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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 多案例比较研究

发布日期： 2013-12-21 发布：  

  2013年第5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11篇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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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是应对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管制，促进企业转向绿色生产方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深度访谈，应用扎根理论研究影响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深层次因素后发现，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等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存在显著影响。预期经济收益是前置变量，冗余资源是内部情境变量，利益相关者压力是外部情境变量，但它们影响绿色创新战略的方式和路径并不一致。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在转变企业经营模式上制定有效的管制政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
　　[关键词] 企业； 绿色创新战略； 扎根理论； 预期经济收益； 冗余资源； 利益相关者压力
　　一、 问题的提出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臭氧空洞、原始森林消失、沙漠化扩大、酸雨酸雾等问题的频发。作为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企业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来自消费者的环保压力[1]，亟须在商业经营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接触中纳入社会和环境关注[2]。那些关注环境问题的企业能通过开展绿色创新战略赢得先发优势和市场竞争，而那些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战略考虑的企业会面临更大的环境风险和经营不确定性。此外，即便企业目前处于市场有利地位，也需要考虑一旦现有核心能力过时，企业该如何保持竞争力的问题[3]。实施绿色创新战略能使企业培育新的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赢得未来竞争地位。
　　本研究的绿色创新战略是指前摄性的环境战略，即主动把环保作为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的企业战略[4]。从内涵上来看，绿色创新战略是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在企业战略层面考虑环境问题，设计和开发更为环保的工艺和产品来降低企业对环境的消极影响，维持企业的持续运营。从外延上来看，绿色创新战略包括企业在原材料采购、原料使用、处理废弃物的经营全过程中考虑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企业未能或不愿意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深层次因素及其影响路径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现有研究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本文认为，必须从微观视角深入探究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及其对企业绿色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才能为企业应对环境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指导。
　　二、 文献述评
　　自从Hart提出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以来[5]，学界已经逐步认识到，企业经营不仅需要考虑制度环境和需求环境，同时还面临企业经营的物理环境所带来的具体挑战。在Hart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展开了对绿色创新战略的研究。如Sharma和Vredenburg认为，企业应超越组织面临的规制要求，采纳绿色创新战略来处理与环境相关的问题[6]；Banerjee也指出，企业应该增强对自然环境合法性和重要性的认知，在组织战略设计和战略规划过程中纳入环境因素[7]。2010年，埃森哲咨询公司调查了七百多位全球CEO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问题。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人都说，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公司或者行业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尽管不同行业间的企业以及行业内的不同企业由于多种原因，在企业绿色创新战略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以完全漠视态度面对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将难以生存[8]。
　　很多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企业为什么会开展绿色创新战略[9]。在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因素上，现有文献大体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基于竞争视角强调追求经济收益的驱动作用，认为绿色创新战略能提升企业能力从而带给企业竞争优势[5]。企业决策者根据相关的或感知到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或是出于竞争优势的考虑而作出战略选择。按此逻辑，企业选择进行绿色创新是因为分析其净收益为正，否则企业只会参与那些被强制要求的活动[10]。另一种观点则基于制度视角，认为制度压力是企业采取生态保护行为的主要动力[11]。这种观点认为，企业的决策未必是基于管理者的理性经济分析[12]，政府管制、市场要求和社会期望等制度因素都会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13]。例如，规章制度对绿色创新具有诱发作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会影响企业的环保倾向。政府逐步提高的环境标准在客观上会激励企业采取创新性的环保措施，来自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也会促使企业改善其环境表现。
　　潜在的经济回报被认为是企业采取生态环保的市场驱动立场的首要推动力[14]。在未来，，只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的企业才能赢得竞争优势。通过改良生产流程，企业能避免环保惩罚、节约原料投入和降低废弃物处理成本；同时，企业还能通过绿色营销、废弃产品的销售以及外销企业的环保技术增进收益[1517]。此外，采纳绿色创新战略有利于企业积极探索更为环保的产品以代替现有产品，从而形成相较于其他相似产品的差异化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通过绿色标签传递给消费者的环保信息，使企业能以较高的价格销售绿色产品，从而有利于企业赢得竞争优势[5]。
　　Gladwin等认为，采纳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能通过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和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实现长期盈利[18]。Porter和van der Linde指出，采纳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能够通过绿色营销、废料产品的销售以及转让企业的环保专业知识增加收益[19]。Roy提出，企业采纳绿色创新战略能赢得更多的消费者认同，从而能通过创造新的市场来维持或增加企业市场份额[20]。Bansal和Roth通过对英国和日本的53家企业数据分析归纳发现，赢得竞争能力是企业生态响应的主要动机之一，企业会出于改善财务状况或获得竞争优势的考虑而在战略制定中纳入环境保护考量[10]。FrajAndres等的实证结论也表明，竞争推动是解释企业为何把环境保护纳入战略计划过程的最重要因素，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新把环境关注纳入战略制定是巩固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21]。
　　对于制度因素，由于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特点，企业缺乏明确的经济激励去主动实施绿色创新，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相关的环境规制就显得非常必要[22]，它能通过强迫和诱使两种方式影响企业所有者对自然环境的态度。Porter和van der Linde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19]。Petts等也指出，规制遵循是企业环保行为的关键驱动力[23]，这一观点也被后续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Horbach总结了绿色创新动力的现有文献，指出政策法规是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以德国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证明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24]。李怡娜和叶飞则从新制度主义理论出发探讨企业实施绿色环保创新行为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强制性环境法律法规对企业的绿色环保创新实践有显著影响，激励性环境法律法规则影响不显著[25]。 　　在制度因素中，企业绿色创新战略除了受环境规制影响之外，还受到来自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影响。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管理层对各种利益相关者不断变化的期望的满足程度，也即依赖于企业管理层对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利益要求作出回应的效果[26]。利益相关者会通过多重渠道影响企业的环保行为，包括政府制定环境规制、非政府组织发布环保报告和鼓励抵制非环保行为、顾客和供应商对企业施加压力、公众媒体对组织活动的监督等[27]。企业社会责任观认为，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自然环境上的利益是企业战略制定过程中的合法压力，顾客、当地社区、环保利益团体甚至自然环境本身都会促使企业在决策时考虑生态影响[28]。在实证上，Henriques和Sadorsky发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会激励管理者去追求环保上负责的商业实践[29]。Banerjee等指出，企业对环境的关注一方面来自于团体利益相关者施加的外部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由顾客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需求所带来的外部经济压力。企业采纳绿色创新行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得社会合法性和迎合消费者需求，从而实现企业价值[30]。Buysse和Verbeke的研究则表明，采纳污染预防战略的企业非常重视环境规制，采纳环保领导战略的企业会积极关注环保标准和各种利益相关者预期的变化，而对规制的变化不敏感[31]。Eiadat等利用约旦化学工业的数据研究指出，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受到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则、感知到的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和管理者的环境关注度等压力影响[32]。企业感知到的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越大，就越有可能采纳绿色创新战略[33]。此外，对非环保行为惩治力度的不断增强、非环保行为面临的不断增强的政策约束、非政府组织及环保团体对企业非环保行为的压力，也会促使企业控制其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以减少声誉风险，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通过改进环境管理绩效以满足环境规制要求的最好方式[1]。
　　除了竞争优势和制度压力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视角研究了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例如，杨东宁和周长辉从外部合宜性驱动力和内部合宜性驱动力两方面探讨了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企业采纳标准化环境管理体系的影响[34]；Baylis等产业组织理论的学者研究了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35]；Peattie等市场营销领域的学者关注于各类市场因素，尤其是市场需求对企业绿色产品开发的影响[36]；Worthington等决策领域的学者则关注于高管团队在企业决策中的关键角色，认为绿色创新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管理者意图和管理者参与的影响[37]。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1）对绿色创新战略驱动因素的研究往往受限于学科范畴，如产业组织专家聚焦于市场结构，而战略管理专家则主要聚焦于企业内部因素，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研究缺乏一个能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理论框架。（2）已有文献多数是通过采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检验理论假设，针对绿色创新战略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互矛盾。（3）现有文献尤其缺乏各影响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已有文献侧重于考察各独立解释变量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直接影响，但很少关注各前置变量的间接影响和特定变量的调节效应，从而难以揭示各前因变量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4）尽管学界认识到赢得竞争优势是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一个主要动机，但企业通常根据经验和惯例法则进行创新活动[38]，往往会由于缺乏创造性地处理环境问题的经验以及信息不充分、组织协调困难等问题而难以识别绿色创新的潜力，从而阻碍企业通过绿色创新战略赢得竞争优势的热情。本研究在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门针对绿色创新战略这一变量范畴进行研究，试图探索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关键性因素。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罗伯特·殷指出，当研究者需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采用案例研究是合适的[39]。本文的研究主题在于探索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即为什么不同企业会实施不一样的绿色创新战略，因而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现象加以分析和整理，通过系统的资料搜集和分析挖掘，发展和验证理论[40]。它是一种针对某一现象运用规范程序归纳式地引导出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强调理论的发展源于所搜集的原始资料以及资料搜集和分析环节的不断发现，这一过程既能通过理论演绎实现，也能通过理论归纳实现[41]。与其他定性研究方法相比，扎根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资料搜集方式的动态性，即需要根据研究进展情况不断补充资料，从而以丰富、严密和扎实的资料来增强结论的说服力。
　　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包括三个主要的编码过程：（1）一级编码，即开放式登陆；（2）二级编码，即主轴编码；（3）三级编码，即选择性编码。本文在考虑到企业规模和行业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同时兼顾所选择样本的代表性和便利性，选取了来自重污染行业的十余家典型企业作为调研对象，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识别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考虑到扎根理论注重目标对象的信息丰富度而非样本数量大小，针对绿色创新的案例研究必须基于重污染行业。相对于那些污染程度较轻的行业而言，重污染行业由于其行业特点会更倾向于采纳绿色创新战略，从而在实践中表现为采纳更多的绿色创新行为，能为本文的扎根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素材。虽然本文所选的样本难以消除典型抽样的弊端，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的效度。本研究的扎根理论工作从2011年10月到2011年的12月，针对样本企业进行了开放式访谈、半开放式访谈，并对搜集的文字、录音等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最终提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
　　开放式访谈围绕绿色创新战略形成的因素展开，探索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为防止访谈中出现被访者对绿色创新战略内涵模糊不清的问题，我们在访谈之前首先向被访者介绍绿色创新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然后在绿色创新概念的基础上介绍绿色创新战略的概念，并特别强调绿色创新战略的宏观性、战略性和导向性。再者，向被访者介绍几种典型的绿色创新战略形式，并请被访者也列出一些他所认为的绿色创新战略方式。最后，根据被访者所列项目进行筛选，如有不是绿色创新战略的项目则向其作进一步的解释。在明确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探索企业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以及此种行为能带给企业哪些益处，并沿着动机和目的进行深度挖掘，探究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深层次原因。 　　四、 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一） 开放式编码
　　在获得丰富数据的基础上，对访谈者回答进行编码。第一，在资料的整理上，针对用来构建模型的11家样本企业（企业基本情况信息见表1所示），我们整理了其被访者在访谈期间发表的言论。首先排除访谈者过于简单的回答（如“是”和“否”）、模糊不清的回答（如“不确定”）以及没有回答的内容，然后对余下的有效访谈内容进行归类。
　　第二，针对访谈者的回答进行开放式编码。根据开放编码的要求，我们对11家企业的23个中层以上职位的被访者的回答进行编码，建模回答的共有339条。为更好地分析访谈内容，开放编码的编号设置为样本类型-问题序号-子问题序号-问题的句序号。例如，编码1-2-1-1表示样本编号为1的访谈样本的第2个问题的第1个子问题的第1句。经过对标签的多次整理分析，共得到13个范畴，用阿拉伯数字备注每个范畴所包含的词条数目，如表2所示：
　　（二）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目的是将开放式编码中被分割的资料通过聚类分析在不同范畴之间建立关联。我们对开放式编码中不同范畴的访谈结果逐一分析其可能存在的联系，解析不同范畴之间潜在的脉络和因果关系。
　　通过主轴分析发现，各访谈样本对问题的回答存在一定的因果分析和逻辑推理关系，对这些关系和分析思路进行归类，形成以下三大主范畴：（1）预期经济收益，表征的是企业对绿色创新战略能带给企业的收益情况的估计；（2）冗余资源，包括了已被用于企业固定设备和岗位上的已吸收冗余资源，以及能被用于多种用途的未吸收冗余资源；（3）利益相关者压力，包括了企业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者的首创精神和伦理关怀）、内部经济利益相关者（员工压力）、外部社会利益相关者（制度压力、环保组织压力和媒体压力）和外部经济利益相关者（市场需求和竞争强度）。
　　（三）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继而通过分析核心范畴和主范畴等的关系并以“故事线”的形式形成新的理论框架。本研究中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如表3所示：
　　我们确定了“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这一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概括为：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存在显著影响；预期经济收益是内驱因素，直接决定企业对绿色创新战略的态度；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则调节着预期经济收益与绿色创新战略之间的意识—行为关系。以此“故事线”为基础，本研究构建和发展出一个全新的“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四）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指的是决定何时停止采样，通常是以难以获取额外数据从而发展出某一个新范畴为标准。在本研究中，通过将访谈者的回答编码进行随机抽取，检验是否达到理论饱和度。结果发现没有形成新的范畴，表明上述“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模型”是理论上饱和的。
　　五、 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模型阐释
　　通过前面的分析发现，用“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模型”能有效解释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形成机理，但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的作用机制并不一致。
　　预期经济收益是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内驱因素，通过影响管理者对绿色创新战略收益的评估从而促进行为发生，是绿色创新战略的前置因素。以往文献表明，决策者会根据相关的或感知到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或是出于竞争优势考虑而作出绿色创新战略选择[42]。面对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在开发绿色创新和绿色设计上付出更大努力，通过精化生产流程，企业能在降低投入成本和减少废料处置的同时降低环境影响[15]。绿色化是持续创新、新的市场机会和财富创造的催化剂，开展绿色创新的企业能通过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和创造新的竞争规则赢得商业机会[18]。短期来看，企业能够通过绿色营销、废料产品的销售以及转让企业的环保专业知识增加收益[19]；而从长期来看，企业开展绿色创新会增强企业声誉、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和改进产品质量[5]，这些资源可能难以在企业的短期绩效中体现出来，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在未来，只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的企业才能赢得竞争优势，在绿色技术上的创新被认为是21世纪最大的经济机会[43] 。
　　冗余资源是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内部情境条件，反映了企业内部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它是使企业绿色创新战略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是绿色创新战略的启动因素。资源基础理论早就表明，企业战略开发和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而非环境，企业战略、结构和核心能力等内部特征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选择[44]。通过在企业战略计划中纳入环境因素，Hart指出，不仅企业的财务和人力资源，企业处理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能力也成为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新战略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关键资源[5]。作为“不受约束的资源”的组织冗余[45]，它的存在使创新和变革更易被企业所接受，从而使企业能在绿色创新实践上进行搜寻和试验，训练更多的环保人才以处理日常的运行危机，购入高于环保标准的设备降低碳排放和燃料优化，以保护组织核心业务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资源匮乏的企业会避免在绿色创新上进行投资，从而把稀缺资源投入到生产的关键领域。因为在绿色创新上进行投资并不能立即增强企业生产能力，会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因而，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即使是最具前摄性的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上，也很可能首先排除掉环保项目[46]；而在资源冗余的情况下，企业会更愿意在具有长期回报的项目上进行投资。Bowen等探索了不同类型资源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实证结果也表明了冗余资源会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战略[9]。
　　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是影响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外部情境因素，是绿色创新战略的强化因素。它反映了企业在实施绿色创新战略上所受的外在约束，表现为重要他人或群体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参与，企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组织对各类利益相关者期望的满足程度。Henriques和Sadorsky、Eiadat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驱动因素[29，32]。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企业需要在组织经营和环境战略上寻求协同，以最大程度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期望。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的作用力不一样，管理者只能感知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压力，而非每类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压力。基于此，Sharma和Vredenburg提出利益相关者整合能力，它是指企业与各类经济及非经济利益相关者合作寻求环境问题解决办法的能力，并认为这种能力也是企业主动型环境战略的驱动力之一[6]。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企业能够统一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和组织目标[47]，进而通过在绿色创新战略的制定过程中纳入利益相关者，在改善环境绩效和开发其他能力上获得有价值的支持，从而以一种更具竞争力的方式处理环境问题[6]。DelgadoCeballos发现，在管理者感知到绿色战略存在内部障碍的情况下，整合利益相关者会对企业开发主动型环境战略有正向影响[27]。其他研究也表明，建立、培育和维持与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关系，有利于企业选择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4849]。 　　总体来看，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这两个情境变量都通过影响预期经济收益与绿色创新战略之间的关系强度和关系方向而起作用，属于调节变量。当情境变量的影响微弱时，企业绿色创新战略主要受预期经济收益的影响；当情境因素的影响显著时，则会较大地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采纳。按照Bansal和Roth的说法，绿色创新能否改善企业绩效，是企业选择是否要进行绿色创新战略的最关键因素[10]。任何企业都不会视利益于不顾，如果企业预期到绿色创新战略能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绩效，势必会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开展这一战略。冗余资源的存在则使企业有更多机会去进行绿色创新探索和试验，从而也会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战略。此外，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尤其是来自政府的环境规制、员工的身体健康以及公众、媒体等方面的压力都会对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产生重要影响，这些都在案例企业的调研过程中得以体现。
　　六、 结论
　　本文通过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探索了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这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存在显著影响。其中，预期经济收益是前置变量，冗余资源是内部情境变量，利益相关者压力是外部情境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索性地构建出上述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的作用机制模型，在以下方面实现了理论拓展：
　　其一，企业的预期经济收益与绿色创新战略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外部情境因素（利益相关者压力）的调节，还受到内部情境因素（冗余资源）的调节。预期经济收益是企业决定是否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关键要素，但这一关系会受到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冗余资源的影响；同样，企业面临的来自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大小也会显著地影响企业在是否实施绿色创新战略上的决策。
　　其二，本研究探索了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形成机制与构成因子。以利益相关者压力为例，其构成因子包括企业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者的首创精神和伦理关怀）、内部经济利益相关者（员工压力）、外部社会利益相关者（制度压力、环保组织压力和媒体压力）和外部经济利益相关者（市场需求和竞争强度）。其中，针对内部经济利益相关者的员工压力在以往发达国家的研究文献中重视不够，而出于员工身体健康考虑以避免规制惩处的压力是国内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战略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
　　本研究同样为政府制定推动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管制政策提供了政策思路和实施路径。首先，政策制定者必须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意识。通过加强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持续经营的重要性的传播，让企业意识到实施绿色创新的战略意义，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动力问题。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各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推动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管理者的创新精神，利用媒体和环保组织的监督功能以及推广绿色消费理念引导企业的产品开发方向等措施推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最后，政策制定者应从多维度降低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成本，包括在基础设施配套、技术条件、行政法规政策等方面创造条件以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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