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作家朴善锡与韩国作家李文求文学中的“恨”情结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17-10-11 03:25

  本文关键词：朝鲜族作家朴善锡与韩国作家李文求文学中的“恨”情结比较研究

  更多相关文章： 朝鲜族文学 韩国文学 朴善锡 李文求 “恨”情结 比较

【摘要】：中国朝鲜族文学与韩国文学具有共同的文学传统与历史渊源。因此,文学作品或作家之间必然有其关联。迄今为止,朝鲜族文学与中国主流文学发展脉络大体一致,与此同时也受到韩国文学很大的影响,因此,将朝鲜族文学与韩国文学置于比较视角中进行考察意义深远。目前,中国主流文学与韩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数量不少,而朝鲜族作家与韩国作家的比较研究则较少。近几年,朝鲜族文学与韩国文学的比较研究逐渐出现,但不是那么活跃。本文从上述的问题意识出发,试图比较考察朝鲜族作家朴善锡和韩国作家李文求的文学作品。中国朝鲜族作家朴善锡(1945-)既是一生耕耘于农村的农民,又是30年间笔耕不辍的多产作家。20世纪80年代自其处女座《脚印》发表于《大众文艺》开始正式步入文坛,至今为止发表了100余篇中短篇小说以及《苦笑》、《灾害》等长篇小说。新一篇长篇小说《鸭绿江》仍在连载中。朴善锡可以称之为中国朝鲜族文坛中创作力最为持久的农民作家。朴善锡先后获得了《长白山》文学奖、《天池》文学奖、《延边文学》文学奖、金学铁文学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20余个文学奖项。韩国作家李文求(1941-2003)的《多加啦不忘碑》于1965年被推荐发表于《现代文学》,次年在《现代文学》发表《百结》正式进入文坛。之后不断发表作品,在刊登了连载小说《冠村随笔》和《我们村》之后,被肯定为1970年代韩国中坚作家,备受关注。之后自1980年代至2000年陆续发表了《山那边的南村》、《柳自沼传》、《我的身体长久没休息》等长篇小说与作品集,被评价为“以多样的文体与美学方式表现出韩国现代化的作家”。选择上述两位作家的原因大体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二位作家年幼时期历尽苦难,这成为其进行创作的决定性因素；第二、两位作家作品都以中韩特殊的历史时期为素材,始终作为农民的发言人为农民发声；第三、两位作家的文学技法有其相似之处。朴善锡和李文求于同一时代出生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进行文学创作。两位作品的相似性不仅表现在上文提到的相似文学倾向中,在实际的小说创作中“恨”的“郁结—纾解”解构中更可见一斑。“恨”常被作为朝鲜民族固有的民族情绪,随着历史的变迁其含义也产生了多样的变化。作为民族固有情绪的“恨”,最初常被理解为“埋怨、悲伤、等待与压抑”等意义,进入近现代后“恨”通常被理解为“由于受到不公待遇造成的郁愤的积累”。本文对两位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将焦点聚在近现代意义上的“恨”,进而将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统称为“解恨文学”。当然,本文将深入了解两位作家的生平和正确把握贯穿其文学世界的主旋律为前提的。两位作家家族史都十分悲惨,并且都有幼年不幸的记忆。朴善锡是由于家族的“五代受难”与父亲的“富农”身份经历了极度的悲痛；李文求由于家族的“三代受难”以及因父亲“红色”身份连坐经受了极度恐怖之事。经历过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苦难,但是,即使是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家族中亲人一个个接连死亡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之痛。这种血肉至亲所经历的惨剧给个人和家族带来的创伤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然而,两位作家小说创作才能,文学的成就以及认知度并非不相上下。朴善锡对于文学的相关知识都是其自我习得的,而李文求则是拜于韩国文坛著名作家金东里门下。朴善锡一生耕耘于农村,而李文求后半生一直过着书生生活。因此,整理二者的年谱可以发现,二者的客观条件差异显著,但是,这种客观的差异并不会影响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本论文的焦点也在此。朴善锡和李文求是同一民族,他们的小说世界都是由“恨”这条脉络来贯穿其中的。因此,“恨”这一关键词就为连接两位作家的文学提供了可比性。本文将通过比较观察“恨”这一民族固有情结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以及作家内心中的郁愤是通过何种方式纾解,并揭露出何种意义,同时将对中韩两国的农村与农民的故事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朴善锡和李文求家族史和生平的了解可知,两位作家的个人体验中“恨”这一情绪始终融入其作品中,并且构建作家锐利的视角和批判意识。二者的作品中不容许“阿谀”和“妥协”的存在。二者锐利地揭露出时代与社会的弊病,试图广泛复原与再现传统与过去,力求与读者共享郁愤。他们试图通过共享郁愤来克服甚至消解那个时代所遗留的创伤。下文将从宏观的视角审视二位作家的作品世界。朴善锡在长篇小说《苦笑》中,运用戏谑的表现手法再现了从建国初期到文革20年间受极左意识形态影响下在中国大地上所酿成的一系列悲剧。长篇小说《灾害》则是还原了从农业合作化到文革开始之前农村合作社的情景。正在连载中的长篇小说《鸭绿江》描绘了朝鲜族的移民史与定居史。其三部长篇小说可以誉为描绘了朝鲜族整个历史发展的作品。除此之外,在其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中,他进一步揭露了社会的弊端以及人性的丑恶,扩大了其文学领域。如果说其长篇小说还原了特定时期,那么,其中短篇小说则是长篇小说的缩影,同时广泛地描绘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乃至朝鲜族社会的现状。描写产业化过程中社会与时代变迁的作品大部分集于中短篇小说中。中篇小说《时代的不幸儿》描述了的主人公正哲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悲惨的一生。正哲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在战场上不幸失去一条胳膊与“男性”。他欺骗妻子说自己在“江这边”(朝鲜)已经与其他女人相好,劝说妻子改嫁后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着。此后文革期间又失去了一条腿。短篇小说《没毛的狗》描述了两个老头收到“没毛的狗”肚中有贵重药材的信息之后,给自家狗身上抹上脱毛膏,拔毛后将狗高价卖出去的闹剧,批判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物质追求欲望,具有戏剧性与讽刺性。中篇小说《日落西山》描绘了年轻时候承受人间苦难的寡妇与光棍年老之后相遇,一起享受夕阳红的幸福故事。中篇小说《老人村的故事》,描述了产业化之后空荡荡的朝鲜族村落里,老人们孤独生活的悲伤情形。作品运用对比手法,在与过去儿女相伴的生活的比较中更加突出了日渐凋蔽的朝鲜族农村。朴善锡的作品一直表现出在金钱万能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精神的堕落、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朝鲜族村落的凋蔽、人口减少等现实状况的关注和忧虑。李文求的《长恨梦》运用写实主义手法描写了,由于首尔边缘公墓的迁墓工程所聚集起来,因朝鲜战争经受了不同伤痛的劳工们的悲欢与忿恨。《冠村随笔》通过产业化之前兴旺的农村与产业化后凋蔽的农村对比中,唤起读者对失去故乡的悲哀与怀念故乡之情。《我们村》通过讽刺化的手法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产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农村被冷落,农民之间的矛盾与传统秩序的解体等问题,揭示出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与再生的辩证法等。《我的身体长久没休息》运用尖锐的讽刺、戏谑等手法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农村的景象以及生活其中之人的故事。我们不难看出李文求始终通过对于农村和农民的描写,无情地揭露了被害意识、社会的不公平、腐败与编制等敏感问题。总而言之,朴善锡与李文求的小说无情地批判和揭露了历史与时代的动乱以及产业化发展引起的共同体解体,物质主义时代人文精神的堕落等。而由被害意识所主导的作家意识在创作中起到深层主导作用。至今为止,有关朴善锡文学研究有大量短评与4篇学位论文,但是,都未聚焦于作家在访谈中提到的“恨”情绪。有关李文求的研究也有大量短评与学位论文,但是与作家的多数著作相比,还是留下了许多研究空间。不仅如此,有关李文求的研究中关于“恨”情结的研究也寥寥数篇。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中并没有对二位作家比较的相关研究,着眼于两位作者作品中“恨”情绪的研究也并不多。因此,对于二者作品中“恨”情绪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基于上述原因与目的,本文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利用历史传记批评方法与平行比较研究方法对二位作家的作品进行考察和比较。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朴善锡的“恨"主要表现在家族和个人的受难史上,其郁愤情绪从“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人民公社”、“移民”、“物质主义”、“不公”、“强权压迫、”“权利滥用"等关键词中表现出来。李文求的“恨"也是由家族的受难史与个人创伤所引起,具体表现在“朝鲜战争”、“4.19革命”、“农村共同体解体”、“政府失职"等关键词中。本文在文本选择上以代表作为基础,尽量将以上述历史、时代和社会为背景或素材的作品都涵括其中。朴善锡的作品主要以长篇小说《苦笑》、《灾害》、《鸭绿江》为主,将部分中短篇小说囊括其中；而李文求的作品主要以系列作品《冠村随笔》与长篇小说《长恨梦》为中心,将《我们村》,《我的身体长久没休息》囊括其中。本文主要内容归纳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将把两位作家的文学定义为“解恨文学”,然后将把有关两位作家文学研究成果按照类型归纳、总结；最后提出其研究意义与目的以及研究范围和方法论。本章中定义了“恨”,探讨了“恨”形成之原因,总结和分析“恨"的具体表现和类型,阐明了几种“解恨"方式有何相似和相异。第二章定义了“恨”的含义,阐明了两位作家的“恨”形成的根源、作品成文过程以及文学动机。本文以前人有关“恨”的研究和论证为基础,把两位作家作品中的“恨”规定为“被害意识引起郁愤的积累”；通过对于两位作家的生平研究,特别是对其历尽苦难的幼年时期的解读,分析出受难是激励两位作家写作的决定性原因。本文认为正是交织在一起的受难记忆,促使两位作家建立起批判性、抵抗性意识世界,最终决定了其作品的批判性、抵抗性、幽默性和讽刺性特点。第三章主要阐释了由于历史动乱而形成的“恨"。首先,通过分析“恨"的根源所在——“文革”与“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阐述上述历史动乱的共同点是造成人们精神和肉体的极大创伤。在分析两位作家以“文革”和“朝鲜战争”为素材的作品中,不难得出两位作家将“描绘自画像"、“解体话语与控诉意识形态”、“呼吁人道主义"作为“解恨”方式的结论。“描绘自画像"方面,朴善锡在长篇小说《苦笑》中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自画像,而李文求则在其《长恨梦》中间接绘制了自画像。他们通过“描绘自画像”,将把个人记忆升华为集团记忆。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解恨方式”。“解体话语和控诉意识形态”方面,朴善锡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再现了“文革”的全过程,将荒唐、畸形、变态的“运动"一个个解体；而李文求则采用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策略,通过介绍个人史以及他们所体验的战争经历,尖锐地揭示了战争的暴力性和悲剧性。虽然两位作家的内在意图都是批判与否定,但是表现手法上,朴善锡小说更为直接,而李文求小说更加指向内在。这是因为朴善锡在解体“文革”时不隐藏个人看法,非常真实地流露个人观点；而李文求把个人的看法藏在作品深处,把焦点放在了对动乱的告发和批判上。这既与当时文坛状况有关,也与其个人情况有关。“呼吁人道主义”方面,两位作家都刻画了动乱之中仍然保留着的人性与情义之人,通过对他们的赞扬显示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并呼吁人性与良知的恢复。朴善锡作品中将动乱时期的人物大体分为三种,通过他们之间的对立与生存战略强调了人情仍是人活于世的希望；而李文求通过描绘在战火中不背信弃义、不忘初心、热心帮助他人的人物故事,强调在那动乱年代仍留存着的情义与良知拯救了人,也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总之,两位作者都表达了尽管历史与时代的变迁会引起动乱,但是在历史洪流之中屹立不倒、恪守本分、不忘初心的人是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历史才得以走向正轨。两位作家呼吁人之为人,就是无论何种情况之下都要活得像人。而两位作家对于人道主义的呼吁延续到其中短篇作品中。第四章主要论述了产业化的弊病引起的“恨”。中韩产业化虽然产生时间不同,但是模式大同小异。特别是中国朝鲜族社会的产业化,不仅紧跟中国产业化潮流的步伐,还受到韩国产业化的巨大影响。当然,中韩两国在产业化的推动下实现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繁荣。但是,两位作家的作品则更多地着眼于产业化所带来的弊端。本章首先说明了两国的产业化背景,之后综合阐述了由产业化引起的弊端。本文主要从“共同体的解体”、“政府政策错误与权力腐败”、“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膨胀”等三大方面阐明了作家如何揭露了产业化弊端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来进行批判和抵抗。在“共同体解体"主题作品中,两位作家都以自己的故乡为舞台描写农村的变迁。朴善锡是以“老人村”为背景,而李文求则是以“冠村”为舞台。朴善锡复原了“老人村"从过去的繁荣到现在的衰落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并且复原了事件发生过程中人物采取的行动与流露的想法。朴善锡主张为了繁荣日渐衰落老人村子,外出至沿海城市和韩国的年轻人应当回归故乡安家立业。而李文求则是通过回顾记忆中的冠村,再现了过去与现在冠村人们的生活。李文求主张造成故乡凋蔽的是产业化和政府的失策。两位作家虽然都认同造成农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产业化,但是对应方式却不尽相同。朴善锡认为应该通过年轻人的归乡来解决问题,而李文求将重点放在批判本身。值得一提的是,李文求是在农村渡过余生的。或许可以理解为李文求认为呼吁年轻人归乡是不现实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实践与行动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方向,展示了新的希望。在批判“政府政策错误与政府腐败”作品中,两位作家的态度惊人的致。最突出的特点是两位作家都擅长运用讽刺和戏谑的手法。朴善锡对于腐败官员,以毫不避讳直言辱骂的方式表达出了其强烈的抵抗情绪；而李文求通过讽刺和戏谑的言论尖锐地披露了政府不当政策。两位作家都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激烈的批判和抵抗意识,但是他们都没有准确地揭示出错误与腐败的根源,并且也没有提出实际的对策。这说明两位作家的意识与潜意识世界里始终将爆发与忍痛糅合在一起,使得作品中没能实现彻底的喷涌。在斥责“物质主义价值观膨胀"作品中,两位作家的表现手法依然是大同小异。朴善锡对于假货泛滥现象、纯洁灵魂变质、人与入的互不信任等弊端进行了直接的批判；而李文求对于盲目憧憬都市生活、过度崇拜物质、价值观的动摇与堕落等弊端,通过荤话和辱骂对其进行讽刺和披露。两位作家通过这样的揭露与批判,不约而同地呼唤传统价值观及良知的回归。第五章主要考察了两位作家的文体是如何与“解恨”结合在一起的,即对于二位作家作品中的滑稽美,小说语言的土俗性,口述文学的特征以及两位作家作品文体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朴善锡和李文求的文体都显示出了一种诙谐的特征。并且,这种诙谐主要是由戏谑与讽刺构成的。二者的略微不同在于,朴善锡的诙谐带有某种荒唐的元素,而李文求的戏谑更加指向内在,更加隐秘。正是因为二者的这种差异,使得李文求的作品阅读起来给人一种比朴善锡的作品更加晦涩之感。在小说的语言使用上,两位作家灵活运用方言、荤话、俚语、成语、俗语等,表现出一种乡土性的特征。尤其是两位作家常按照自己取向对于一些传统固有的土语进行创新,这一改变就显示出了某种抵抗性。这种特征也恰恰就是两位作家能够代表农民说出其所感所想的最充分证据。两位作家都被评价为优秀的讲故事的人,他们的小说都是由一种故事性的文体构成。不同之处是朴善锡擅长使用短句,李文求则更倾向于使用蔓衍体的句子,并且有着盘索里的特征。因此,两位作家的作品朗朗上口,都显示出传统口碑文学的特点。可以说这是符合两位作家文学动机和审美观的文学处理。朴善锡和李文求的文体在其整体框架中表现出一贯性,但其不同阶段显示出较大的变化。朴善锡现在连载的《鸭绿江》中全然不见以前的幽默。其原因众多,但主要原因应该是作者直接体验与间接体验的不同以及其“恨”的外在、内在表露方式不同所致。李文求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文体的探索,其文体显示出传统与近代要素的交汇糅合,其不同阶段的作品显示出与其他不同作家类似的文体。究其原因是由于李文求坚持不懈的探索以及对于变化追求的结果。朴善锡与李文求都是饱含郁愤之人,在其作品中通过各种方式将郁愤集结起来的作家。他们的“解恨”起因于个人的受难,却又能将其升华为民众的、集体的“解恨”。这就是作家的使命和哲学。热爱农村,热爱农民,热爱故乡,热爱故乡人的两位作家来回穿梭于过去与现代,对于历史与时代进行再解释,对于人的本分及人应有的姿态进行深入的思索和省察。通过作品表现出的两位作家的共同点是炙热的批判精神与强烈的人道主义意识。他们始终试图以批判意识来疏解过去与现代的郁愤,通过看重人情与情义显示出对于人的宽容与热爱。在这过程中,作者的郁愤渐渐疏解掉,其努力的步伐没有停滞。如前文所述,朴善锡和李文求都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本文以“恨"为关键词,聚焦于“恨”,试图对于二位作家的所有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比较和考察,但是由于笔者的能力尚有不足,仍留下一些研究空间。在两位作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中韩两国国情在不断变化,作家们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同变化。应当对二位作家每个创作阶段都进行严谨系统的比较研究,但是论文写作过程中发现如此比较将会与本文目的有一定出入。又加之作家创作变化分期不明显,所以本文仅将二位作家作品放入动乱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中去比较分析。一言蔽之,本文通过聚焦于“纾解怨恨”这一视角,对中国朝鲜族作家朴善锡与韩国作家李文求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考察。二位作家分别在朝鲜族文坛与韩国文坛上是著作等身、功名显赫,他们始终将农民与农村作为小说的素材,并且试图通过作品来纾解个人的苦痛与时代伤痛。两者在作品的主题与技法上有诸多相似点。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关于二者作品的比较研究,这也是进行本研究的原因和意义所在。阐明在朴善锡与李文求作品中“恨”的形成以及“郁结—纾解”方式的异同点是本文的核心所在,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关键词】：朝鲜族文学 韩国文学 朴善锡 李文求 “恨”情结 比较
【学位授予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5
【分类号】：I106.4-03
【目录】：

• 中文摘要3-14
• abstract14-24
• 第一章 绪论24-45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24-28
• 第二节 研究现状28-41
• 第三节 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41-45
• 第二章 朴善锡与李文求小说之“解恨”45-67
• 第一节 朝鲜民族的“恨”情结及其含义的变迁45-50
• 第二节 朴善锡的“自我告白”与李文求的“自我救赎”50-61
• 第三节 朴善锡的“批判”叙事与李文求的“抵抗”世界61-67
• 第三章 朴善锡与李文求小说对历史动乱的“解恨”67-133
• 第一节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67-75
• 第二节 朴善锡和李文求的“恨”之自画像75-91
• 第三节 “文革”的记忆与“战争”的回顾91-115
• 第四节 追求人道主义、敦促自我反省115-133
• 第四章 朴善锡与李文求小说对产业化弊端的“解恨”133-186
• 第一节 中韩两国的产业化背景133-140
• 第二节 朴善锡和李文求的“故乡”情结140-159
• 第三节 揭露舞弊行为、批判权力腐败159-171
• 第四节 呼吁人性、追求传统价值171-186
• 第五章 朴善锡与李文求小说中“恨”与文体的交融186-232
• 第一节 滑稽美186-204
• 第二节 方言的两层含义204-214
• 第三节 口述传统继承方式214-223
• 第四节 文体的变化及其原因223-232
• 第六章 结论232-238
• 参考文献238-248
• 附录248-261
• 后记261-264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264

，

本文编号：101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