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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郊居民清洁能源消费意愿与行为研究

发布时间:2020-11-17 00:20
   十九大报告描绘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绿色路线图”,标志着我国现已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然而,化石能源肆意耗用导致生态失衡每况愈下,以雾霾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能源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决定着世界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为助力创建生态文明,推动居民清洁能源消费尤为重要。在大西安建设背景下,需要掌握城郊居民的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和特征,以更好的普及推广清洁能源在西安城郊的购买与使用,降低环境污染,推动西安城郊生态文明建设。本文借鉴计划行为理论、价值-信念-规范等四个相关理论,构建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及行为影响因素的有调节的双重中介框架模型,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系统研究环境价值观、计划行为理论变量、外部情境变量及社会人口学变量分别与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及清洁能源消费行为间的关系,并分析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及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两变量在环境价值观与清洁能源消费意愿之间分别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同时这两变量又都通过清洁能源消费意愿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消费行为;消费意愿向消费行为转化时会受到外部情境变量的影响,即“政府作用机制”(经济型政策、强制型政策、社会型政策)、“能源价格”、“产品性质”、“行为便利性”4个变量6个维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西安政府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引导居民转变传统能源消费模式、制定促进清洁能源消费行为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学位单位】:西安科技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年份】:2020
【中图分类】:F713.55;F426.2
【部分图文】:

西安,位图,清洁能源


2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152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2.1相关概念界定2.1.1西安城郊关于城市地域划分问题,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城郊是农村和市区之间必存的过渡区域。韩光辉等(1987)界定城郊为,在城市边界内,以农村景观为特征和密切为城市经济、建设等方面提供辅助的区域[83]。本文认为,“西安城郊”的界定仅在于大致区域的划分,无需严格意义上的准确划定,借鉴Pryor(1968)将“西安城郊”理解为城市边缘区[84]。包含:除城六区外的七区(县),即周至、户县(现称“鄠邑区”)、阎良、蓝田、高陵、长安区、临潼区,见图2.1。图2.1西安区(县)位图2.1.2清洁能源目前,学者Pao(2014)对清洁能源的概念界定是较为权威的,指在加工出产和应用流程中,不产生有害物质释放的能源[85]。从本文研究角度看,家庭能源应用结构调整除了看重经济效率,还有社会效率,譬如,可以减少室内污染,提高生活舒适度。因此,本文衡量的“清洁能源”,除包含核能及原材料可再生的能源,还有相对于传统生活主要用能(煤、薪柴秸秆)而言,对生态环境污染孝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影响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能源,调研区域有:太阳能、沼气和天然气等。2.1.3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己有研究对行为意愿的定义基本大同小异,均是指一种可能性或概率[86]。借鉴行为

行为,理论模型,清洁能源


葱孕形??饕???清洁、做饭、洗衣、照明、取暖、餐饮及休闲娱乐等过程中的用能行为,以及生活中所涉及的交通用能行为;后者是指个体经过相对理性的考量后,实际选购清洁能源产品和对家庭既有建筑进行技术或建材节能改造的能效投资行为。本文意在探讨城郊居民对清洁能源的选择,故而借鉴Stern等(1999)[24]的定义,将购买和使用清洁能源行为统称为清洁能源消费行为,不做细分。2.2相关理论基础2.2.1计划行为理论在社会心理学领域,Ajzen(1991)通过对理性行动模型与多属性态度模型综合并发展,提出了TPB理论[47],见图2.2。根据Ajzen(1991)对TPB理论的论述,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1)完全在意志操纵之下的行为,个体行为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计划的结果,只受到个体意愿的约束,且意愿又被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制约,前两者属于意志因素,后者属于非意志因素。(2)完全不在意志操纵之下的行为,不单单被个体意愿制约,而且被现实条件所约束,例如个体能力、行为实施的外部机会和资源等因素,意愿在现实条件可控下,才能直接预测行为。另外,个体对现实制约条件的准确感知能准确的反映出现实条件,因此,有必要将知觉行为控制做为衡量现实条件的指标,直接判定个体行为决策,即图2.2中虚线。图2.2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有学者认为,在TPB模型中扩展的加入与特定行为有关的其他变量,可以有效提升模型的解释力度[88]。

信念,理论模型,行为


2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172.2.2价值-信念-规范理论Stern等(1999)发展并提出了“价值-信念-规范”重要理论模型,该理论是在“价值、信念与规范”这一基本框架上,进一步细分并形成一个与最终行为决策紧密相连的因果关系复合链[24]。该理论强调:初始价值观、信念及个人规范的贯穿影响可以有效诠释最终的具体行为表现,见图2.3。该贯穿影响力的因果关系链条是有序发生的,由三种不同的个体初始价值观作为起点,激活“新生态范式”,即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个体信念,包括实施特定行为后的后果感知和对生态环境的责任分配,继而激发出个体的个人规范,使个体产生采取环保活动的主观责任感,持续综合影响继而形成最终实际有所区别的具体环境行为类型。图2.3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模型2.2.3态度-行为-情境理论Guagnano等(1995)在探究垃圾回收这一绿色行为时,首次提出“态度-行为-情境”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外部情境因素(Condition,C)在态度(Attitude,A)和环境行为(Behavior,B)之间的重要调节作用[89],见图2.4,横轴为C,纵轴为A,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的负45°对角线(A+C=0)是区分行为能否发生的分界线。大致可分为几种情况:若A+C>0(分界线以上)时,行为发生;若A+C<0(分界线以下)时,行为不发生;当A和C都极为有利时,如第一象限,行为一定发生;当A非常消极,且C同时非常不利时,如第三象限,行为一定不发生。该模型重点强调,只有在外部情境因素微弱甚至不存在的情况下,态度对于行为决策的预测作用才是稳定且有效的,否则,就一定会受到情境因素这一外生变量的强烈制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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