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的孩子》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诗学”

发布时间：2017-12-25 02:22

本文关键词：《明智的孩子》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诗学”　出处：《南开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　论文类型：学位论文

【摘要】：“卡特是继勃朗特和莱辛之后,英国第三位经典女作家。她塑造了1945年战后英国小说的写作方式。”有评论者对英国当代作家安吉拉·卡特如是评价。卡特一生创作过大量作品,《明智的孩子》是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体现着卡特一生所坚守的诗学原则。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大多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展开,然而,卡特被称为最具独特性的作家,但其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其独特性在诗学层面到底有哪些内容,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众所周知,卡特具有很强的文体创新性,她热衷于各种形式的喜剧,并擅长小说、故事与戏剧、广播剧等不同文体形式之间的改写；她所创立的童话反写形式,更是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而《明智的孩子》的这种体式是她在借鉴古希腊谐剧(旧喜剧),主要是阿里斯托芬的基础上创造的。本论文认为,卡特作为一个独特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其表达方式与阿里斯托芬的旧喜剧达成契合,如谐摹,猥亵和粗俗言语的大胆运用,新老躯体形象的怪诞组合,此外还有人物双声、意象主义、假扮或颠倒等,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一种谐剧体,或者如巴赫金所说,是一种“古典庄谐体”；而《明智的孩子》中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神也是在谐剧反讽立场的影响下形成的。由此,本论文对《明智的孩子》进行诗学研究,揭示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诗学形态同阿里斯托芬谐剧的庄谐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独特性。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有两节构成,第一节是立论和背景介绍。梳理了“逻各斯”在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并提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不同的是,阿里斯托芬主张在“理性”的维度上纳入“人的主体性”即“一般实践理性”,人本主义是谐剧的实践理性的核心。谐剧通过古典庄谐体把相悖的两级展露出来,意在颠覆理性秩序,消除权威的划界。安吉拉·卡特之所以产生“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是与她所处的“现代性”时代密不可分的。“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是“理性主义”,这种权力的垂直控制方式在进入现实伦理层面后,转换成专制的统治方式,因为它将人的存在概念化和逻辑化,从而忽视了人的具体存在,而人的存在永远处在不断生成的不确定性之中。卡特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对人的机械操控,具体表现为反撒切尔的国家主义强权,反血缘的非法划界或血缘制霸权。作为一位独特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卡特运用阿里斯托芬谐剧的庄谐体这一在后世消失的文体来颠覆和打破这种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支柱的文化稳定结构,并重建新式多元伦理观,而她的《明智的孩子》是其谐剧文体和精神特征的体现。第二节是研究综述与选题理由。梳理了国外学界以往对《明智的孩子》的四大研究方向,以及传统研究中的五种主要论题。本论文认为,通过对卡特谐剧特征的考察,可以有效阐释文本中的多方面诗学特征；并指出,庄谐体既是技巧也是一种世界观的表达,是卡特最后一部小说的核心理念,体现了她反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反大英帝国中心主义、反血缘制家庭伦理的观念。正文包括六章。第一章论述了卡特“反逻各斯”精神的形成。卡特反对理性主义对不断生成中的人的机械控制,这是在谐剧世界观的框架下进行的,从而构成其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支柱的血缘制霸权和国家主义强权的反叛精神品格。阿里斯托芬的谐剧在“逻各斯”的起源——诡辩论的修辞学——开始了对“逻各斯”的反叛,并通过人物姓名的双关内涵,和对神圣文体的谐摹来打破“逻各斯”。继承了这一表现形式,卡特“反逻各斯”的精神根基也是从人物姓名双关内涵的非现实性、对上层社会、高雅文化的谐摹来反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神根基的血缘霸权制和帝国中心主义的。其次,谐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有争议的社会热点问题编织到文本中去。阿里斯托芬在其谐剧中主要是以雅典的公共政治事务作为其艺术题材,表达了他在“生活世界”或实践理性方面对“逻各斯”的反叛。而卡特的“反逻各斯”文本与政治现实之间也形成一种紧密的互文关系,通过隐喻的方式影射其所处时代的时事政治,从而以谐谑的方式解构了现实中的权力压制。第二章具体分析了卡特谐剧世界观的构成,对《明智的孩子》所特有的谐剧性的生成机制加以阐述。首先指出,《明智的孩子》对“逻各斯”的反叛性和超越性不仅同“酒神”精神一脉相承,从而形成一种不断生成、不断变化与超越的世界观；而且还同阿里斯托芬反对“狭隘性”的世界观密不可分。阿里斯托芬的“寻找另一半”神话和“打嗝”寓言是其反对“狭隘性”、追求“完整性”的世界观的体现。其次,卡特还通过谐剧的真正“喜剧性”来表达人物“主体性”的超越性质,来抗拒现代主义语境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形成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神品格。最后,卡特所处的“现代性”的时代特征、英国撒切尔政府所奉行的国家主义强权的国家状况,及其对喜剧所特有的爱好,共同参与了其谐剧世界观的塑成过程。第三章论述了卡特“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题——对血缘伦理的解构,以及卡特本人的“新式亲缘家庭”观。这种新式伦理观反对血缘霸权,反对以血缘为中心的非法划界。首先,卡特的伦理观是她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的结果；其次,这种伦理观是在特定的西方传统血缘伦理的框架内形成的,有它赖以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在西方传统的血缘伦理观念中存在着悖谬,同时它也是整个欧洲社会现实的一种抽绎,即,一方面血缘制家庭日益分崩离析,而另一方面,血缘纽带严重束缚人们精神自由的多种可能性。在新式非血缘家庭关系的理想建构中,卡特描写了非血缘关系之上而具有真正亲情的家庭组合,通过哈泽德家族三代人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演绎了合法非血缘、亲缘非血缘、非法而亲缘、血缘非亲缘等纷繁复杂和颠倒错位的人物关系,消解了婚姻制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排除了血缘非法划界的羁绊,从而创造出一个准合法、但更符合卡特本人精神理想的非亲缘家庭组合。第四章论述卡特的“友爱”法则与新式爱情伦理。卡特对现有血缘制家庭伦理观的驳斥是从摧毁旧家庭体制的根基——爱情观开始的,而由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纵欲享乐的游戏化爱情观,同样是卡特所贬斥的对象。卡特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有其独特的伦理学解读,在她看来,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是基于“友爱”(亚里士多德语)的温情,而非令人心绪起伏跌宕的爱情。这种“友爱”观的确立直接构成了卡特所推崇的新式家庭体系观念。卡特崇尚亲情,但亲情的牢固根基不是血缘关系,而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交往中的“友爱”。第五章承续上两章的主题,继续探讨《明智的孩子》中的非婚姻制亲缘家庭观主题。以婚姻制为根基的家庭体系在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早已倍受诟病。实质上,卡特的新式亲缘家庭的伦理根基是后现代的新伦理观,即正义性道德和商谈式法制伦理。它是对人性和自然法则的尊重,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共同体”,显示了真正的人性化伦理观的诉求。第六章解析《明智的孩子》的“反逻各斯”形式品格,重点分析古典庄谐体和意象主义两种形式。庄谐体是狂欢化文学文本的典型特征,其表现形式一是自发性,这与相对固定不变的日常生活结构相反；二是颠覆性,对法律和禁忌的暂时搁置,后者构成了狂欢节之外的生活。这种表达形式贯穿整个《明智的孩子》文本,最终归结于卡特本人的谐剧世界观。《明智的孩子》作为一部庄谐体文学具有五个特征,即①谐摹、②粗俗与神圣语言、③新老接替的怪诞躯体形象、④强对比与矛盾组合、⑤人物双声。这些特征的功能是以通俗消解神圣、以谐谑颠覆秩序、以多元替代专权等,因而总体上形成“逆转对立结构”、并进而达成新的建构性的形式品格。此外,小说通过虚幻性手法赋予一切稳定性结构以未完成的开放性质；通过赋予人物特有的“意象主义”特征、以及颠倒和假扮的手段,把看似封闭性、稳定性的系统彻底翻转,并最终建构一种未完成、开放和不断更替的新型结构。本章最后总结了卡特的哲学世界观。通过阿里斯托芬谐剧世界观的挖掘,及其对巴赫金狂欢所做的区分,本论文探索了卡特缘何拒绝别人把她的作品同巴赫金“狂欢”做比较的原因,而这对于对深入了解卡特的哲学世界观立场十分重要。总之,狂欢化的庄谐体不是卡特的目的,仅仅是卡特“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的表达形式,她的谐剧世界观也是这种哲学立场在其诗学原则中的具体表现。
【学位授予单位】：南开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4
【分类号】：I561.07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