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投稿要求(3)

为了加强与各地学者的联系，编辑部除编辑期刊外，还与一些院校联合主办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如：1982年在开封(河南师大)召开的“近代文学研讨会”、1983年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召开的“清诗讨论会”、1985年在成都召开的“宋代文学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宏观文学研究会”、1989年在信阳召开的“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回顾反思研讨会”、1990年在桂林召开的“文学史观研讨会”，以及1989、1991年间召开的一系列古典文学专题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1994年在曲阜召开的“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活跃了学术空气，交流了研究方法，提高了文学研究的理论层次，也加强了学者间的联系，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而经费又不断紧缩等各种经济原因，《文学遗产》和其它学术刊物一样面临着财政上的困境，乃至一度濒于停刊，为此不得不在出版、发行方面做了多次改变，先后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理出版事务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文学遗产增刊》十八期等。1992年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签约并合作出版至今。但《文学遗产增刊》终于停止出版。

四十年来，《文学遗产》得到广大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自首任主编陈翔鹤先生起，本刊编者与作者关系向来十分密切，这已成为传统。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流专家，几乎都在本刊发表过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何其芳、李一氓、郭绍虞、罗根泽、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沈从文、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冯至、余冠英、吕叔湘、姜亮夫、刘大杰等一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成名的古典文学研究权威，他们的支持，使刊物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起点上，并始终保持高水准。

《文学遗产》编辑部自创建初始，即在陈翔鹤同志的领导下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一整套工作制度，文革后也仍能继续保持和发扬。作者的来稿，无论长短、无论是否熟人或熟人推荐的，首先进行严格的登记编号，并随即将编号通知作者，以便查询。每份稿件都要经过责编的仔细审读。不能利用的都有退稿信通知投稿者本人；如通过一审认为有可能利用的稿件，还要送二审阅定，有时提出修改意见，责编即会提供给作者商讨；最后，通过二审的稿子还要由主编三审定夺。有些稿件，还要请编委多次阅定。总之，每一篇刊用的稿件，都倾注了编辑的心血，都是对作者完全负责的。作为《文学遗产》的编辑人员，必须一贯保持严谨细致的态度，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同时，还须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与专家学者保持紧密的联系，多方收集学术信息和注视学界和学人的动态，加强自身的修养。因此，《文学遗产》在学界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获得了学者们的信任。

《文学遗产》通过四十年所做的各种工作，对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刊物。国内学人以能够在《文学遗产》上登载论文为荣，不少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也以在《文学遗产》刊登文章作为考核中青年学者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准以及晋升学术职称的依据。国外学界，更以《文学遗产》作为了解中国大陆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主要窗口。总之，由四十年的历史及在当前学术界的地位所决定，《文学遗产》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核心刊物。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过去的兴衰荣辱与《文学遗产》联系在一起，今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将来的繁荣和发展也将与《文学遗产》这一份刊物的存在密切相关，不可分离[5]。

编委

主　编：刘跃进

副主编：竺　青

顾　问：

王水照　石昌渝　吕薇芬　刘士德　吴熊和　陈伯海

张锦池　罗宗强　周勋初　项　楚　袁世硕　袁行霈

徐公持　陶文鹏　黄天骥　章培恒　傅璇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编　委：

王长华　王兆鹏　左东岭　吕　薇　关爱和　刘　石　

刘扬忠　刘跃进　杨　义　李　浩　吴承学　陈　洪

陈大康　陈尚君　竺　青　赵昌平　赵逵夫　钟振振

莫砺锋　郭英德　徐　俊　梅新林　韩经太　葛晓音

（以姓氏笔画为序[3]）

注意事项

经核实文学遗产在其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并未发布稿约和相关征稿信息，请直接与期刊联系，以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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