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考察

发布时间：2023-02-28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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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9-0078-09

 

　　如何对待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中尤其是在“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从革命思维和行为下的激烈否定、基本否定，到执政思维和行为下的理性看待，再到新世纪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百舸争流背景下的高度评价，既反映了时代主题的变换，也反映了中共思想认识的与时俱进。本文力图比较清晰地勾勒和分析这一历史演进的轨迹。

 

　　一、继承五四新文化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思想背景下，其创始人和最早的一批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哺育的知识分子，像陈独秀等还是该运动的旗手或弄潮儿。中共成立后不久，又肩负起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性评价必然居于主导地位。当然，中共成立后，集中精力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并未特别关注文化问题。不过，其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立场还是时常表达出来，虽然文字不多，但态度是鲜明的。在该方面，陈独秀和瞿秋白可作代表。1923-1924年间，陈独秀在《向导》、《前锋》等杂志上以短论的形式继续表达他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立场，讥讽胡适等倡导整理国故、国学是“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沾点臭气”；嘲讽“昏乱的老庄思想”或东方文化要将青年“引到睡眠状态去了”；认为“国故、孔教、帝制，本来是三位一体”，“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1](P101、135、137、251、259)1923年6月，《新青年》改版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主编瞿秋白在其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中讲道：“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纲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纲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1](P7)上述话语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出一辙，中共也明确宣言继承“五四”传统，1932年5月，瞿秋白在《北斗》杂志上发文《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日：“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当然，同时还要“批判一切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思想。”[2](P522、523)

 

　　陈独秀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拒斥，根深蒂固于历史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进一步言之，即将东西方文化或文明视为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东方文明是古代农业文明，西方文明是现代工业文明，所谓“人类文化是整个的”，“东西文化的差异”不过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1](P198)、[2](P14)“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展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概言之，即“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副产”，“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2](P14、271、280)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礼教虽“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2](P23)实际上，这些观点和论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然流行，中共成立后只不过加以重申和强调而已。

 

　　中国共产党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拒斥，与近代以来儒学总是被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的势力所利用这一情形也有密切关系。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到辛亥革命，封建顽固势力对它们的质疑、反对和镇压，总是与“护教”(孔教)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国民党对中共的舆论攻击、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以及抗战时期围绕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国民党发动的宣传战，无一不和尊孔联系在一起(甚至日军在中国占领区，也搞尊孔、祭孔、读经活动，以愚弄中国人，为其殖民侵略服务)，这些不能不促使中共对传统文化保持高度警觉。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拒斥不仅表现在文字上，而且体现于行动上。无论是在国民革命时期，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不论在革命总取向上，还是在具体问题上，如妇女问题、家庭与婚姻问题等，激烈的反传统立场一直显而易见，所谓“苏维埃的文化革命”就是“打到孔教、佛教、道教等等的迷信和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上的束缚，反对着资产阶级和富农等等的思想上的影响”。[3](P232-233)应当承认，这种“打倒”和反对在当时诸多方面是正当的，为社会进步所必需。

 

　　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全面抗战爆发，可以视为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第一个阶段，其特征是承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衣钵。那么，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可以视为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在延续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力图作出较为理性的评价。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共高扬爱国的旗帜，动员民众抗日。而爱国主义往往离不开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认同。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的任务。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当然，毛泽东在这里讲得还比较笼统，主要是从历史整体入手，并非专门讲传统文化，并且一开头就言明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但无疑这是中共对待传统文化态度调整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年多以后，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内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张闻天和毛泽东先后发表演讲，从正面展开地阐述了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立场。1月5日，张闻天以《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为题发表演讲，在指出封建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复古、尊孔、读经、保存“国粹”等等“没有明天”、“必须用全力扫除”、“愈彻底愈好”之后，讲到“旧中国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受旧文化’。”[4](P26-27)仔细研读张的文字，会发现他给予肯定的主要是社会底层民众所留下的文化遗产，而一向被视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学似乎是被排除在外的，这自然符合革命时期中共突出看重文化之阶级性的一贯理念。而且，张接着提醒：“要批判的接受中国旧文化，绝不是等于号召中国青年去读古书、整理国故。这是少数有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的学者的责任。中国青年应该多读现代的新文化的书籍，在古书中则应该多读中国的小说、杂文，多读统治阶级所说的‘邪书’与‘禁书’。”[4](P27)1月9日，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演讲，表达了同张闻天相同的立场，只不过更凝练而已。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5](P707-708)同张闻天一样，毛泽东在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之后，提醒道：“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5](P708)1943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批语中进一步分析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6](P84)翌年7月，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他再次表达了这样的立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6](P191-192)

 

　　此外，延安时期的中共理论家陈伯达从1939年至1940年在《解放》杂志上连续发表《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系列文章，尝试从学理上分析和评价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遗产。有意思的是，孔子哲学主要得到的是负面评价，而墨子哲学得到的则是肯定性高评。其背后有一个阶级论判断，即其学说代表的是统治阶级还是劳动人民。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文章很关注，基本上赞同其主要观点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综上思想，概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封建主义的，但有优秀成分；正确态度是批判地接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立场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适应新形势做出了调整，使原有立场更富弹性也更趋理性。进一步言之，抗战期间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或态度调整，并非是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背离，实际上可以视为深化。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闻天，他们谈论文化问题的出发点均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并由此出发长篇幅而且严厉地否定和批判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谴责尊孔读经或提倡旧礼教旧思想的言行，与此同时，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早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博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评论说：“不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的狭隘和有限制性，但是它不失为一个思想界之空前剧变，它震动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古旧的风俗、传统、文化与思想，它勇敢地和他们作战，”“向旧礼教、旧制度、旧习惯——首先是孔教勇敢的宣战。五四运动的思想的领导者如吴虞先生、鲁迅先生都曾有极精的反对孔教的言论……”[7](P435-437)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评价道：“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鲁迅，称他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5](P700、698)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对五四反传统精神的继承，同抗战前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因如此，毛泽东、张闻天等对传统文化的肯定话语并不多且很宏观、谨慎③。虽然如此，同抗战前相比，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毕竟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作为开端，放在“历史的长时段”中审视，其意义是重要的。

 

　　三、批判还是继承

 

　　新中国建立后，延安时期形成的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上延续下来。但是，反传统文化的一面，无论就时间而言，还是就力度而论，均处于强势，而理性地看待和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则显得小心翼翼，且主要出现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期纠“左”和调整政策之际。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文化转型与重建过程中，传统文化基本上处于被否定和被批判的地位上。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对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批判，虽然主导声音是讨伐买办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但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也十分严厉尤其是对梁漱溟的批判。

 

　　1956年春，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在相对宽松的思想氛围下，一些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对待文化遗产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态度提出了批评。著名学者冯友兰等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分析中国哲学遗产包括儒家思想的继承问题。是年8月，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谈话，就如何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其核心思想，即“洋为中用”，且远比民主革命时期的相关论述更为展开、深入和清晰。他强调，外国的一切科学原理和长处都要学，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8](P76-78)可以说，立足于中华文化的光大，是毛泽东谈论中外文化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但是，毛的谈话聚焦于音乐，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体性评价，他集中要说明的问题是，一方面对西方音乐不能照搬或生吞活剥，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不能自我封闭。通览他的谈话，其音乐“中国化”的主张似乎偏重于对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形式、民众欣赏习惯的考量。这和政治上他一再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思路是相通的、一致的。他自己也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但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8](P78)

 

　　依据现有资料，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最明确、最具体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在1958年8月审阅中宣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加写的一段话，其中言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当然，毛泽东没有忘记最后申明，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主要还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8](P398)1960年12月，在接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9](P225)谈话表明，毛在传统文化问题上有了更深入一层的思考，明确了即使是被认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封建文化也有利用的价值，反封建统治的民间文化也需要批判地对待。

 

　　毛泽东的上述态度，加之20世纪60年代初纠“左”带来的政策宽松条件，学界又一次较为明显地做出欲为中国传统文化争生存空间的努力。例如，1962年11月，山东召开大型的孔子思想研讨会，1963年初，《哲学研究》编辑部结合《周易》的研究和评价，组织文章展开哲学史方法问题大讨论，等等。虽然，讨论中存在牵强附会、简单类比，将古人思想随意拔高美化、现代化的粗陋，但是，其在校正一味抹杀、贬低传统文化的偏向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也表明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界是有基础的。[10](P142-144)也许，从1962年延续到1965年的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讨论更能说明问题。这场讨论由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吴晗引起，因而引人注目。讨论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是关于封建道德、资本主义道德的现实价值问题。吴晗提出：封建道德、资本主义道德中有值得今人吸收的地方，例如，封建道德中的忠、孝、诚实、勤劳等，都可以吸收过来，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服务。多数参与讨论者不同意吴晗的观点，认为他混淆了阶级道德的界限，把道德抽象化了。剥削阶级的道德，只有剥削阶级能够因袭和继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绝不能批判继承的。[10](P144-146)由此不难窥见，在文化的阶级性理念强势、优先的思想背景下，要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道德观问题上肯定文化遗产所承担的政治风险。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遭到“横扫”，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1966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波兰外宾时曾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1968年10月，他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谈到，自己有点偏向，不那么高兴孔夫子，还对学界的反孔、尊孔两派进行了一番点评。但这些话是顺便说的，并无部署批孔之意。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再次谈到批孔。几天后，“两报一刊”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中写进了批孔的内容，但并未引发运动。林彪事件之后，将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并由此展开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完全是出于极“左”的政治需要，对孔子、对儒学完全是谩骂式的攻击。如前所述，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直遭受程度不同的质疑、批判和否定。新中国建立后，对孔子和儒学的评价实际上成为一个颇为微妙和敏感的学术领域。总的看来，否定居多。但是，这种否定主要还是凸显儒学的负面，不讲或少讲其有价值的方面，尚不是骂倒了事。批林批孔与评法批儒运动发动后就不一样了，孔孟“开历史倒车”、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等等极端简单化甚至侮辱性批判用语充斥于舆论宣传中，成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定评。

 

　　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和否定，给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带来了看上去似乎矛盾的新境遇：一是“文化大革命”式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荒唐至极，必须改变；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崇拜、无法无天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封建传统的沉渣泛起，因而中国依然面临严重的反封建思想任务。实际上，后者无论从客观现实上讲，还是从人们的主观认识上说，均占据着主导地位。进一步言之，“文化大革命”对待传统文化的方式太粗陋，毕竟传统文化中还是有可取的东西，对此毛泽东也是承认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大革命”批判传统文化止于愤怒、咒骂，浮面而潦草。实际上是前门骂走，后门又悄然回来登堂入室。所以，必须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和清理。这一认识可谓当年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时提及反封建思想，而少有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换言之，历史传统和时代因素制约下的中共在20世纪80年代于传统文化问题上也只能是做到“拨乱反正”，而不大可能有重大突破。

 

　　但是，“文化大革命”式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毕竟遭到否定，而且伴随改革开放的扩展，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宽松，在民间和知识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回归生活或成为研究对象。例如，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不能忽略的一支力量便是以北京大学“文化书院”④为代表的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学人。进入90年代以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调整或改变，一是促使中共中央高度警惕西方“和平演变”中国，如何有效地抵御“西化”成为执政的重要课题；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人们价值观选择的多样化现实，如何或拿什么才能最有效地凝聚人心。在这一背景下，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共动员和凝聚社会的政治旗帜。爱国主义教育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中国悠久历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际上，离开了对本民族历史和建基其上且构成核心的民族文化的尊重，爱国主义便有成为浮萍的危险。况且，80年代中国在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过程中，也引发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类似或接近于“全盘西化”的主张时有耳闻。对于执政党来讲，这种思潮的政治危险性显而易见，这“不仅是个文化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个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个对待现实的态度问题”。[11](P858)正是在上述背景和认识下，1990年1月，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李瑞环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集中阐述“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这在中共历史上、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还是第一次。他提出：“在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弘扬民族文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的兴衰，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攻势，弘扬民族文化是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顶住一切外来压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接着，讲话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三个方面展开阐述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讲话强调，在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目的不是用它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伟大的中华民族应该而且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讲话在重申对待传统文化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一贯立场的基础上，重点是阐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态度。讲话提出：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苛求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还应当看到，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的许多方面并不是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时代所独有的，也不只是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时代所利用的。我们既要看到文化遗产的阶级性、时代性，又要重视它的继承性和借鉴性。……有些东西一旦赋予新意，便可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11](P853、861-863)需要指出的是，李瑞环的讲话并没有停留在一般号召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落实弘扬民族文化的具体措施，包括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以丰富和提高民族艺术的表现能力；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从儿童和青少年抓起；要有总体规划；要研究制定相应的经济扶助政策，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如此系统的高度评价，对如何弘扬传统文化作出如此具体的部署，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以李瑞环的讲话为标志，中共主要领导人评价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立场或侧重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前主要是站在否定的立场上，然后承认其中有值得汲取的优秀成分；此后则首先是站在“同情的理解”和肯定立场上，然后承认其中的封建或糟粕成分应该批判和抛弃。

 

　　有了执政党的空前重视，民间和知识界各种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日趋活跃。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在90年代没有再长篇幅集中言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问题，但是其支持立场则没有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要员不断出席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为弘扬传统文化项目提供资金及其他方面的支持等实际行动上。

 

　　进入新世纪后，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又专门阐述了“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其中言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要求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12](P559-560)提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和凝练，而民族精神离开了传统文化便无从谈起。换言之，比起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更为密切，甚至是水乳交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不断拓展，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与日俱增，也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无论在民间、知识界还是在政界均呈现蒸蒸日上之势。逐步弥漫全国的“国学热”、政府主导的海外孔子学院的普遍建立等等，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回归的强烈信息和气息。2006年出台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其中第七部分“民族文化保护”中，专门有一条讲“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并提出了具体措施。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3](P27)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改革与发展的“决议”评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4](P558)如此定位，在中共历史上是首次。

 

　　正是在上述时代和思想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讲话中⑤高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此前党的领袖相比，习总书记的讲话有三个重大不同或前所未有。

 

　　首先，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价值观。以往党的领袖论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大多宏观、笼统言之；另一方面，具体一步时，较多地肯定文学、教育等方面的优秀遗产，还有就是蕴藏于民间的勤劳勇敢、革命反抗，后来又加上爱好和平等精神，对儒家价值观直接肯定并不多，且零星分散于诸多讲话或谈话中。如前所述，这里有一个文化阶级论的思想背景，即儒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随着时代和理念的变化，从江泽民总书记起，在公开场合的一些讲话中，儒学经典或反映儒学价值观的名言开始被时常从正面加以引用，胡锦涛总书记大体上也是如此。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引用儒家名言主要是用来说明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或者在外交场合说明和平理念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这其中当然涉及价值追求问题，但多为间接及之。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则除了上述角度外，更重要的是直接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出发来阐释和评价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中的道德精髓，且言说集中、观点鲜明。

 

　　其次，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等。[15][16][17]这样的高度评价在中共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再次，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与现代性转化寄予厚望并提出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15][17]应该说，这是中共的一贯方针。当然，过去更强调区分精华与糟粕、批判地继承这一思路。问题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将近一百年，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三从四德”的妇女观、家庭观，王朝与皇权的政治观，小农经济观等等，已经为现代中国人所抛弃，还有一些深层的价值观念则很难用精华或糟粕简单加以区分，更多的情况往往是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批判地继承”作为一种原则或精神并没有错，但实践效果并不佳，往往令人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5]这一要求极富时代感也更具理性精神。实际上，海内外“国学”界早在80年代便提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一命题，并围绕之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探讨。如今，中共最高领袖明确提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任务，可以说是知识界与政界、民间与政治领袖长期互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在宏观上给予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更进一步具体举证和论述。例如，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6]再如，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他从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引用了大量反映中国深层价值理念的名言，诸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民为邦本”、“天人合一”；“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指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17]如此长篇幅地具体地肯定性地谈论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追求，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反映了中共对时代和自身方位的清醒认识。进一步言之，即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激荡中、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化发展中，中国立足世界的根基何在，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何在，凝聚整个民族的价值追求何在的问题；与此密切相关，中共作为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执政党，要利用一切资源包括历史文化资源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客观地说，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保守特征的。文化的历史和其性格的保守似乎成正相关关系。儒学重秩序、规范、和合的价值理念，当然与现代革命运动存在天然的紧张甚至对立。中共过去作为革命党(包括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依然秉持革命党的理念、思维和行为)对传统文化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调整对传统文化的立场。保守和反动不能也不该画等号。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理念，可以经过现代性和创造性转化，有效地服务于执政党执政目标的实现。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讲话，完全可以视为中共与时俱进的又一重要体现。

 

　　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瞿秋白在1933年论证文学应该与时代共舞时曾讲到：“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要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和文学遗产。不然的，我们必须继承这些遗产，但是一定要有批判的精神，一定要有的阶级的立场，，一定要努力学习新的阶级的宇宙观，而在克服可能的错误底过程之中，去达到真正科学的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底认识。对于一切古代的文化遗产，都要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成年的大人，——那过去的儿童时代是不能够再来的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科学艺术也是这样。马克思教我们留心希腊时代的艺术，但是他告诉我们，这是人类社会的儿童时代，你可以在这里‘再现’儿童时代地天真稚气的可爱的景象，而不能够自己也去‘重新变成小孩子’，那是可笑的。”(参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32-1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瞿在此明确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这一观点，只不过是从文学的角度。此外，通观全文，对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瞿只是一带而过，且是居高临下的一种审视姿态，而非后来毛泽东所言的“小学生”姿态。

 

　　②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6—165页，《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学的表达方式，即传统文化形式，中共的态度一直是积极利用。在毛泽东、张闻天、瞿秋白等人的文字中不难找到类似观点，如新文化要大胆利用大众所熟悉与爱好的一切民间的与地方性质的形式；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旧形式，诸如章回小说、民歌、戏剧等等。不过，给人的感觉似乎这主要是策略上的考虑，即中国民众文化水平低，尤其是在农村根据地环境中更需如此。至于民族文化形式有无长远的生命力似乎是存疑的。如果联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有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和实践，而且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也有该方面的实验，便可以断定，当年对传统文化形式的未来不大可能寄予厚望。

 

　　④文化书院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的学者创建的，梁漱溟任荣誉院长。文化书院给自己的定位是对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作一些基础性的学理研究，并利用函授、假期讲习班、出版物等形式研讨传授学问。文化书院对本土文化抱一种同情的理解，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设性。1985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第一次文化讲习班，组织著名学者及海外学人宣讲中国文化与比较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⑤主要是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5月4日在视察北京大学时的讲话等。

本文编号：62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