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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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_14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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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中国； 历史命运； 中国共产党； 文化使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6)06-0035-09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到了关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中华民族未来前途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表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然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现实是我们走向未来的依托，但现实又是由历史累积而成的。要把握现实，就必须了解历史。100多年来的坎坷经历并未完全成为过去．它们都还以某种方式活在当下。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记忆和历史遗产，离了历史，文化便无从谈起。因此，了解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史，便构成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
一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及其角色转换
中国是在缺乏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从近代中国的几个基本特征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
第一，封建社会衰而未亡。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古老的封建帝国已近衰竭状态。但是，衰竭未必导致立即死亡。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旧世界因过度成熟而在慢慢腐烂之中。即使在1840年之后，中国也并未进入资本主义，而是进入了一个变态的社会。这个时间表记录了时间的差距。没有社会形态的质量，历史只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盘旋”。马克思曾形象地把小农国家比喻为一堆土豆，土豆要集中在一起，就离不了麻袋。中国2000多年来的中央高度集权统治．就好像这样一条麻袋。社会愈是没有发育，没有形成一种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的广泛的稳定的联系，统治社会的方式就愈会是高度专制的；反过来．高度专制下的社会是难以发展起来的。2000余年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质的变化，明清王朝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其水平未必就比“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时期高多少。“治”期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总无例外地在“乱”期遭到彻底破坏。这样一来。就很难形成经济乃至整个物质文明上的累积，发展出一种与封建自然经济不同的商品经济，也就很难形成导致社会文明形态转变所必需的物质前提。中国社会似乎缺乏在经济方面不断追求的原动力。
第二，近代中国的非近代化。当我们谈到欧洲近代史时，总不免想到中世纪欧洲诸国封建统治的崩溃、宗教神学的衰微、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生长、资产阶级统治的相继建立以及产业革命的出现，等等。也就是说，对于欧洲，“近代”不单单是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标志着人类发展史上新型文明萌发和成长过程的概念。欧洲的近代史，就是欧洲完成文明发展中的近代化的历史。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近代”基本上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被史学家称作“近代”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并未创立一种高于传统文明的近代文明。若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结论：所谓中国的近代史，并不是中国自身完成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而是一个仍在封建社会古老文明的轨道上缓缓而行的民族。三番五次地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干扰和冲击的历史。对近代中国的非近代化特征的认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本质方面的把握以及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认识。
第三，多种历史必然性的交汇。在跨入近代史门槛时，中国至少存在4种历史必然性：封建社会继续存在若干时间；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缓慢发育成长；外部工业文明侵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长期以来，这4种历史必然性在中国社会中交汇，相互冲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景观。
当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竭状态时，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建立了以工业为基础的近代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落差”，因此，工业文明的潮水终究要漫向处于农业文明中的中国。而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工业文明向中国的扩散必然伴随着用这种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所导致的结果
“世界历史”的开始形成，是与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分不开的。工业文明一经出现，便迅速向全世界各个区域扩散，而这种扩散又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野蛮入侵，这就不能不引起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和民族的反抗。这种工业文明国家与农业文明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构成了近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
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各大文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空前拉大，形成了人类社会自农业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分化：世界的一端是新兴工业国。那里的现代生产力在新技术基础上持续高速增长；另一端是传统农业国和某些仍处在原始发展阶段的社会，它们被迫接受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分工，农业仍然在原始技术基础上停滞徘徊，或是在外来的现代生产力冲击下畸形发展。事实上，这是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世界性体系，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世界殖民地体系。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过去多元的、分散的世界变成了联系紧密的二元世界。从经济上看。资本主义世界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殖民地世界是落后的农业文明，前者剥削后者；从政治上说，前者统治、压迫后者。这两者的斗争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斗争，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一方同时是野蛮的侵略者和非正义者，代表落后社会生产力的一方却同时是受害者和正义者。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推行的殖民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历史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殖民化在客观上加速了殖民地国家原有生产方式的解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那里的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殖民化侵害了落后国家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并扼制了那里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使许多落后国家无法在资本主义形式下开始和完成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即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世界殖民体系内的国家是不会长时期甘心于落后挨打、遭受盘剥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向落后国家输出矛盾的同时，也向那里输出了革命的动
(三)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的角色转换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所陷入的自身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克服．是一个社会在工业文明所获得的雄厚物质基础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从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具有以上性质。但是，如果仅从某个落后国家自身的社会历史进程来看，革命之中和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角色。第一，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民族救亡的方式，是一种信仰和道义力量；第二，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一般都是与民族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通常都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三，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惟一可能的现代化方式。
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一)“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重要性
文化是文明的灵魂，是一种在实践中获得反过来又指导和规范实践的日趋丰富多样的价值系统和认知系统。文化引导人类不断超越现象、个别和当前，进入本质、普遍和久远，它是人类的意义之源、力量之源和秩序之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特有的历史创造积累和精神记忆，是它特有的生存方式。就一时一事来说，文化的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就长久来说，文化的力量却是无坚不摧的。来自欧洲北方的野蛮民族曾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罗马帝国，但最后却被罗马文化所同化。中国历史上，处在未开化状态的少数民族数度入主中原，结果都融入了作为文化民族的中华民族。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说到底是它代表的那种文化的兴衰存亡。人类历史中的一切终将成为过眼云烟，惟文化不朽。
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相比，文化对于有着5000年连续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有着极为独特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而非种族中心主义的传统。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强调的”。与政教分离之后被分割为众多的以世俗国家为主体的亚文化单元，因而不再存在一个文化中心的欧洲相比，中国迄今仍是一个统一完整的文化实体。“与欧洲近代‘民族’与‘国家’走向同一的趋势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即呈现为文化与国家的同一”。“在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心目中，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以及中国在文化上的独尊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不仅没有列国竞争的意识，甚且毫无分辨地拒绝一切外来文明”。
(二)两千多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中注经传统的成因与后果
自先秦子学时代结束、经学时代发端起，中国在近2000年间，大都是由极少数人垄断说话权利。在经学家的眼里，六经是圣人代天地言道之书，天地之道，尽在其中，舍此之外，无须再言；有了六经，语言的源头便既不在自然宇宙，也不在社会人生。著六经者固然是少数圣人，注六经者也只是少数贤者。著经者为成一家之言，自然少不了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上下求索，苦苦追问，从而为民族的精神生命注入强大的活力。注经者则不然，他们割断经文与丰富多彩、流动不居的世界的联系，背弃著经者苦苦求索的精神，皓首穷经，为的只是能够流利地重述先哲们的言说，实际已经成了附着在先哲身上的寄生虫。享有言说特权的少数“贤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芸芸大众了：他们只能默默无言。俗话说，坐吃山空。祖先留下的精神遗产竟然供其子孙坐吃了20个世纪，足见这笔遗产之丰厚，也足见祖先所创业绩之辉煌。但是，2000年光吃老本，不思进取，毕竟已使原本生龙活虎、气象万千的民族精神生命变得虚弱不堪，
中国近2000年注经传统的形成，实在与帝王们所代表的统治者的利益与愿望密切相关。按他们的逻辑，既然“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天地之道又尽在六经，那么，只要永远守护住六经，永远用六经去规范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社会就永远不会生出变的因素，江山就自然能天长地久。
(三)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问题
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讨论文化问题。19世纪末，人们围绕文化的体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五四”前后，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主张相互激荡，激烈交锋，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关于文风和学风的讨论，从根本上说，也是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10年“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革了文化的命的反文明运动。但它毕竟是以文化命名的运动，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一直未能克服的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总爆发。改革开放之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有过一场热闹非凡的文化讨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各种文化矛盾和问题更是大量地凸显出来，迫使我们去思考和解答。
我们为什么总是摆脱不开文化问题的缠绕?到底什么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文化问题?
这两个问题与中华民族近代被卷入“世界历史”大潮时文化生态位的下降有关。20世纪初叶，梁启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时代作了如下划分：“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会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方交涉竞争之时代。……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后来，梁先生又补充解释说，在世界之中国时代，中国要建设一个“世界的国家”或“世界主义的国家”。中国文明发展史的这3个大的时代，大致与世界文
用文化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文化生态位的下降是因为中国文化遇到了比自己高级的文化的挑战。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在人类文化进化过程中，每一后起的高级文化类型，都将比前一阶段的文化类型取得更为旷远和更为迅速的扩展。那么，一个相对先进的文化类型，是怎样在现实中获得对于低级文化类型的优势呢?赞成文化优势理论的人类学家认为，这种优势的取得一是以低级文化整体上的重新适应能力逐渐丧失为前提，二是以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压迫和征服为手段。一旦某一文化系统内在的潜能发挥到了极限状态，并且达到了对其环境的完满适应，那么此文化系统就必将趋于稳定，其系统整体的重新适应就会产生困难。这样，当某种较其发达的文化介入这一文化系统时，它就没有与之对抗的能力。占优势的文化类型的扩张。无论是否遇到抵抗，几乎都会以某种形式对低级类型的文化进行压迫和征服。当这种压迫和征服采取军事征服的极端形式时，被征服的文化系统往往走向彻底的崩溃和覆没。
在以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面前，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传统时常处于停滞和休克状态。民族生存方式的适应性改变，只能是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的结果，而不能是外部压力的结果。然而濒临危机的中华民族，恰恰缺乏这种自我设计所必需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因此，现代文明的到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之心。于是，我们有了身心的分裂：作为社会有机体大脑部分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部分)具有了浓厚的现代色彩，而作为身躯部分的经济基础却仍然主要是古代的；主要由外来文化观念拼接而成的社会理想在不断攻占世界现代性的制高点，而社会现实却由于其沉重的分量而无法随着理想攀升，久而久之．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联系被扯断，社会缺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动力；整个民族的“活法”主要是自己的、古代的，“说法”却是他人的、现代的。于是，我们有了“以夷制夷”、“中体西用”一类不合逻辑却合于我们复杂心态的奇谈怪论，有了坚决排外照走老路的极端保守与不要传统全盘西化的极端激进之间的水火不容，有了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两种相互对立交替显现的情绪。于是，我们惊慌失措、举止乖张，有了种种急于求成的侥幸盲动和无数时髦主义、新派人物的轮番登场，有了种种形式远远胜于内容的革新和革命，有了种种希望破灭之后的失望乃至绝望。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苦苦挣扎，左冲右突，百折不回，虽可谓战果辉煌，却始终未能冲出历史的怪圈。
100多年来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问题，说到底是整个民族生存方式的转变问题，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向现代转型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回到这一问题，是因为我们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
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是自我封闭、保守、腐朽的封建主义和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它在中国的代表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共同造成的。要消除内忧外患，解中华民族倒悬之危，首先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然而，要真正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任人欺凌的境地．就得从经济基础上消除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一场保卫中华文化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于：要保卫中华文化，不仅要推翻曾是中华文化代表的封建王朝，而且要对这种文化传统实施在批判扬弃基础上的根本性改造，而实施这种改造的重要前提是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推翻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从西方列强那里学习先进的文化，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先生；我们一方面要争取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又要主动地对世界开放，让文明古国汇入到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仅仅是赶走入侵者和推翻腐朽统治，其更深刻的含义是实现由传统朝代国家向现代法权国家的转变；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更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式的国泰民安根本不同的是，这意味着要完成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变。政治和经济上的这种现代转变，不能不伴随着个性的解放，思维方式的转变和价值体系、知识体系的更新。总之，中华民族进入近代后，面临着对整个民族生存方式进行现代改造的艰巨任务。中国社会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要由其能否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来决定。
历史表明，堪当此任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封建王朝内部的革新派，还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无力承担这一历史重任。严酷的国际环境，落后的物质文化条件和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要求中华民族形成一个特殊历史主体：它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既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又是整个人类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代表；既怀着为整个人类谋福利的远大理想，又牢牢立足于中国现实之上。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特殊历史主体。它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的背景下诞生的，从一开始就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比确立奋斗目标更为艰难也更为重要的是，它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道路，从而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缓解了深刻的民族文化危机，为完成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政治前提。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和发扬“五四”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与一切反动腐朽的文化展开斗争，大力推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把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还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革命文化。这种革命文化，构成我国文化传统中一个最具活力的部分，堪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的成功典范。但是，革命的成功不等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危机的彻底摆脱，革命文化的形成也不等于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完成。在一个社会自身不具备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客观物质文化条件时，外部现代化因素的强行介入会引起该社会的内部功能紊乱。
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变形终要矫正．社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须处理好的几个关键问题
文化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还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能够使中国人民适应现代世界性生存环境的认知系统、审美系统和意义价值系统，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之源、意义之源和秩序之源。成为适于全体中国人居住的精神家园。
(一)应对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脱离不开全球化、市场化、世俗化和技术化这样一些背景或趋势，而这4种因素对文化发展的影响都是双重的。
全球化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凸现了文化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创造了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并为广泛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和心理条件。与此同时，全球化使得文化更新速度加快，从而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与失落；造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从而使人们在文化快餐中失去了崇高与英雄主义气质；导致和加剧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从而形成某种事实上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主义。市场化以空前的速度加快了文化的创新、传播和交流，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此同时，市场化往往夸大追求金钱和财富的正当性，贬低精神追求的意义和价值．进而用经济标准取代文化自身标准，最终会腐蚀社会大众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世俗化和技术化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两种因素。用世俗化的眼光看世界，彼岸要么被否定，要么被悬置。从此岸出发，专注于生活世界内部的部分之间的因果联系，结果必然导致生活和文化的技术化。技术化有效地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造成了社会组织的高度合理化。世俗化和技术化消解了人们心中的神圣性，导致了生活的零散和世界的单质化。造成了人类社会众多的异化现象。考虑到我国悠久历史所形成的强大惯性，考虑到我国近代以来的特殊经历，考虑到今日我国社会现实异乎寻常的复杂性，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上因素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带来的影响，必定是极其复杂的。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做到3个“解放出来”，关键是要“以实践来检验一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极其深刻，既揭露了一切旧哲学站在生活之外去谈论生活真理的致命弱点，又表明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不同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立场。只有把自己当作生活世界的一分子，才有对生活的真诚的关切、真实的观察、真切的感受和真正的了解，才能对现实生活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以实际行动给予生活以积极有效的影响。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石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人类生活世界的理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策略。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一套原则．而是旨在使现实生活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实践运动。无论一个人还是一种理论，只有在生活世界之中，才能改变生活世界。
生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离开了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文化建设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我们才能破除那些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一种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精神。又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破除那些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资本主义观，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历史的研究；才能继续破除那些具有浓厚主观主义色彩的僵化的计划经济观念，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继续改变那些具有浓厚人为色彩的超前化的生产关系，根据发展我国现代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
(三)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使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创造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我们虽然已经结束了注解六经的精神史。但这种注经言道的思维方式却依然根深蒂固。我们以这种思维方式对待现代的文化观念，把从西方学来的种种学说、主义当成了救世的真理；少数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以大众的救星自许，居高临下地为大众指点迷津。我们只想着从西方取来真理的火炬为处于漫漫长夜中的大众带来光明，却很少想到要窃得真理的火种去点燃每个人自己心中的火炬。我们还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社会大多数人个体生命价值得以张扬、生命潜能得以释放的结果：所谓现代，就是英雄退隐的时代．就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自由参与社会历史创造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不仅被规定不准说什么、做什么和只准说什么、做什么，而且被规定必须说什么、做什么。口号之外的任何言说被当作不可饶恕的叛逆和罪过。真可谓“举天下无违言，寂寞为政，天地闭矣”(鲁迅语)。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语言大师都停止了他们面对宇宙人生的言说：把不违背科学良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马寅初沉默了，把宣传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生事业的杨献珍沉默了，大半辈子都保持着与湘西水乡亲情般关系因而总是才思泉涌的沈从文也沉默了，幽默的老舍在沉默中弃身投湖，善言的张爱玲在沉默中孑然去国……多数人的无言象征一个民族的沉睡甚至昏迷。多数人长时期言不由衷地复述由少数人创造出来的那套脱离历史、脱离生活、脱离常识的空话、大话、假话、套话，表明了真正的语言的放逐、贫乏、衰竭、死亡。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到来之后，在人民大众的蓬勃生命实践用很短的时间便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之后，在人们普遍获得了面对生活自由言说的权利之后，人们依然感觉到语言的贫乏，感觉到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一个多数人不愿、不敢或不会说话的社会不可能有丰富的语言，一个语言贫乏的社会不可能有丰富健康的文化。一个不能容忍标新立异、不鼓励张扬个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只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还能建立起那些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力的个人，社会的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个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最基本的是要恢复和重建我们的常识、常德、常情。守住我们的文化底线
常识是历史经验的积累，是亿万次实践的总结．是人类所拥有的理性知识大厦的基座，是人类向文明进军中赖以休养生息的大本营。不要小看常识，几乎所有的关于历史、社会的科学都是从它们出发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仁爱理想，恰恰是以承认人的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利益驱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也是以承认人的趋利避害天性为前提的。一个不尊重自己生命价值的人．不可能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从根本上讲，关心他人总是关心自己的一种扩展。承认每个人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独立生命价值，在经济上就要承认合法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固守常识的人，恐怕难以有大的作为，一个固守常识的社会，恐怕难以有太好的前景，但一个违背常识的人或社会，却难免会遭遇灾难。一切创新只能是对常识的巧用和超越，而决不能是对常识的背离。制度上的创新更是如此，因为制度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非常之大。
极左思潮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与人类的常识为敌。把强调生产力的作用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荒唐透顶的口号，把人的本能生命需要视为罪恶．把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都视为谬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几句简单的口号，把有知识当成耻辱，而把蒙昧无知当成光荣，在全社会宣传“白卷英雄”……此类做法，显然背离了人类的常识，不仅使我们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而且把整个中国社会拖进了一个荒唐的年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里所遭受的种种挫折、苦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抛弃或违背常识的结果。改革开放的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回到常识的年代。新时期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就是从重新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开始的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那句振聋发聩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不就是每个普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再质朴不过的普通道理吗!
(五)大力弘扬科学理性。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血液
我们把理性理解为人类面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在实践中协调智情意、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精神。人类文明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是理性精神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以张扬的历史。中国文化传统中固然也有科学和理性，但科学从未成为整个文化的主导方面，理性从未被完全自觉地加以利用和锻造。要完成传统的整体性转换，就必须把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注入传统并使其成为传统的灵魂。“五四”先贤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并为此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他们当时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对这样一种科学理性的局限性缺乏自觉的意识，相信科学既可建立工具理性．又可建立价值理性，对理性主义的乐观自信走向了具有科学乌托邦性质的浪漫主义。这一点，也许为后来中国社会出现种种在科学的名义下背离科学精神的举动埋下了祸根。
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一种现代最高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包含自我批判的批判精神，就是包含自我创新的探索创造精神。违背常识必然违背科学理性，也就必然违背科学社会主义。改革之前，在经济建设中无视客观规律企图创造奇迹的唯意志主义的种种做法，长时期存在的非理性主义的狂热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一切社会机构、否定一切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贬损科学、轻视知识分子以及给现代西方的许多文明成果贴上资产阶级标签的做法，显然都是和理性精神格格不入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恢复科学理性显得何等重要啊!
(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接续和创新我们的历史传统，从传统中获取现代文明生长的营养液
要摆脱历史困境，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固然必须改造传统，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但改造传统必须以继承传统为前提。传统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他者，而是由每个现代人承继担当的东西。传统既与现代性相冲突，又是现代性发展不可缺少的营养液和土壤。传统既是实体，又是流程。将其视为实
要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就必须通过开展与传统的对话使传统获得新的理解和解释。理解和解释是一种以循环为基础的前进运动，是由理解的前结构作为出发点或重心的运动。如果限于文本中的来回运动，传统就不会成长，精神就不会创新，历史就不会前进；如果离开文本去运动，就会是一种没有内容的抽象运动。理解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现实与历史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具体与抽象之间、特殊与普遍之间、生活与符号之间、身体与心灵之间、行动与思考之间、意志与理性之间、人类与宇宙之间、中断与连续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的辩证的生命运动。成见是传统在个体身上的体现，是传统的一种具体存在方式。所以，用成见来检验批判传统是无效的循环，产生的只能是认同。可是，传统的流传物又是如何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的呢?一是一种传统与另一种(或多种)传统之间可以通过相互渗入而形成一种新质的流传物，二是生命之流的前沿因遭遇阻碍而溅起的新的精神浪花会不断汇入传统的流程。我们一旦走入传统，与传统对话，就是在参与传统的创新。
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由于整体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中国文化传统在实现伟大复兴之前，势必经历从“休克”、迷失到苏醒的痛苦过程，承载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体也必须经历从全盘否定传统或完全坚守传统到既开放传统又回归传统的态度上的转变。无论是“五四”的为救民族而反传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为纯洁“主义”而彻底与传统决裂，都与中国社会历史的中断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迅速增强．伴随着对外面的世界的真切了解的增加，我们逐渐恢复了文化上的自信，恢复了对本民族历史传统应有的尊敬。
(责任编辑 刘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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