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监督、内部治理与企业环保投资

发布时间：2020-08-14 21:37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将过去“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指导思想,这是将“经济优先”改为“环境优先”的战略性转变。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主要方向。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将绿色发展置于突出位置,拉开了绿色发展新时代的序幕,这意味着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的转变。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加大了环保投资规模,但单纯依靠政府环保投资,忽视市场机制,不仅不利于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也不利于形成环保投资的内生增长机制。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单位,承载重要的环境保护责任。在市场导向机制下,企业环保投资是实现绿色发展,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企业提升绿色竞争力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的内在需要。环境保护离不开公众参与,公众的环保意识、绿色消费理念、绿色生活方式推动着绿色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具有环境外部性,政府力图弥补市场失灵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但政府干预行为本身存在局限性,经常出现政府干预不足或是政府干预过度的“政府失灵”现象。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环境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方式被广泛用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但是,公众参与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因此公众参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力。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公众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产权性质对公众参与和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环境信息是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管理,评价和监督企业环境污染防治行为的重要基础。一旦企业环境违法违规信息被披露,将对企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对企业污染行为起到有力的遏制作用。相反而言,企业拥有异于其他企业的良好环境信息,将为企业塑造良好绿色形象。良好绿色形象是否影响公众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包容度呢?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绿色形象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进一步探究公众关注度对绿色形象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企业是最强大的实体,只有调动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才能提高企业环境污染防治的效率和效果。因此,股东常常需要通过激励、约束、监督来实现股东和管理者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利益协同,由此而来的管理层代理成本将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避开组织结构细节探讨企业代理问题是不充分的。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管理层代理成本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进一步探究环保部门设置对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上述问题,本文在对企业环保投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依据制度战略观和内容特征将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细分为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和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并使用Median检验、K-W检验、M-W检验和K-S检验方法对中国上市企业环保投资分类特征和分布特征进行非参数检验,发现中国上市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具有行业异质性、空间异质性、个体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核心理论,结合产权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代理理论和权变理论等多重理论,综合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2008-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围绕Schwartz和Carroll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三领域模型,从单维构念和多维构念的双重视角,实证研究了组织内外部因素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其实现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公众参与度和产权性质是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重要因素。(1)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单维构念,那么公众参与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正相关。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弱化了公众参与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影响。(2)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多维构念,那么公众参与度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正相关,但是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的关系不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弱化了公众参与度和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对公众参与度和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上述结果说明,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外部监督力量能够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但公众参与的效力受到产权性质和企业环保投资内容的限制。第二,绿色形象和公众关注度是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重要因素。(1)绿色形象是企业环保投资概率的增函数。(2)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单维构念,那么绿色形象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正相关。公众关注度对绿色形象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3)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多维构念,那么企业绿色形象对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规模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公众关注度仅对绿色形象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绿色形象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规模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绿色形象有助于增加公众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包容度,公众能对企业不同类型的环保投资行为做出回应。第三,管理层代理成本和环保部门设置是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重要因素。(1)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单维构念,那么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正相关。环保部门设置对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2)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多维构念,那么管理层代理成本分别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和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环保部门设置对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但是,对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规模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3)产权性质对管理层代理成本、环保部门设置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单维构念,那么环保部门设置仅对非国有企业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若将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多维构念,那么环保部门设置对国有企业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是环保部门设置对非国有企业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相反地是,环保部门设置对国有企业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规模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国有企业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规模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企业环保部门设置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风险,为管理者实现合法性创造条件,但环保部门设置的效力受到产权性质和企业环保投资内容的限制。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基础理论研究。本文根据主要目的原则和资本化原则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确定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对企业环保投资进行统计。并根据制度战略观和内容特征进行分类,将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细分为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和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两类。从道德、经济和制度三层面出发,结合多重理论,将组织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结合、软约束和硬约束相结合人和物相结合分析各要素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其实现路径。第二,深化了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识别了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五大重要因素,其中三个重要因素跟“人”有关,即公众和企业管理者,公众具体体现在公众参与和公众关注度。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跟“物”有关,即绿色形象、环保部门设置。限定其他条件下,对不同因素与企业不同类型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丰富和深化了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研究。第三,推进了内外部因素与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研究。本文结合中国特殊政治经济背景,将企业产权性质和公众关注度作为调节变量,从资源获取视角出发,揭示资源获取能力和资源获取意图对公众参与度和绿色形象与不同构念的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将环保部门设置作为调节变量,从企业治理能力视角出发,揭示企业内部治理对管理层代理成本与不同构念的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调节效应研究,加强了组织内外部因素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相互关联性。第四,促进了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和创新。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以往采用强制性干预措施,如环境保护法规,虽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政府干预不足或政府干预过度的“政府失灵”现象时有发生。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研究外部监督和内部治理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明确了公众与企业在环境保护中所承担的角色,打破了以往环境保护以政府为主的观念,有助于促进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由强制性向诱致性”的转变,形成环境保护“初级行动团体”,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学位授予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F275;F279.2;X32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