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_39“现代性”辨正

发布时间：2016-12-15 08:43

本文关键词：“现代性”辨正，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王富仁“现代性”辨正；２５；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意义在于，在中国社会历史发；万方数据；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根据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也就是说，在中国，“后现代理论”不是对“现代性”；２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德真空的地带，起到窒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独立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上，是不可能完全脱；最后，我们不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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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意义在于，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历史阶段的时候，能够超越个人的权力意识和金钱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以牟取现代社会历史相对正常的运行和发展。显而易见，“文化大革命”是失去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制约的个人权力意识疯狂发展的结果，是失去了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原则制约的政治权力斗争无度发展的结果，它破坏了中国大陆社会的相对的平衡感，造成了中国大陆社会不必要的动荡和混乱，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是以重新激活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重新激活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识，亦即重新激活“现代性”文化观念的形式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阴影，重新调整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的。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全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识仍然不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在整个中国大陆社会中，是以经济发展为杠杆重新起动了中国社会的生命活力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文化逐渐完成了从乡土社会文化向现代大都会社会文化的转化，在表层的物质生活的样式上逐渐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极为相似的特征，所以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现代性思潮遇到阻力，从西方文化直接输入的“后现代”思潮就取代“现代性”思潮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主潮。它是以中国现代经济生活的变化为原动力、以都会文化与都会消费文化的发展为主要表现形式、以消解“现代性”的崇高性和严肃性为主要指向目标的一种文化思潮。但它同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有一个巨大的历史落差。这个历史的落差主要表现在三个历史层面上：其一，在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的层面。所谓启蒙思想，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是超越蒙昧和无知层面的社会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的社会常识。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文化演变与发展，在西方当代社会中恐怕已经没有人会感到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的哲学、狄德罗的文艺思想是多么高深的理论，是难以理解的思想，因为所有这些观念都已经普及到整个西方社会上，像我们知道“行人要靠右边走”、“不要随地吐痰”一样已经成为人人都懂的社会常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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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根据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建立的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层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已经构成西方社会的“硬件系统”的东西，它是通过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一系列制度固定下来的一些可操作性的程序。所有这些，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的西方人习焉不察的东西，但它却以有形与无形的力量制约着社会权力欲望和金钱欲望的恶性发展。其三，１９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和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传播而形成的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性考察的文化传统。在西方，从１９世纪开始兴起的工人运动和在这个运动基础上生成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同样沉淀在西方当代社会、当代文化、当代文学中，工人运动为西方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底层社会群众找到了表达自己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方式和途径，成为西方工人阶级和广大底层社会群众的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同时也为西方工人阶级和广大底层社会群众争取到了基本的生存权力和社会民主权力，并将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考察也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所有这些，都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欲望、金钱欲望放置到整个社会的严密监控之下。这三个历史的层面，将西方当代的后现代理论和中国当代的后现代理论隔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层面上，在客观时间的共时性中包含着历史时间的非共时性特征。在赵公元帅神像与“恭喜发财”的横批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欲望在垫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地面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道德的滑坡。这与对消费文化已经拥有足够承担力的西方是有显著不同的，也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猛烈抨击传统道德但不论是胡适和鲁迅，还是陈独秀与李大钊都同时表现出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语）的高风亮节有着截然的不同。

也就是说，在中国，“后现代理论”不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形式，而是一种特定的延续形式。也只有当它作为一种延续形式的时候，它才是一种积极的历史力量，而一旦将其视为对“现代性”的消解力量，它就将成为社会腐败的催化剂，从而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一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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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真空的地带，起到窒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作用。

独立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上，是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文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拒绝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对它的利用或排斥，但是，在这里，仍然是有严格的差别的：对于政治，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软实力”就是文化的力量；对于经济，有“实体经济”，有“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就是文化的产业。但是，对于独立知识分子，对于独立知识分子的文化，文化则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既不是“实体经济”，也不是“文化产业”，而足“文化”自身：科学是以发现知识和传播知识为目的的，文艺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为目的的，它们都是对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权力欲望和金钱欲望的超越形式。失去了这种超越性，也就失去了文化，或者说成为对文化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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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不妨通过鲁迅及其作品考察一下“现代性”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的传承形式。这绝非意味着“现代性”仅仅是通过鲁迅及其作品传承下来的，而是通过他，我们可以更加集中地看到“现代性”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传承的具体形式和特征。

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鲁迅不是一个首倡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但是，较之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同人，他却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立人”的社会目标，并且认为只有通过现代的文学艺术才能更有效地作用于这个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这绝不是他追赶五四文化新潮流的结果，也不是他的一时的冲动，而是从留日时期就已经萦绕在他头脑中的一种意识，一种想法。这种意识，这种想法，既是他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与他的实际人生体验和入生思考融为一体的。这使他极早地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笼统的“拯世救民”、“经世治国”（所谓“立国”）的理想中重新回到一个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社会事业的意义和价值的意识（所谓“立人”）中来，实际上，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老子等早期知识分子的具体追求目标，只不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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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早已被他们的继承者神圣化也狭隘化了，成了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固定的思想教条和伦理规范。在这里，我们看到，鲁迅的这种“立人”的观念，恰恰也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的根本性质之所在，是那时人文主义思想潮流

的最本质的特征，同时也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五

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核心内容和本质意义。所谓“文艺复兴”，就是社会知识分子的科学和文艺的复兴，就是从上帝通过教皇宣扬的统一的神圣权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找到人、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是个人能够体验到的（“个人的”），同时也是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的（与人共享的）。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只是为像鲁迅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提供了将自己的愿望和追求付诸实践的现实文化环境和具体的历史际遇。如前所述，鲁迅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西方文艺复

兴时期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但所有这一切，在当时都是汇入到他的最核心的“立人”的思想目标的，汇人到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追求之中的，它们也就成

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

具体内容之一。在这时，他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其他倡导人一道承担起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这个根本的历史的转变，这是他愿意承担的，也是他能够承担的。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立人”的思想镌刻在自己的作品中，成为他的作品的“现代性”的特征。

不难看到，正是鲁迅这种“立人”目标的明确性，使鲁迅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落潮之后既没有像钱玄同、刘半农一样退回书斋，也没有像李大钊、陈独秀一样冲上政治革命的最前沿。在这里，我们绝对不能认为鲁迅否认学院学术的价值，因为他自己也同时从事着学院学术的活动；也不能认为他否认政治革命的作用，，因为他也是关心政治、知道政治在中国社会上仍然是具有更大影响力和社会作用的一项社会事业。但是，所有这一切，又都无法向他作出这样一个证明，即他的“立人”思想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他所从事的文学艺术创作对于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没有任何积极的价值和意义的。与此相反，正是在这样一个意识的基础上，当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们先后远离了当初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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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新文学创作的时候，鲁迅反而更感到了自己独立承担的必要性，也更以自己相对独立的力量承担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和中国新文学的创作。这是他愿意做的，也是他能够做的，并且一旦意识到它同样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别人对它的轻视就成了他更加重视它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不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文化愈益走向单边化、单元化的过程，而是愈益走向多边化、多元化的过程。这种多边化、多元化是以承认人的多边化、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为前提的。人，不可能是上帝，也不可能是圣人，他不可能独立地完成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不可能获得所有人的一致的尊敬和爱戴，但人又是有自己的主体性

的，不是、也不应该是上帝或别的什么人的奴隶，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承担，在承担自己的同时也承担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他对人类社会的承担是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特定的社会事业或特定的社会职责的承担而具体实现的。在鲁迅的观念中，文学艺术就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项具体的社会事业，它是有其“价值”的，是有其社会的“价值”的，而不会因为其他“价值”的存在（例如政治的价值和经济的价值）而变得没有“价值”。对于这样一个有“价值”、有社会“价值”的社会事业，其“使用价值”的暂时低落并不意味着它的社会“价值”的消失，恰恰相反，它的“使用价值”的暂时低落反而是其“社会”价值被当下表面的现实需要所遮蔽的结果，是这种社会“价值”变得愈加重要的标志，因为它同时也标志着现实社会的一种普遍的缺失，并因这种缺失而使其所有相关的事物只能以畸形的形式得到发展。例如，在“人”的意识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民众的基本意识形式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是不可能沿着现代民主化的方向持续向前发展的，是很难超越此前的辛亥革命而对中国的政治变革作出更有实际意义的贡献的，是很难超越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政权更迭的固有模式的。这不是一个中国的政治需要不需要变革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应该还是不应该关心现实政治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的政治变革能不能离开中国现代的“人”的觉醒而独自得到正常的发展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人”的觉醒能不能主要通过政治变革予以实现的问题，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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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政治变革能不能脱离开新文化、新文学自身的发展而独自得到正常的发展的问题。与此同时，现代学术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力量，但现代学术也有一个现代的社会意识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感受和理解人以及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是艺术地感受世界和理性地把握世界这两种把握世界的方式通过文艺和科学的复兴同时得到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不再仅仅躺在上帝的精神的怀抱中而被动地听任外部世界对自己的宰割，而是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感受和理解自己和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这是“人”的觉醒的开始，也是“人”的觉醒的两种基本形式。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落潮之后，不论是从张君励、陈立夫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眼中，还是从顾颉刚、傅斯年这些“学术知识分子”的眼中，抑或是从成仿吾、郭沫若这些“文学知识分子”的眼中，鲁迅都俨然成了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但鲁迅仍然坚守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一个独立的文学家的立场，并在自己的立场上感受、理解并表现了自己和自己面前的这个世界。只要我们仍然承认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社会事业，仍然承认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独立文化领域，仍然承认中国现代文学不是由诸多不同的“文学观念”构成的而是由诸多富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构成的，那末，我们就会看到，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落潮并不意味着鲁迅思想和文学创作活动的落潮。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鲁迅创作了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创作了他一生中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唯一一部散文诗集《野草》，完成了自己对独创性文体“杂文”的自觉。如果说他的五四时期的《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等短篇小说将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手掌印深深地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么，他在这个历史时期同样以《野草》中的散文诗，以《孤独者》、《伤逝》、《铸剑》等短篇小说，以《记念刘和珍君》、《藤野先生》等散文、杂文，将自己的手掌印深深地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它们是具体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一些作品。它们同样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种存在形式，它们无法代替中国现代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创造活动，但其他的创造活动也无法代替它们。它们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存在，并且是一种中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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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历史的存在，它们以其自身的存在而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传承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有独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就有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存在；没有独创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不论在理论上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不可能找

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历史”在“存

在”中，而不是“存在”在“历史”中。

西方的近代历史为什么要从“文艺复兴”说起，因为西力‘近现代文化的整个大厦都是从西方的“人”的觉醒开始的，都是从西方的“人”的“个人”的觉醒开始的。没有这种“人”的觉醒，没有这种“人”的“个人”的觉醒，就没有西方近现代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就没有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工人运动，就没有从但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也没有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的科学。只有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感到鲁迅的“文学”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文学的知识和技巧，还包含着几乎全部的“现代意识”。鲁迅不是一个政治学家，不是一个法律学家，不是一个道德学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不是一个心理学家，不是一个教育学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不是一个哲学家，甚至也不是一个文艺学家和美学家，但所有这些，又都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长出了“新芽”，并且绝对不是荏弱无力的而是茁壮有力的“新芽”。我认为，即使一个中国现代的法律学家，也不能不对《记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鲁迅现代法律意识的超前性和深刻性感到惊异；即使一个中国现代的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鲁迅在《野草》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人生哲学意识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而在他的大量小说和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各类人文化心理把握的深刻性和精确性，恐怕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家中也鲜有能出其右者……这里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人”的觉醒，“个人”的觉醒，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生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真正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是觉醒了的中国“人”、中国的“个人”所创造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有了觉醒的“人”，觉醒的“个人”，就有“现代性”；没有觉醒的“人”，没有觉醒的“个人”，人人做的仍然是金钱、玉女、帝王的旧梦，所有所谓现代的理论、现代的说词，都只能是一些大话、空话和假话，都只能是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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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在《现代史》一文中所说的文化上的“变戏法”。

什么是觉醒的“人”、觉醒的“个人”？觉醒的“人”、觉醒的“个人”就是用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世界，用自己的心灵感受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世界，并以自己的力量努力使自己周围的世界变得更适于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世界的“人”和“个人”，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要“为人生”并且要“改良这人生”。如上所述，人，不是上帝，也不是圣人，他不可能独立地承担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国家和民族，但人也不是周围世界和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奴隶，他必须承担自己并在承担自己的基础上承担自己所处的周围的世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陷入政治大分裂的年代，而政治的分裂也带来了社会政治价值标准的分裂。在那时，有以中国国民党为代表的政治价值标准，也有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治价值标准，因而我们在感受和评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时候，也往往摇摆于这两种不同的政治价值标准之间。但是，我们恰恰忘记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再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社会，而是由政治、文学、科学（学术）等各项社会事业共同构成的社会；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化，再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文化，而是由政治、文学、科学（学术）等各种文化共同构成的文化，而鲁迅，恰恰就是以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独立的文学家而介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

必须看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鲁迅就是一个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介入者，他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是一种“介人者”的意义，而不是一种“不介入者”的意义。实际上，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不论是中国古代文化，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凡是被我们称为“文化”的事物，都是一种社会介入的方式和结果，其意义也是“介入”的意义，而不是“不介入”的意义。即使陶渊明，他没有作为一个政治官吏介入当时的社会，但他却作为一个诗人介入了当时的社会。他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一个没有介入当时社会政治的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在政治上，他没有负面的价值，但也没有正面的价值。在我们当代的文化评论中，有一种“不介入”的理论，似乎一个人因为没有介入某项社会事业因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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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犯下这项社会事业的介入者所犯下的过错，就成了这个人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证明。这在逻辑上

是说不通的：“ｏ”就是“０”，不能因为另外一个数字是“一１”，它就成了“＋Ｉ”。只要我们循着鲁迅作为一个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介入者的思路感受和理解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文化道路的选择，我们就会看到，他这时的选择仍然是在他向来的“立人”思想目标之下的文化选择，仍然是在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原则基础上的文化选择，仍然是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一个独立文学家的文化选择。不论是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之中，还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女师大事件”之中和“３?１８惨案”发生之后，鲁迅都没有选择那些已经拥有强权势力的人们，都没有用自己的知识和文化为这些已经拥有了强权势力的人们论证他们拥有这种强权势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是选择了那些被漠视、被歧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而是用自己的文化和知识为这些被漠视、被歧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争取存在的合法权利。在这里，我们绝对不能认为，鲁迅否认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们的一切政治权力；也绝对不能认为，鲁迅会认为这些被漠视、被歧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当拥有了政治权力的时候就一定比现在已经拥有了政治权力的人们能够更好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对强权势力的憎恶和反抗与对被漠视、被歧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和支持。这里的原因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这就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个现代文学家承担自己和自己所处的周围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个现代的文学家，已经脱离开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泛政治体制而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事业的从事者。对于他们，已经拥有强权势力的人的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不必用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文化予以论证的，也是无法用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文化予以论证的（这就是在“３?１８惨案”发生后鲁迅几乎以充满愤怒的心情尽情嘲弄了陈西滢的原因），而一个被漠视、被歧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存在权利则只有通过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文化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了解、理解和同情并进而得到基本的保障，这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承担自己的基本方式，是他作为一个不从事政治、经济的万方数据

到自己的知识和文化的社会作用的惟一方式，也是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还能够感到自己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唯一途径。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军事科学家希望看到自己发明的先进武器不是用来反对外国的侵略战争或用来反对本民族的暴虐的独裁统治，而是被用来屠杀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法律学家希望看到自己的法律思想不是被用来制止社会的犯罪行为而是将无辜的人们送上断头台；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希望看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不是被用来提高全民族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是被用来填饱贪官污吏的私囊。……这是一个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他们本性之中的天然的道德律令，绝对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文化立场。其中的差异仅仅在于，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胆识和能力承担起自己内心的这种天然的道德律令，并将其上升到一种社会思想和社会文化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已经走向成熟的“杂文”文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鲁迅这样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独立文学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思想影响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树立起了一块独立的文化丰碑。作为一种思想的结晶体，它既不同于以“ｉ民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国民党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国家武装力量保护下推行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也不同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武装斗争的基础上逐渐得到传播和发展的），而是鲁迅这样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独立文学家的思想形态。“杂文”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斗争的利器始终不

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不伴随着对论敌的政治

的或经济的剥夺。它的力量直接来自鲁迅这样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情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来自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就有的“良知”或“内心的道德律令”。这种“良知”或“内心的道德律令”使他们在本能上就憎恶强权压迫、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鲁迅用激活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良知”或“内心的道德律令”的方式将“革命”的观念、将西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中来。但他是用自己的思想，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

实践活动而主要从事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还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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