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pdf_39“现代性”辨正

发布时间：2016-12-15 08:44

本文关键词：“现代性”辨正，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肠．）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现代性’’辨正；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摘要］；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正式形成；那时所说的“新”是基本相同的一个文化概念；［关键词］现代性；古典性；西方性；未完成的现代性；１２０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０；就停滞了，就会愈来愈被大量不相干的观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肠．）２０１３年第５期（总第２３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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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辨正

王富仁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正式形成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与

那时所说的“新”是基本相同的一个文化概念。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体现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整体社会历史特征的一个文化概念。它主要活跃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即将发生整体历史变化前夕的个别历史时期，例如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而在更多的时候，人们关注的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些更具体的追求目标，但“现代性”对于有分析性地感受和理解其他具体的文化概念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古典性；西方性；未完成的现代性；反现代性；后现代性［中图分类号］

１２０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０２０９（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０５—２６

就停滞了，就会愈来愈被大量不相干的观念所异化，成为人类文化和这个民族的文化陷入混乱无序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的政治方针是“改革、开状态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整个人类文化或一个民放”，社会上的潮流是告别文化大革命，社会意识形族的文化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化概念也不会轻易态的关键词是“现代性”，与之相呼应的文化和文学地退出文化的舞台，都不会在人类文化和这个民族研究学科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研究。所以我们中的文化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总是在不断地被重新国现代文学研究那时颇“火”了一把；２０世纪９０年感受、重新认识、重新诠释中获得新生，并发挥其持代国家的政治方针是经济改革，社会上的潮流是下久的影响力。否则，人类文化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海经商，社会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后现代”，与之会像走马灯一样旋转不已，积淀不下任何一点有益相呼应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学科是中国当代文化和的东西。

文学研究。“现代性”开始受到质疑，我们中国现代“现代性”这个文化概念也是这样。

文学研究也失去了龙头老大的地位；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家的政治方针是在新建立起的“崛起的大国”观念的基础上得到调整的，经济上的潮流是炒实际上，“现代性”只是人们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股、买房子，文化上的潮流是“国粹热”、“国学热”、一种观念形式的产物，它是在社会历史时间的维度“儒学热”，社会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中国模式”、上建立起来的，是与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等代表“民族性”，与之相呼应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学科是中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已经产生并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现代性”受到相当普遍事物的性质相对举的。在中国，“现代性”作为一个的质疑，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被严重边缘独立的文化概念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实际是很晚的化了。

事情，实际是在２０世纪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七实际上，在整个人类文化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八十年代，并且是在国家政治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化概念都不可能永久地占据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核心地位，否则，人类文化和这个民族的文化

化）的基础上被中国知识分子转用到中国当代文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一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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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领域的。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形而下”物质文化层面的现代化，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现代性”则更是“形而上”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性”，它们因其历史时间概念“现代”的相同而联系在一起，但当“现代性”脱离开国家政治的“形而下”的物质文化层面而被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层面，在中国，“现代性”就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新”联系在了一起。

实际上，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新”也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时间的概念，它是与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旧”相对举的。这个“新”本身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但这个时间性的概念却不是个人的、日常的、物理性的时间概念，它所指称的既不是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这个时间“点”，也不是胡适写作《文学改良刍议》时的那个时间“点”，而是一个观念中的社会的、历史的时间概念，它所指称的是一个观念中的即将开始而尚未成型、因而也是模糊混沌的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时空结构。它不仅具有时间性，同时也具有空间性，是以一个模糊混沌的整体时空结构的形式出现在那些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倡导者的想象之中的。与此同时，“旧文化”、“旧文学”的“旧”，也是一个整体的时空结构，不过这个结构在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的观念中，已经具有相对明确的完整的结构形态，这个结构形态已经无法容纳他们当下的自由创造的活动，已经成为束缚、禁锢乃至窒息他们的自由创造活动的桎梏，所以他们感到再也不能使其纹丝不动地继续维持下去。也就是说，“旧文化”、“旧文学”体现的是过往历史的文化和文学、中国古代历史的文化和文学，而他们所创造、所提倡的“新文化”、“新文学”体现的则是从当下开始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文化和文学、中国现代历史的文化和文学。这个“新”也就与“现代性”有了几乎相同的意义和价值。

当我们将“现代性”的观念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现代性”的观念虽然是一种社会的历史时间的观念，但却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时间观念，亦即不是这个社会、这个历史时代所有人在感受和认识所有事物的时候都能够意识到并实际使用着的时间观念，而是一种主观的时间观念，一种首先产生于个别人在感受和认识特定事物的时侯的主观的时间观念，只不过这种首先在个别人感受和认识特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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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时候所产生的主观的时间观念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意识到并运用于感受和认识越来越多的事物。如果说它在刚刚产生的时候不是这个社会个别人的主观的时间观念，而是被这个社会所普遍接受与普遍使用的客观的时间观念，说明它并不是一种真正新的、现代的时问观念，也不具有“现代性”，而是一种变相的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时间观念；与此同时，如果这种时间观念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运用来感受和认识越来越多的事物，说明它也不是一种真正新的、现代的时间观念，也不具有“现代性”，而是一种在现代的历史发展中没有稳固可靠的现实依据的突发奇想，是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的东西。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观念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不是所有人以及一个人感受和认识所有事物的观念，它总是与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的观念纠缠在一起的，是与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的观念共时性存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观念。与其说“中国现代社会”是具有现代性质的社会，不如说“中国现代社会”是“现代性”与“古典性”交错、交织而构成的一个较之古代社会在结构上更加复杂、在变化上更加迅速的社会。但它是以“现代性”观念的出现为标志的，也是以对“现代性”的追求为主要推动力的。在现代社会里，“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是维系现实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但它已经不是惟一的，已经失去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已经没有力量完全扼杀在其根本性质上与之不同乃至相反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创造的生成和发展。在五四时期，并不是所有中国人、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已经意识到一个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在其本质的意义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时代的到来，而真正意识到它并且公开向社会宣布了它的到来的只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即使这些倡导者，也并不是对所有事物的观念都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时间的框架内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即使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现代性”的观念与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观念也是交错、交织在一起的。但是，“现代性”的观念到底还是在他们的意识中产生出来，到底还是冲破了中国固有的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观念的束缚和禁锢而进入到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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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之中，并在总体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春江水暖鸭先知。”

“现代性”本身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现代性的战争，但我们却不能认为它一定就比中国古代的战争更“先进”，更有“人性”，但“现代性”却有自身的一套越来越完备的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是与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价值体系截然不同的，它是在一个现代的、新的时空结构的意识之中建立起来的，是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而建立起来的。在中国古代，“忠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标准，“忠君”就是“爱国”，因为这个“国”本来就是属于“君”的，“忠君”就是忠于国家，就是要维护国家的安全，而维护国家的安全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在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的观念中，这个国家已经不是属于“君主”一个人的，“忠君”就不再是一个价值标准，儒家以“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以“忠君爱国”为最终指向目标的一整套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都受到这些知识分子的神圣的怀疑。归根结底，这都是与他们有了一个与过往的历史截然不同的新的历史的意识息息相关的，是在他们对一个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截然不同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瞩望和追求息息相关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比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更加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们的出现却异常明确地划清了一个时间的界限：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等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则是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

“现代性”的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的观念，但它同时又是对一个完整的时空结构的瞩望和追求，所以这一观念不会仅仅滞留在一个点上，不会仅仅滞留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会像探照灯一样将自己的光芒投射到每一个引起它关注的事物上，从而使其受到现代性观念的审视、检验与改造，这就使“现代性”有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并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念体系，与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鲜明的对照。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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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就是一整套中国现代的价值观念体系，它是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以“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伦理道德的观念体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以林纾为代表的“遗老”和“遗少”们之所以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这些文化主张，因为在他们

的意识中并没有一个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不同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瞩望与追求，因而也不认为脱离开中国传统儒家的以“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的观念体系还会有什么合理的思想和信仰，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受到以林纾为代表的“遗老”和“遗少”们的攻击和威胁的时候之所以仍然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思想原则，就是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产生了一种无法泯灭的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瞩望与追求。这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直接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现代性”（“新”）也成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但是，“现代性”的时间观念虽然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推动力，但却不是惟一推动力。在这里，还有一个人的现实需要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是以“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为标志的，但却不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性质与特征，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仍然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土壤，其中已经加入了“现代性”的某些成分，但“现代性”的成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次要的、非主流的。具体到五四时期的中国我们看得更加清楚。在五四时期，真正以“现代性”的追求为自己的主要追求的只是极少的几个知识分子，而中国社会上的更广大的有文化与无文化的社会群众则仍然延续着中国传统的观念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范围中，中国人还要活着，还要吃饭、穿衣，还要结婚、生孩子，当官的仍然当官，经商的仍然经商，同时也要有自己物质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生活。他们感觉不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或者感到了也觉得与己无妨也无关。所有这些，都不是以“现代性”的价值为价值的，但它们仍然是有用的，有价值的，是中国人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未必比少数知识分子所瞩望的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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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学更不重要。时至今日，对于广大的社会群众，一个“说三国”、“说隋唐演义”、“说杨家将”的传统说书人，仍然比鲁迅和他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更有实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现代性”是一种价值，但却不是中国现代所有事物、所有文化现象的价值，亦即它不是惟一的价值标准。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价值仍然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以现实需要的形式而存在于中国现代社会乃至未来的社会之中的。如果用已经熟悉的一个概念概括这些事物，我们就可以说它们都是“国粹”。这些“国粹”都不是在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瞩望和追求中创造出来的，但它们却仍然是有用的、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因而也是我们不想丢弃、也丢不掉的。

与此同时，由少数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的时间观念的推动下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文化和文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部分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接受和传承，首先也是因为它们满足了或部分满足了他们的社会的或精神的需要，这种需要有可能同时伴随着他们本人对一种全新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瞩望和追求，但也有可能并不伴随着这种社会历史时问的观念，而仅仅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以及自己对所从事的职业活动的感受和理解而从事自己的文化创造的。例如，废名作为一个小说家，分明是继承着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的，但他之从事小说创作却未必像鲁迅一样出于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瞩望和追求，而更是在他自己特定的生活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上并按照自己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特定的认识和理解进行创作的。在他的小说里，现代的与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已经不像在鲁迅小说里那样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决定废名小说的基本性质的是“小说性”（亦即各种不同事物的自身性质），而不是“现代性”。不难看出，在这种对事物自身性质的关注与追求中，表现出了一种由现代性向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复归的趋势，我们现在对这种趋势也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即“反现代性”。我们看到，，恰恰是这些具有“反现代性”的性质的事物，在中国现代社会里有着更广泛的代表性，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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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中国现代社会里，也只有极少数人是在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瞩望与追求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念、人生观念、审美观念等一系列基本观念的，而对于更广大的社会群众，其世界观念、人生观念、审美观念都是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老舍的小说、沈从文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都比鲁迅的小说更有“可读性”，也更受广大社会群众的欢迎，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为前提的，是与某些具体的“现代性”追求不同的“现代性”追求。废名的小说仍然是中国现代小说，只不过是与鲁迅小说在思想风格和艺术风格上不张爱玲的小说等等，莫不应作如是观。

“现代性”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时间观念的产物，它是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的关系，是“现代性”从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的母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历史的瞩望和追的或在某个领域公认的外在的价值标准，当批判性的价值标准的要求去从事自己的创造活动。在这

但是，在中国，这种“反现代性”实际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表现形式，因为它是以“现代性”追求的出现尽相同的现代小说。老舍的小说、沈从文的小说、学的超越和改造，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召唤和创造，因而它自身交织着两个主要的性质和特征，其一是批判性或日革命性，其二是创造性或日先进性。批判性或日革命性是“现代性”与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构成的动态腹中挣扎而出的过程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思想形态和艺术形态。它在固有的完美的、神圣的事物中发现出了不完美、不神圣乃至荒诞的、丑恶的性质和特征；创造性或日先进性是其自身的表现形态和特征，它们并不是完美的、神圣的，但却是独创的、新颖的，体现着未来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故而又表现为一种预示着未来发展前景的“先进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它的创造者的内在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内在意识的外化形态，都体现了创造者本人告别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而将目光投向即将诞生的中国现代社会、中求，因而也是其内在意识与其创造物本身构成的浑融整体。但是，当“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认或日革命性、创造性或日先进性成了人们直接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就会有人、特别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人首先依照这些已经明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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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逐渐从这些有形的价值标准的追求中形成自己内在的感受和认识世界、感受和认识社会人生或感受和认识各种具体事物的意识形式，从而形成自己内在的社会历史的时间观念，其创造物自然也具有越来越鲜明的现代性特征；一种是仅仅满足于这种外部的表现形式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的标志。在以上这两种人的思想中，都会产生一种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的观念，他们都以“现代性”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都以批判性或日革命性、独创性或日先进性作为评判事物的主要价值标准，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现实社会的“现代性”永远都是“未完成的现代性”，永远都为他们留下了自由活动的空间，但上述第一种人由于自己有着越来越明确的社会历史的时间观念，由于这种社会历史的时间观念实际是以整体的时空结构的形式呈现在他们的内在意识之中的，所以他们观念中的“未完成

的现代性”，更是空间意义上的，更是由于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也仍然留有大片的“现代性”的空白，也仍然保留着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的大片世袭领地，需要用他们自己的独立创造去填补。即使在某个方向或某个具体事物上的“未完成的现代性”，其原因也大半因为受到这些古老传统的禁锢和束缚，无法进入完全自由的创造境界，无法实现“完成的现代性”的创造。在这种时间观念的支配下，他们追求的是“现代性”在社会空间中的转移和在这种转移中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将“现代性”的观念注入到尚未发生变化的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社会文化领域及其具体事物之中去，并促使其向“现代性”的方向转化。例如，萧红的《呼兰河传》与鲁迅的《狂人日记》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或日革命性，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或日先进性，但萧红的《呼兰河传》的批判性或日革命性、独创性或日先进性，却不是相对于鲁迅的《狂人日记》而言的，而仍然是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而言的。亦即它不是对鲁迅《狂人日记》的批判和革命，也不是比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有独创性也更加“先进”，它只是将鲁迅《狂人日记》的批判性或日革命性、独创性或日先进性在现实社会空间中实行了转移，主要转移到了萧红所面对的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中国底层女性的现实命运；上述第二种人也追求批判性或日革命性、独创性或日先进性，但他们内在的时间观念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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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社会历史的，而仍然是在追求个人成就的基础上形成的线性的时间链条。在这种时问链条上，他们把自己的革命性就直接理解为比当时最革命的人更革命，把自己的先进性就直接理解为比当时最先进的人更先进，别人的“现代性”都是“未完成的现代性”，只有自己的“现代性”才是“完成的现代性”。他们总是按照梁山？白一百单八条好汉“排座次”的方式排列现代社会的人和事物，并且总是想把自己排在别人的前面。他们的批判不是对某种思想传统或文化传统的批判，而是对“人”的批判；他们的革命不是对“社会”的革命，而是对“人”的革命，是压倒别人而抬高自己的革命，因而他们的批判和革命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个人的姿态，是没有实际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内容的。在１９２８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便想把鲁迅、胡适、周作人、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所有这些新文学作家都打倒，而将自己抬到文坛领袖的地位上。这实际是缺乏社会历史的时间观念的表现。他们将五四新文学作家都作为“资产阶级作家”乃至“封建余孽”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但他们自己也不是“无产阶级作家”，所以他们的“批判”和“革命”是没有实际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表面看来，这类文化现象很像是“完成的现代性”，但在实际上，他们在“现代性”的形式下实现的是向过往传统的不自觉的复归。正是从１９２８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始，一些“革命文学家”在“革命”的旗帜下将“文学”做成了“政治”的“留声机”，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我们不能将这样的文学的性质视为现

代的。——它是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文学形式。

严格说来，在现代社会里，就不存在“完成的现代性”，因而“未完成的现代性”这个概念也没有实际的意义。“现代性”虽然是在时问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文化概念，但它本身指称的只是一种事物的性质，而非事物的本身。我们说鲁迅的思想是有“现代性”的，但并不是说他的所有思想都是现代的，没有任何古典的成分；我们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篇现代小说，并不是说它与中国古代小说就没有任何共同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在中国现代社会就像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表面张力”，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不会完全返回到它的古典状态、不会永远停留在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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