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道静先生的图书馆情结(2)

　　“一· 二八”以后，先生在柳亚子先生领导下的上海通志馆任职，编写上海地方志，涉及到上海的新闻史、图书馆史、博物馆史等各个方面。为了写好上海的图书馆史，先生在业余积极收集和购置地方史料，并从事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图书馆学是西学东渐以后新兴的一门学科，到二十年代，这门学科的着译渐渐增多。先生一边自学图书馆学理论，一边尽量购集这一专业的图书、刊物。如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出版物，先生无一不搜齐。英、日文版的图书馆学专着，力能购买的也收集不少，笔耕论文，他曾自冠为收集图书馆学专业资料的“负版”②。先生收集的资料涵盖古今中外，包括旧志、旧报纸、上海地区的历史资料，如衙门、商业会馆、同乡会馆成立时或建造时的碑刻、商业行会的行业报告等等。当时上海的一些手工业公会，商业公会及其他同乡会组织每年用来报账的账目叫“徵信录”，道静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些“徵信录”的史料价值，和同事们经过两年的收集，最终积累了上千本，并专门编了一本《通志馆馆藏徵信录书目》。而那时13本人在上海办的东亚同文书院也在搜集“徵信录”，从通志馆期刊上获悉道静先生他们藏有这方面的资料，于是就想要借阅。

　　后来双方协商决定互借“徵信录”，通志馆内部还专门做了一个《同文书院徵信录书目》。这在当时应该也算是“馆际互借”、资源共享的一种形式吧!

　　编修上海新闻史需要查阅很多小报，先生主要通过图书馆查阅当年的报纸，包括上海虎丘路(当时名博物院路)英国人办的亚洲文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Branch)和复兴中路(那时名辣斐德路)由民主人士黄炎培(任之)先生创办的人文图书馆。当时，上海收藏各种中外文报纸最多的是徐家汇耶稣会修士院里的天主堂藏书楼，这是一所耶稣会修士院的图书馆，不对外开放，只有在修士院里做学问的修士、司铎才能进去。由于先生知道那里有许多有关上海地方史的藏书、报纸，于是就想方设法寻找进入该藏书楼的途径。最终因为他研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而这家天主教的司铎徐宗泽，竟然是徐光启的后代。

　　先生因与他谈徐光启的事情，一下子变得投机。后来，先生获准成为这家修士院图书馆的特殊读者，大概花了一年时问来摘抄有关报纸的史料。

　　后来，先生又通过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司铎徐宗泽结识了天主教办的震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法国人夏之时司铎和副馆长中国人景培元先生。先生在通志馆撰写的志稿完成后，“七七”全面抗战爆发，馆长柳亚子出走香港，离开前与道静先生商量资料继续保存问题，先生便积极利用与震旦图书馆两位馆长的私交来掩护进步文化事业，提出把藏书、志稿、档案资料转入震旦大学图书馆中隐藏。因柳公寓所距震旦大学图书馆较近，且又均在法租界，因此文卷转移工作很顺利，未走漏一点消息。这批资料在该馆保存完好，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成立了文献委员会，将资料从震旦图书馆中取出，最后送人上海博物馆保存。抗战期间，先生不得不离开上海，离沪之前先生把父亲晚年遗留下来的藏书亦捐给了震旦大学图书馆，后来震图的中国副馆长景培元先生还专门用法文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在该校的《震旦学报》(L’Aurore)上。①解放后，道静先生有了安定的生活条件来完成《梦溪笔谈校正》的工作，要查阅更多的资料。由于之前的读书和写作经历，使得道静先生认识到了现代图书馆的价值并且积极加以利用。先生查阅科技书仍然到明复图书馆，看古籍便到长乐路的合众图书馆(后来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去看。虽然东方图书馆不幸毁于炮火，但在先生看来，这两家图书馆加在一起，仿佛就具有当年东方图书馆的规模。合众图书馆是旅沪杭州人士、博学的藏书家叶景葵先生捐献他的私人藏书，会同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菊生)先生等共同创立的。因集合众家之力，所以名日：“合众”。馆长顾廷龙是先生的老学友，馆中工作人员也多半捻熟，先生在合众图书馆，不仅得到了查阅资料的便利，还获得了学术诤友切磋琢磨的乐趣。《校正》之稿能迅速完稿，主要得益于此。

　　1967年，由于四人帮的迫害，先生顶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刑十年”关进大牢，而在这里先生经历了这一生中最让他难忘的图书馆。说是图书馆，其实只是一间简单的阅览室，规定牢里的“犯人”们每逢星期六吃过晚饭可以借一本书带回牢房里看，到星期一吃早饭之前必须还掉。再借，则要等到下个周六晚上。由于牢里的照明不好，只有星期日的白昼才有看书的可能，但是星期日又是牢里允许犯人借一枚针来缝补衣服和棉被的日子，先生又要看借来的书，又要缝补，常常是紧张万分!当时这个阅览室并没有太多可看之书，除了革命导师的经典着作以外，多的是“帮书”，即“四人帮”帮气十足、帮风充斥之书，后来先生搜罗到一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借来重温。借了又还，还了又借，终于在铁窗之中再次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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