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2021-01-01 13:39
区域性、复合型雾霾污染是关中城市群面临的主要空气污染问题,解决城市群空气污染问题面临着空气环境整体性与行政管理条块分割的矛盾,以“属地治理”为特征的管理体制无法满足跨域合作解决雾霾污染问题的要求,亟需打破关中城市群行政区域限制,依靠各市防控联动解决区域雾霾污染问题。首先,以理论阐释为起点,总结跨区域环境治理防控联动的兴起、特征、分析框架及其对治污减霾的适用性。反观实践,系统梳理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的形成,并通过评价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的效率,反思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的现存问题。其次,从防控联动机制的结构维度,提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地方政府-公众”分析框架及其假设,运用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假设并得出:各市财政压力、产业结构等因素对治污减霾政策协同度存在正效应,而各市环境规制等因素对政策协同度存在负效应;政府与企业、公众之间结成防控联动关系是基于企业的市场进入、治污技术、节能降耗,以及公众的环保意愿、交通压力、环境物品等因素的中介作用。基于实证结果,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应通过完善主体多层次性并调整互动方式,进而影响权利、利益结构,优化治理资源...
【文章来源】：西安理工大学陕西省
【文章页数】：100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技术路线图
153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的现状本章在前文研究基础上，将评价关中城市群各市治污减霾效率，阐释治污减霾的属地治理效率与关中城市群整体协同治理间的关系，提出实施防控联动的必要性，进一步概述与分析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的形成以及结构特征等，解构防控联动的政策工具选择类型和运行方式，为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研究提供科学的分析基础与逻辑切入点。3.1防控联动机制的形成近年来关中城市群多次出现雾霾污染天气，污染区域广泛且受害程度严重。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公布的全球卫星遥感PM2.5浓度值数据，2006-2013年间关中城市群五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值都呈现增长趋势，只有2008年与2011年出现小幅度下降，尤其2012-2015年间关中城市群空气质量明显恶化，2015年后空气质量开始逐渐改善。同时，关中城市群雾霾污染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一定地区差异。渭南市PM2.5年均浓度值处于历年最高水平。图3-1关中城市群各市雾霾浓度Figure3-1HazeconcentrationincitiesofGuanzhongurbanagglomeration数据来源：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公布的PM2.5栅格数据2018年7月国家出台《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关中城市群被列入《三年计划》治理范围，《三年计划》以及《“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成为关中城市群空气质量硬性约束，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压力加大。具体而言，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的形成大致如下：
17局受理群众匿名举报信，对群众举报污染企业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对未办理环评手续、非法生产或者生产中污染治理设施不运行、污染物偷排等环境违法问题严肃查处。关中城市群建立了正式的、常态性的“领导小组”来推进区域治污减霾防控联动的实践，“领导小组”的成员由其他部门人员代理，不增加编制名额、不独立调拨经费，人员配备、编制、经费等安排在现有行政管理架构中完成，“领导小组”的组织架构如图3-3所示。图3-2领导小组结构Figure3-2Leadershipstructure目前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的政策工具框架。从各级政府政策工具选择和组合，以及政策工具控制个体和组织行为的强弱程度，可以分为“管制型政策工具”、“市场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根据使用政策工具间的相互关系，分为“纵向工具互动”和“横向工具互动”，根据政策工具系统聚合的广度与深度、协调性整合程度，可分为组织架构、信息系统和资金管理。从管制型政策工具子类型来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与考核”是各地方政府主要采用的政策工具。从市场型政策工具选择来看，主要涉及了“财政补贴与奖励”、“超标处罚”、“排污收费”“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等政策工具，具体而言，2010年陕西省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为突破口，开展了首次排污权竞买交易；2016年陕西省制定排污权收费标准包括二氧化硫450元/吨、氮氧化物540元/吨；2018年确定了应税空气污染物适用税额为1.2元/污染当量。“绿色金融”、“生态补偿”等类型工具使用较少，各城市在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表现出了显著的一致性，主要采用“环境违法事件举报”、“环境信息公开”、“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等工具。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时空交互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动态关联网络及协同治理研究[J]. 杨传明,Gabor Horvath. 软科学. 2019(12)
[2]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变与经济社会驱动机理[J]. 程钰,刘婷婷,赵云璐,王亚平. 经济地理. 2019(10)
[3]长江经济带城市雾霾污染PM2.5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J]. 曾浩,丁镭.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05)
[4]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避责行为研究[J]. 郭渐强,杨露.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9(06)
[5]行政区交界地带环境风险防治困境及体系构建[J]. 贾先文,李周.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05)
[6]区域协同治理的多元情境与模式选择——以区域性水污染防治为例[J]. 杨宏山,周昕宇.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9(05)
[7]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长效机制的探讨[J]. 束韫,王洪昌,胡京南,孙亚梅.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9(04)
[8]不同情境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行动”博弈与协同因素研究[J]. 王红梅,谢永乐,孙静.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8)
[9]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分析[J]. 景熠,敬爽,代应. 生态经济. 2019(08)
[10]ICA框架下跨域环境政策执行的合作困境与消解——以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为例[J]. 郭渐强,杨露. 青海社会科学. 2019(04)
硕士论文
[1]关中地区雾霾天期间气溶胶的时空演变分析[D]. 王文鹏.西北大学 2018
[2]基于高频AQI数据的关中城市群空气污染规律分析及治理政策效果评估[D]. 杨哲.陕西师范大学 2018
本文编号：2951392
【文章来源】：西安理工大学陕西省
【文章页数】：100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技术路线图
153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的现状本章在前文研究基础上，将评价关中城市群各市治污减霾效率，阐释治污减霾的属地治理效率与关中城市群整体协同治理间的关系，提出实施防控联动的必要性，进一步概述与分析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的形成以及结构特征等，解构防控联动的政策工具选择类型和运行方式，为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研究提供科学的分析基础与逻辑切入点。3.1防控联动机制的形成近年来关中城市群多次出现雾霾污染天气，污染区域广泛且受害程度严重。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公布的全球卫星遥感PM2.5浓度值数据，2006-2013年间关中城市群五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值都呈现增长趋势，只有2008年与2011年出现小幅度下降，尤其2012-2015年间关中城市群空气质量明显恶化，2015年后空气质量开始逐渐改善。同时，关中城市群雾霾污染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一定地区差异。渭南市PM2.5年均浓度值处于历年最高水平。图3-1关中城市群各市雾霾浓度Figure3-1HazeconcentrationincitiesofGuanzhongurbanagglomeration数据来源：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公布的PM2.5栅格数据2018年7月国家出台《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关中城市群被列入《三年计划》治理范围，《三年计划》以及《“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成为关中城市群空气质量硬性约束，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压力加大。具体而言，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的形成大致如下：
17局受理群众匿名举报信，对群众举报污染企业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对未办理环评手续、非法生产或者生产中污染治理设施不运行、污染物偷排等环境违法问题严肃查处。关中城市群建立了正式的、常态性的“领导小组”来推进区域治污减霾防控联动的实践，“领导小组”的成员由其他部门人员代理，不增加编制名额、不独立调拨经费，人员配备、编制、经费等安排在现有行政管理架构中完成，“领导小组”的组织架构如图3-3所示。图3-2领导小组结构Figure3-2Leadershipstructure目前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防控联动机制的政策工具框架。从各级政府政策工具选择和组合，以及政策工具控制个体和组织行为的强弱程度，可以分为“管制型政策工具”、“市场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根据使用政策工具间的相互关系，分为“纵向工具互动”和“横向工具互动”，根据政策工具系统聚合的广度与深度、协调性整合程度，可分为组织架构、信息系统和资金管理。从管制型政策工具子类型来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与考核”是各地方政府主要采用的政策工具。从市场型政策工具选择来看，主要涉及了“财政补贴与奖励”、“超标处罚”、“排污收费”“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等政策工具，具体而言，2010年陕西省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为突破口，开展了首次排污权竞买交易；2016年陕西省制定排污权收费标准包括二氧化硫450元/吨、氮氧化物540元/吨；2018年确定了应税空气污染物适用税额为1.2元/污染当量。“绿色金融”、“生态补偿”等类型工具使用较少，各城市在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表现出了显著的一致性，主要采用“环境违法事件举报”、“环境信息公开”、“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等工具。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时空交互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动态关联网络及协同治理研究[J]. 杨传明,Gabor Horvath. 软科学. 2019(12)
[2]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变与经济社会驱动机理[J]. 程钰,刘婷婷,赵云璐,王亚平. 经济地理. 2019(10)
[3]长江经济带城市雾霾污染PM2.5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J]. 曾浩,丁镭.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05)
[4]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避责行为研究[J]. 郭渐强,杨露.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9(06)
[5]行政区交界地带环境风险防治困境及体系构建[J]. 贾先文,李周.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05)
[6]区域协同治理的多元情境与模式选择——以区域性水污染防治为例[J]. 杨宏山,周昕宇.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9(05)
[7]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长效机制的探讨[J]. 束韫,王洪昌,胡京南,孙亚梅.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9(04)
[8]不同情境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行动”博弈与协同因素研究[J]. 王红梅,谢永乐,孙静.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8)
[9]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分析[J]. 景熠,敬爽,代应. 生态经济. 2019(08)
[10]ICA框架下跨域环境政策执行的合作困境与消解——以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为例[J]. 郭渐强,杨露. 青海社会科学. 2019(04)
硕士论文
[1]关中地区雾霾天期间气溶胶的时空演变分析[D]. 王文鹏.西北大学 2018
[2]基于高频AQI数据的关中城市群空气污染规律分析及治理政策效果评估[D]. 杨哲.陕西师范大学 2018
本文编号：2951392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shoufeilunwen/boshibiyelunwen/295139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