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一种历史审视83

发布时间：2016-11-17 03:35

本文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一种历史审视，，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2001年9月；第8卷第5期当代中国史研究Contemporar；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一种历史审视；关海庭；(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北京100871)；[关键词]“文化大革命”;传统政治文化;当代中国；[摘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集权主义、注重伦理关；的因素,从传统中构建“,,要在重视精神；,形成更科学的政治文化；[][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2001年9月

第8卷　第5期当代中国史研究ContemporaryChinaHistoryStudiesSep.,2001Vol.8　No.5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一种历史审视

关　海　庭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北京100871)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传统政治文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

[摘　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集权主义、注重伦理关系、强调道德至上,注重人生的理想和精神因素的作用,而最大的弊端是重人治、,文化的特点充分展现出来,们存在着深远的影响,、有积极意义

的因素,从传统中构建“,,要在重视精神

,形成更科学的政治文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4952(2001)0520073211

AnistoricalPerspectiveontheConstitutionofContemporaryChinese

PoliticalCulture

GUANHai2ting

(DepartmentofPoliticalScienceandAdministr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Keywords:CulturalRevolution;traditionalpoliticalculture;contemporaryChina;constitutionofpoliticalculture

Abstract:China′straditionalpoliticalcultureemphasizedcollectivism,ethicalrelationsandtheprimacyofmorality.Itsgreat2estvirtuewasgivingimportancetohumanidealsandspiritualconcerns;itsgreatestflawwasstressingpersonalruleandne2glectingruleoflaw.TheCulturalRevolutionfullyexpressedthefeaturesofChina′spoliticalculture,especiallytheshortcom2ingsoftraditionalpoliticalculture.Thisshowsthattraditionalpoliticalcultureexercisesaprofoundinfluenceoverus;wemustfindstable,enduring,andpositiveelementsfromourownhistoricalpoliticalculture,constitutingthe‘subjectiveconscious2nessofmodernpoliticalculture’fromtradition.Thatis,whendevelopingacontemporaryChinesepoliticalculturewemust,whilestressingthespiritualidealsofChinesepoliticalculture,injectintoitthecultureofruleoflaw.

“文化大革命”是当年毛泽东赋予的称呼。其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随后又被进一步称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包括文化问题的“政治大革命”。实际上,它没有带来任何意义上文化和政治的进步,而只是一场文化上的灾难和政治上的内乱。但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直接涉及了政治文化问题。从红卫兵运动的“破四旧”到“教育革命”与“文艺革命”,再到批林批孔运动,无不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认真地反思这段历史,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艰巨任务。

[收稿日期]2001-02-21

),男,籍贯吉林海龙,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副主任、教授、法[作者简介]关海庭(1954—　

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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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

一

由于政治学是研究有政治社会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所以“国家”是政治学的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中国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国家”崇拜观念。这种国家崇拜观念来源于对国家概念的两种理解。中国人理解的“国家”有两个具体的含义:一是传统的。中国近代以前的“国家”有其特定的含义,中国古代典籍把不同的统治范围称为国与家。诸侯统治的领地称为邦国,卿大夫统治的地域(采邑)称为家室,这和近代的国家的概念是不同的。中国古代和国家相近的概念是“王朝”。这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专制—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会的基本特征;二是现代的。到辛亥革命前后”。。有的学者以西方。萧公权认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弊端,是“。所谓近代国家观念,有以下特点:“(一)树立民族自主之政权。(二),彼此交互之关系。(三)重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赖人伦道德以为治。(四)扩充人民参政权利”。而中国“二千年政治思想之酝酿冲激不能产生近代国家之观念,此[3][2][1]实历史环境之所限”。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引进后仍受到传统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国家概念是和“崇拜”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国家崇拜观念有其基本特征。

第一,集权主义对分权原则的否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属于集权型的政治文化。中国国家崇拜概念的深层含义是皇权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主是全社会的最高主宰,神圣不可侵犯,人人都要服从君主。而且把国家看成是君主的私有物,“国者,君之车也”,秦汉以后实现中央集权制,把皇帝统治的范围,通称为国家,有时也把皇帝直接称为国家。这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缺少人员流动,处于宗法血缘关系的包围中。这种皇权主义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维持的主要纽带,这种皇权制度也是以家庭小农经济作为社会基础的。一句话,家是国的根基。以国家为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运行的基本特点,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钥匙。

第二,伦理关系对个性自由的否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是处于宗法血缘关系包围中的人,是失去主体意识的人,受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左右。孔丘强调统治秩序,在家庭关系上力主长幼有序,孝悌忠信。在君臣关系上,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国家政治体制上要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6](P,140)[6][5][4],而不能自诸侯、陪臣出。针对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现象,孔丘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认为如果他从政的话,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6](P,109)孔子所说的“正名”、“礼乐”,都是较严格的伦理关系。中国政治文化“注意人与人的关系”,“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非常重视现实的人生”。“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强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去理解,要求每个人在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由此演化为注重集团意识,集体行为。?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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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德至上倾向对依法治国原则的否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从孔子的“为政以德”[6](P,23)到孟子的以德服人,无不表现出对伦理道德的关注。中国政治文化强调国家崇拜和皇权本位,势必导致对国家和君主的绝对服从。从家庭本位的个人对家长的隶属到皇权本位的个人对君主的隶属,使皇权观念深入人心,对个人强调反躬自省的道德修养成了社会个人的最高价值标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重道德的倾向导致了对法治的否定。“内圣外王”———政治与道德合一。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7][6](P,135)荀子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即使是历史上的法家,如韩非等人,也没有跳出“凡治天下,必因人

情”[5](P,418)的思想范式。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大弊端,就是重人治,轻法治,即实质是皇权大于法权。而皇权大于法权的深层次原因,是封建人伦关系大于法制,,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使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法治文化。。这种状况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第一,最好的工具。没有法制,;第二,无法估计的预期影响效率。,各项社会活动可以一环扣一环地进行。,;第三,无法形成规模的,有规模才有效益。要想形成大规模的商务关系,人们要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于法制,来自于规则。没有法制和规则,社会经济活动几乎都在熟人之间进行,这就形成不了大规模的商务关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大的优点,就是重视人生的理想和精神因素的作用。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贫困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民,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为了弥补物质状况的不足,就必须发挥精神优势。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视精神因素的特点,是服务于封建专制的皇权主义的,造成了人们的盲从。如果改变这种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法制的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的重视精神因素的优势就会日益显露出来。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特征,随着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展开不断强化,这就是在原有的“老传统”基础上又形成了“新传统”。这些“新传统”同今天距离更近,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规范、生活习惯,乃至行为模式,都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一,中国革命是在被压迫得不能利用合法斗争的时候展开的,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的法制中进行的,所以,“仇视法制的心理在我们党内和革命群众中有极深厚的基础。”第二,中国革命是在客观条件极其残酷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展开的,通过政治动员发挥精神因素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第三,中国革命是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展开的,各行各业,一切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军事化的组织和战斗化的行动,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事实上难以包容民主原则。至于白区的地下工作,上下级只能单线联系,更没有任何自由的余地。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最迫切需要的是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专断行为和服从意识。[8]

二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充分展现出来,特别是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缺陷充分显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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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理想。红卫兵运动从始至终表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多少人敲锣打鼓举着彩旗,列队到火车站,欢送插队青年。但随着农村艰苦、平淡、琐碎的生活,理想在生活中一日一日磨蚀,有的知青走上了与最初理想相反的道路。时至今日,老知青中发出了“青春无悔”的感叹。一批“老三届”的知青,带着各自的孩子,回到当年插队的内蒙古草原。他们当年曾在这里采过石头,女知青每日也要抡18磅的大锤,累得筋骨疼痛。一个女知青把大锤交到16岁的女儿手里,女儿举到半截便撂下大锤说:“真不是人干的活!”老知青感慨地说:“孩子们很难理解我们的过去,支撑我们的是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总是值得尊重的。”回想“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理想主义是其中最基本的特征。重视理想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以理想等精神因素来否定法制的作用,是不利于社会正常运转的。当年的轰轰烈烈、英勇悲壮、无法无天都是在“。

2.反文明倾向。1966年夏天,红卫兵走上街头,、打[9]人、砸文物、烧“坏书”、剪长发、剪烫发、年八九月间,北京市被打致死者达千人,被抄家815。上海市到9月上旬即有8,1000多人。各地红卫兵还,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孔林遭砸,被毁文物达6000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数十件,

①一些红卫兵组织还肆意冲击、抄掠许多享有很高名望的领导人、民族宗教珍版书籍上千册。[10]

界人士的住所,甚至向民主党派机关团体下达无条件“解散”的“最后通牒”。宁夏回族聚居的海原县在“破四旧”高潮时期,仅三四天时间就拆除清真寺67座。这种否定一切的反文明的倾向,是对法制的公然践踏。

3.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在红卫兵搞的“红海洋”[11]活动中,毛主席语录被冠以“最高指示”,具有广泛的“法宝”效力。几乎每一个大的政治运动都是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发端。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斗、批、改”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的起因、内容,都是以毛主席的某个最新指示来界定的。各种宣传媒介也都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宣传中心;各级领导也都围绕着毛主席的指示做思想政治工作。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1967年以后,“早请示”、“晚汇报”这类所谓“三忠于”活动已风靡全国。人们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及晚上临睡前,总要面对毛主席像,诵读毛主席语录。这种活动甚至开展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的简短的开幕词,多次被万岁声打断;一些小组会上竟出现大跳“忠字舞”的场面。这种个人崇拜的深层次涵义就是人格权威大于法律权威,没有形成法理型的权力运行机制。

4.注重血缘关系。以血缘关系划线而株连九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红卫兵运动时期时髦的口号。当时加入红卫兵有严格的血缘规定:最初只有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才能加入。一个中学生,父亲出身贫农,但因母亲出身中农,也被拒之门外。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被允许加入。至于“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考验的时间更是相当长久。“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1亿人以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种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宗法观念严重制约着法治观念的形成。

①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公证人赵云阁1983年5月20日对被告人戚本禹所犯罪行的发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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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是后来的全面夺权,以至于后来的“斗、批、改”运动等,各派都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没有共同建设一个精神家园的宽容。这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想方式,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狭隘、偏激、自私的典型表现。比如,最先造反的老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为口号,一开始革命的口号比谁都响亮,以为“子承父业”的时代来了,打江山就要坐江山;后来平民子弟又开始造反,思想方式同前者是一样的。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同市场经济不发生经常性的联系,缺少妥协、让步等策略与合作意识。法治就其形成过程来看,是各方面妥协让步,订立契约的产物,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孤立主义”是不利于法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

6.斗争至上。“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言行的突出特征是偏激好斗,把“的标志,不然就称之为“死水一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奉为金科玉律,,!红卫兵运动时的行为就是斗争高于一切,,直至“斗、批、改”运动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到,“阶级敌人”就达3418万人。这种。即把事物和发展动因归结为矛盾斗争,认为“一分为二”是革命哲学,“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哲学,中庸之道和调和折衷则是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态度。毛泽东的很多“最高指示”说得更明确:“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在经济建设时期,斗争如果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来坚持,是不利于人们规则意识和习惯的培育的。

7.群众运动。整个“文化大革命”是由大大小小的运动组成的,可以说是没有一天不在[13]搞运动。大的运动有: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红卫兵运动、全面夺权运动、“斗、批、改”运动、批林整风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经济活动,也是运动形式开路,搞大会战。1969年8月,首都钢铁公司向武汉、重庆、包头等钢铁公司发出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各行各业纷纷响应,这被《人民日报》宣传为“大跃进的先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的信号”。1970年3月,鞍钢首先提出了5年内钢产量翻一番的口号,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迅速在全国推广。1970年初各省、市、自治区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和各部门的专业会议,纷纷提出各自地区、部门的生产短期“翻番”、大幅“跃进”的口号,各种“会战”层出不穷。江西省从年初开始组织全省钢铁大会战,突击建设15个小型钢铁企业,并计划通过“汽车会战”和“拖拉机会战”,到1971年生产1万辆井冈山牌汽车和10万台安源170型拖拉机,形成每个县造拖拉机和每个专区造汽车的散乱局面。经过汽车大会战,到1970年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均称已能“成批生产”汽车。在这样一种气氛下,1970年的生产指标显著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达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17%。其中,农业总产值1021亿元,增长518%,工业总产值2117亿元,增长3216%;国民收入1926亿元,增长2313%[14],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停滞不前。1971年底,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严重局面,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大大超出预定的计划。为了解决粮食销量超计划造成的困难,除了进口粮食外,还动用了国家的粮食库存。以理想为手段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同法制的程序行为是格格不入的,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

8.“大民主”行为。即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方式产生于1957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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