勤以战后青岛渔会为例，讨论了小农经济形态下的渔民组织及其职能问题。山西大学乔新华亦根据地方志书，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了洪洞县大槐树移民问题，并由此阐述了地方志资料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解读方法和重要性问题。山东大学王加华在《工业化、妇女解放运动与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论文中指出，与传统相比，近代江南乡村妇女在工业化、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无论是角色还是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内”、“外”领域之分发生了变化。

四、风俗信仰及乡村社会生活史讨论热点频出

风俗信仰和乡村社会生活史是近年来社会史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围绕民间文献的挖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视野更加开阔，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刘志琴以《从民俗考察社会思潮》为题，探讨了民俗与社会思潮的关系，指出萃取最有民众性、典型性和连绵性的民俗现象，给予历史地解析和评论，是考察社会思潮的最佳视角，也是从本土资源建树中国民俗史理论的重要途径。

安徽大学张崇旺对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水利神信仰作了探讨，指出明清江淮地区的水利神信仰呈现出多样化、类型化、系统化特征。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王健以苏州和松江为中心，对明清江南士绅的祠祀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江南士绅的祠祀观念更多地受到地方、家族与个人利益的牵制。复旦大学朱海滨在《僧侣、士人与胡则信仰》一文中，认为胡则信仰的形成和传播，僧侣和士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山西大学马维强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一册宗教科仪书——《神敕撰表文对联令》，深入探讨了山西平顺地区的民间信仰，认为《神敕撰表文对联令》中的神灵信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它根植于当地的文化传统之中，同时又超出了“个体”行为。厦门大学覃华瑞以绩溪县坳头村为中心，对徽州古村落的风水与空间组合展开了讨论。

乡村社会生活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本次会议与会代表提交的有关乡村社会生活史方面的论文或论文提要涉及到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乡村社会与经济生活方面，山西大学郝平通过对晚清晋南地方商人王欢《丰歉年略》一书的解读，探讨了清末山、陕两地粮价变动的内在原因，并试图构建一幅粮价变动与民生图景的历史画面。南昌大学黄志繁、邵鸿则透过5本婺源县排日帐，分析了清至民国年间徽州小农生产与生活，得出了与周流天下的徽商相比，徽州小农很少跨出县境外活动的结论。安徽大学胡中生从融资与互助的角度，对近代徽州民间经济生活中的钱会问题作了很有深度的研究，认为在政府性金融组织缺乏的情况下，钱会组织满足了民间社会和基层组织在日常生活和商业经营中对资金的特殊需求。钱会组织的存在，于社会稳定和民间工商业发展皆有促进作用。

作为中国社会史学界的一次盛会，本次“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无论在参会人数、会议规模与规格，还是在会议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堪称是空前的。其中乡村民间文书与文献，以及宗族史、村庄史和乡村社会生活史讨论尤为热烈。限于水平和篇幅，我们对这次盛会中的乡村社会史讨论的综述难免挂一漏万。有些因种种原因未能到会的作者及其论文提要，为了不致曲解原意，我们谨作了选择性的评述。文中的不妥或不当之处一定有不少，这里只有敬祈方家达人批评指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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