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7-01-13 19:46

  本文关键词：近代史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第一篇: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

思想之自由 王震 091130121 读完这本书， 首先最直接的是全书给予我一个对于晚清帝国的基本概况， 丰富了我对 于晚清时期的基本史实， 并且能够将历史认识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该书从清帝国中晚期的 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疆域结构上都提供了深入的介绍，从多个方面叙述并分析了历史 的进展，以及对当代 的影响。书中作者一些独到的见解对我启发很大，不会对这些问题再 以简单化的眼光来看待，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观察这一时期，而且有一些新的认识，对于 今后我在其他类似此种问题的研究中，也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晚清至中国现代的历史， 无论从历史轮廓还是具体的历史事件， 在我们的成长历史中， 其实已经受教太多，有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甚至是耳熟能详， 因而，读这一时段的历 史，不是要了解这一百年里，这个国度曾经发生了什么。恰恰相反，我们都很清楚发生了什 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百日维新……这些事件以及参与这些事件 中的人物，我们的历史教材已经讲述了太多，重新介入这段历史的学习，需要的是进入历史 的角度， 结合作者的观点加以自己的理解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至少是自己的对 这段历史的一个全新的认识，而非还是停留在中学教科书上的水平。

整体说来，剑桥晚清史（上）是一本比较易读的史书，除了开篇有些语句翻译之外。

这本书分为几大章节：1800 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广州贸 易和鸦片战争、条约制度的形成、太平军叛乱、中俄关系（1800—1862） 、清朝统治在蒙古、 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清代的中兴、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1900 年以前的基督教 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当是彻底颠覆了历史线条化的教条式书写。

这就是这样一本由西 方汉学界编著的晚清史的可贵之处。

比起中国内部的任何一方， 它的自身利益色彩无疑是最 淡薄的。这赋予了本书少有价值偏向的中立性。同时，它身处局外，更能将晚清与清朝前期 以及更久远的传统中国视作一个整体。

历史的书写，从来都没有公正可言，在中国尤其如此。通常的半个世纪，甚至始于辛 亥革命以来，出于特定时代的需要，关于晚清整个统治集团，几乎是被贴上了腐败、昏庸无 能等等标签，可以说，晚清的代名词就是屈辱、腐败、懦弱。我们的民族，将一百年的落后、 屈辱、失败、血泪，很是快意又轻松地一股脑推到满清统治集团身上，他们是历史和国家的 罪人。

又或者到了后来，当这一罪人集团伏罪了，此时的历史还是需要这么述说，因为需要建 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尊严和执政党的“理所当然”.“正统”。我们几乎从来不见在我们的史 书上有对晚清统治集团中任何一人的赞美，哪怕是中肯之词。

现代人必须要超出自己的“上帝视角”，而能用“同情”的思维去理解那个时代的 人。作为后来者，下一个结论或做一个判断是容易的。但当时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 他能做出的决定。在晚清的统治者眼中，英法联军与明朝的鞑靼、瓦剌有什么不同？南京条 约割让香港跟南宋对金割地有什么不同？新开通商口岸跟与俺答汗的互市有什么不同？采 用西式武器与胡服骑射有什么不同？在现代人眼中， 它们有本质上的差别， 但当时人却无法 意识到这一点。

从晚清至民国，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存亡与自强奔走不息的何止一代人，又何止辛亥革 命一声炮响？无论是满清王朝的恭亲王、文祥、乃至同治、光绪这些清帝，还是汉族官员曾 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窘境中，在历史的有限视域里，始终有那么多 的奋发图强而不是昏聩腐败的政治家与改革家在励精图治， 试想， 将后来被奉为时代英雄的 任何一位放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与位置，谁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呢？ 19 世纪至 20 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从近现代蜕变的阵痛期，如果说，与现代化的接轨 是时代的胜利，那么这个胜利，绝不是仅仅是康有为、辛亥革命、共产主义运动这几个简单 搭建的，恰恰相反，这份胜利，应该是从晚清一步一步走来，现代化的历程正是由他们开启 的。只是前人播种，后人收割，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罢了。

不其实最根本的不是某个统治集团的昏聩腐败或者某些治理国家的群体腐化愚昧， 恰 恰是一两千年的制度积习和文化梦魇， 汉族人将历史的耻辱一股脑推到满清统治者身上， 于 是有了驱除鞑奴的革命，殊不知，鞑奴就是拜倒在咱们汉人的儒家文化和帝王制度之下，才 有了固步自封的几百年。

以前学习历史大多数的观点都是从教科书中得来的。

鉴于年龄、 阅历和阅读量的局限， 我们很少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只是人云亦云的附和着教科书中的某些观点生发出无限的 感慨。多读书，带着批判的观点，带着活跃的思维，严谨的分析考究一些具有争议性的历史 事实，这才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态度。

第一篇: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

读《剑桥中国晚清史》有感 我未曾去过那片我一直向往土地，他堕落的太快，这实在让我伤感。我不敢想象一个发 明出指南针的国家败在了渔夫的儿子手里（指法国） ，一个会用做美丽焰火的国家输给了中 世纪才开化的猎户。那片土地现在还属于中国，但不久之后属于谁就不得而知了。---李约瑟 虽然说放得下过去才能展望未来，但是历史是不可遗忘的，况且还是一段令 人心酸愤怒的历史。冯友兰先生说：“历史是写不尽的。”真正的历史只有一部，那就 是历史事实本身，而人写的“历史”却可以有上千万部之多。历史，有时可以不去苛求其事 实，历史有时只需为今之鉴。历史，作为我们的过去，提醒着我们来自何方，身处 何地，走向何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读完这本书，首先最直接的是全书给予我一个对于晚清帝国的基本概况，丰富了我对 于晚清时期的基本史实， 并且能够将历史认识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很多的以前所谓的史实 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整体说来，剑桥晚清史是一本比较易读的史书，除了开篇有些语句翻译之外。这本书 分为几大章节：1800 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广州贸易和鸦 片战争、条约制度的形成、太平军叛乱、中俄关系（1800—1862） 、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 和西藏的全盛时期、清代的中兴、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1900 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 活动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时期，中国的根本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促 进经济发展，实现政治进步。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在伴随中国艰难的 近代化历程中，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既有政府运动，又有新生阶 级代表，既有地方大员，又有思想精英。 历史的书写，从来都没有公正可言，在中国尤其如此。通常的半个世纪，甚至始于辛 亥革命以来，出于特定时代的需要，关于晚清整个统治集团，几乎是被贴上了腐败、昏庸无 能等等标签，可以说，晚清的代名词就是屈辱、腐败、懦弱。

近代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 从鸦片战争国门被粗暴的打开， 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各方都经受了一次彻底的洗礼。

在各国列 强的不断挑衅下，群情激昂的民众，各阶层的人们都在积极的寻求救国之路，而各阶层却较 少的考虑到其方法对于中国国情的适用性，但当时迫于情势，也可以说是病机乱投医。近代 中国，即便如日本一样，在受到侵袭的第一次就产生危机感，主动地去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 的科学技术，普及西方的思想文化，也绝不可能就此走向近代化，变得富强，避免外国的侵 扰。

《剑桥中国晚清史》 里对中下层社会阶级有了着重的描写和分析， 与士大夫所写的浩瀚 历史记载不同，不是只强调攘往熙来的商业特征，而是真正注意到了商人阶层。作者注意内 外部因素相结合，以一种均衡的观点来看待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既注重现在，又重视过去 为出发点的。

它的研究再现了生活在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人们的观点， 动机以及他们在历史上 对这些事件的理解。

作者又从中国南北方地域辽远， 由于气候的差异使得南北两地的生活方 向迥然有别，从衣食住行向我们鲜明地展示了南北农村农民的生活。

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 一部抗争史。

为什么是屈辱史呢？看着那一个个不平 等条约，割地，赔款，俯首哈腰·· ··哪一个中国人不为此而心痛，而屈辱。我想即使那些 代表清政府去签订合约的大臣， 那些几百年来一直为国人所辱骂的卖国贼， 心里也充满着内 疚，在无人的时候痛哭流涕·· ··但是这样一个政府——腐朽，落后，愚昧不堪，或许真的 是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那抗争呢？其实不说大家也明白， 中国历史上的抗争震惊着世界， 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虽然我们是一个温顺的民 · 族，是一个容易妥协的民族，但是当一种压迫使得我们的人民忍无可忍时，抗争就开始了！ 幅员广大、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 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接触在近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 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 要理解中国的衰落， 就必须懂得中 国早先取得的成就， 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

正 如改革家梁启超后来在 1896 年所说：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 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

” 从晚清至民国，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存亡与自强奔走不息的何止一代人，又何止辛亥 革命一声炮响？无论是满清王朝的恭亲王、文祥、乃至同治、光绪这些清帝，还是汉族官员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窘境中，在历史的有限视域里，始终有那么 多的奋发图强而不是昏聩腐败的政治家与改革家在励精图治，假使他们的梦真能“成功” ， 就不单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且以海权光大民族，使中国早在十七世纪便可以转型为 一个伟大的海权国家。

“刺马案” 在 中小试牛刀， 已使朝廷心惊胆战的曾国藩， 却不愿把 “圣 人子弟兵”带入军队国家化，从而给中国近代史留下个莫大的遗憾。硬脖子的李中堂敢在老 佛爷面前自称“康党” 。李鸿章创立了北洋“军事－工业复合体” ，却在皇榻之下被“去李鸿 章化” 。他拒做总统，只因是个顽固的保皇党。徐继畲一个用古汉语说新世界的人。

《瀛环志 略》里，没有天朝架子，没有华夷对立，枯燥的世界地理在他笔下顿时生动鲜活起来。唯一 具有商战意识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以一己之力搏帝国主义，而置生死安危于度外。既知有君 臣大义，又知朝廷外尚有国家利益，仅其一人而已。试想，将后来被奉为时代英雄的任何一 位放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与位置，谁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呢？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不肯给外国人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 等待遇。19 世纪至 20 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从近现代蜕变的阵痛期，如果说，与现代化的 接轨是时代的胜利，那么这个胜利，绝不是仅仅是康有为、辛亥革命、共产主义运动这几个 简单搭建的，恰恰相反，这份胜利，应该是从晚清一步一步走来，，现代化的历程正是由他们 开启的。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 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 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 和领土完整， 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 训。勿忘过去，面向未来!用我们的勤勉与奋斗去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第一篇: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

《剑桥中国晚清史》面面观 (2007-10-15 23:22:40) 转载▼ 标签： 人文/历史 剑桥中国晚清史 面面观 《剑桥中国晚清史》面面观 作者：高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 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世界历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伴随着 两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民族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改 革运动蓬勃发展， 资产阶级民主扩大，资本主义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 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形成。近代整体世界的初步形成打破 了许多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相对独立、孤立和闭塞的状态，使其被迫纳入 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来， 整个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其 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古老的中国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下， 被迫放弃闭关自守的政 策与“天朝上国”的迷梦，逐渐融入世界大家庭的过程。

《剑桥中国晚清史》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时间跨度为 1800 至 1911 年，基本上反映了上述变化过程。它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主编，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 卷，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 10 卷和第 11 卷，自成体系，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 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主编总其成。

该书的《总编辑序》由费正清和崔瑞德撰写，简要介绍了剑桥历史丛书的情况、 西方对中国史的研究现状及该书的编纂目的等。

正文部分基本可划分为三部分内 容：导言（前言）、分章论述内容及书目介绍。上卷导言即第一章“旧秩序”， 由费正清撰写，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旧社会的发展状况、行政体制及对外关系， 其范围设定在遭到近代西方势力冲击之前，以使读者初步认识旧中国的思想意 识、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以前取得的文明成就、官僚化的行政制度、以宗族血 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 对外关系传统作法等一系列因素在造成中国近代落后 和阻碍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下卷前言则独立于分章论述之外，简要介绍了面对 西方外来势力的冲击，中国所产生的种种反应。正文第三部分是书目介绍，又可 划分为两小部分即对各章参考书目的介绍和总体书目介绍。

分章论述部分是全书正文的主体，它打破了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藩篱，采用 专题论述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多方面进行 考察。其结果，可谓瑕瑜互见：一方面，对问题的集中论述可以把相关事件紧密 联系起来，便于分析理解，使读者清楚某一问题及发展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各 章作者不同， 专题论述虽可以充分发挥专家论述的长处，但也割裂了某些事件之 间的相互联系， 造成同一事件的总体发展过程不清和部分内容重复。为了弥补这 一缺陷， 该书在论述过程中经常会注明相关内容在其他章节中的位置，以便于读 者查阅参考。

上卷部分除导言外，共分十章。第二章“1800 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作者 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弗莱彻） 介绍了清帝国在所谓“亚洲腹地” ， （指满洲、 蒙古、新疆、西藏）的统治政策、纳贡制度、移民限制、阶级状况、宗教政策、 经济情况等内容。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作者使用某一特定概念加以论述本无可 厚非， 但相对于“亚洲腹地”这一概念， 作者使用了所谓“中国本土 （本部） ”、 “满洲”、“清朝治理区”等一系列说法，而且地图中疆界的画法、地点的位置 和名称也存在着错误和问题（如图一、图二均缺南海诸岛；图二的川藏界画在大 渡河一带；边境上两国共有之河流未能按共有之惯例绘制，等等），内容与插图 前后也不尽一致。

所有这一切都容易误导读者和引发政治问题。目前国内为大多 数学者所认同的地理划分方法就是白寿彝先生所提倡的以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领土范围为准，可以较为妥善地解决地理概念问题，宜为此书所借鉴。这一章 与第七章“中俄关系（1800-1862 年）”、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 藏的全盛时期”作者相同且联系紧密。这三章展现了俄国在新疆、蒙古和满洲扩 展势力和割占领土的过程， 英属印度的扩张对清朝在西藏权威的威胁，浩罕的商 业野心和玛赫杜姆家庭的宗教政治对清朝控制新疆六城地区的威胁，而这又与 19 世纪 70 年代的边疆危机紧密相连。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 的观点：例如，作者认为太平军的叛乱对沙俄侵略满洲有一定影响，因为它抽空 了当地的旗兵，造成财政困难及社会秩序瓦解；此外，清政府阻止汉族向边疆地 区移民， 地理概念不清也是促成俄国侵略的重要原因，而传统观点仅强调清政府 的软弱无能及腐败； 认为 1835 年签订的“中国?浩罕条约”是中国的第一个“不 平等条约”， 并将其与 1842?1844 年对沿海贸易列强所给予的让与权作对比，指 出其相似之处：

给予治外法权、 赔款、 协定关税、 废除公行垄断及最惠国待遇 （认 为其是中国长期实行的“一视同仁”政策的延续）；认为清政府在西藏的权威极 其有限， 只是拉萨政府为抵御英国势力的入侵而故意加强清政权的保护假象。以 上种种观点，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商榷的。

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研究员苏珊·琼斯和 芝加哥大学教授菲利普·库恩） 从人口增长形成的压力及社会问题出发，论述了 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上的庇护制度、教育及人员考核制度的弊病、地方叛 乱对统治秩序的冲击、学术界的新趋势?经世致用论的兴起。从第四章“广州贸 易和鸦片战争”（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小弗雷德里克·韦克）开始，进入中国 近代史的范畴，它与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作者为费正清）自成一体。其 中论述了广州传统公行贸易的特点、发展及衰落，两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及影响， 以及新的中外关系-条约制度的形成。传统的观点认为：条约制度是西方列强以 军事实力为后盾，为了扩展在华经济、政治影响强加给中国的，对中国主权造成 了严重的损害。该书在强调传统观点的同时，指出了条约制度的部分正面影响：

迫使中国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承认在欧洲国际制度范围内 正常给予外国缔约国的国民的某些权利， 使中国某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 方，向西方学习；促使中国税收制度作出某些调整?海关雇用外国税务司，传统 观点认为这是外国加强对中国经济控制的手段， 但作者指出由于当时中国官僚贪 污腐败成风、庇护制盛行，这种新制度却能带来一个既公正可靠，又有效率的海 关，使清政府从中获益。此外，作者还指出：条约口岸制度并没有与旧习惯发生 冲突，在清政府方面看来，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的延续。正是在这 一基础上，中外双方实现了暂时的妥协。

第六章“太平军叛乱”（作者为菲利普·库恩）与第九章“清代的中兴”（作者 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历史教授刘广京）联系密切。这部分介绍了太平天国 运动的起因、发展、衰落及影响，并分析了其失败原因，与捻军运动作了对比。

该书指出，正是由于太平军的叛乱，削弱了清朝的中央集权与抵御外侮的力量， 造成了地方实力派的兴起， 促成了清朝军事和财政制度的改革、 洋务运动的开展， 而且，清廷为确保欧洲人不去帮助太平军，在贸易和传教等争议方面作出让步， 促进了“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

传统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 合绞杀下失败的， 实际上西方列强最初由于认为太平军是中国的基督教徒起义而 抱有同情态度， 导致其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从清政府那里取得 的既得利益， 另一方面是担心太平天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从而导致农 村和商业陷入混乱。实际上当时爱尔兰、波兰、爪哇、伊朗、印度爆发的民族解 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列强的力量，使外国军队的直接干涉作用不大。主要 通过为非正规雇佣军分队提供外籍军官和为清军提供现代化的武器和训练进行 干涉， 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和军事工业的现代化，这是应予以肯 定的。

第十章“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作者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 以和刘广京） 和下卷第四章“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作者为刘广京和赖斯大 学理查德·史密斯） 论述了清政府内部由洋务派发起的一场“自强”运动，包括 起因、经过、成就、失败及意义。不可否认，这场运动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国 内人民的反抗运动， 而且“自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 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 但它无疑是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反 应，训练新式海陆军、仿造及购买西方的枪支和炮舰、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兴办 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修铁路、架电线等措施引进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并 刺激了中国民用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对抵御外来 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该书在评价该运动时并没有夸大其影响，明确 指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

由于官僚政治的腐败，洋务派所编练的新式陆海军即使 装备先进，但总体上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对战斗力造成了很大影响，虽然能够 镇压国内的叛乱 （指出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是有充足的财政 支持，而不是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对手虚弱，俄国人曾在物资方面援助清 军），但在抵御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中遭到惨败。此外，洋务运动始终受到财 政方面的限制，洋务企业的产品成本极高，但质量参差不齐，生产规模随着清帝 财政支持的变动而不断波动，官僚化严重，贪污腐败成风。其封建垄断性虽在客 观上有抵制洋货倾销的作用， 但也阻碍扼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兴办新式学 堂虽然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但人数有限，缺少社会精英的子弟入学，教学中面 向科举考试的中文课程仍占很大比重。

书中也对一些传统观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 分析：例如对赫德的评价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他操纵中国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 是帮助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并借以影响中国政治的帮凶； 作者在基本承认上述 观点的同时， 客观地指出由于关税越来越成为清朝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赫德有 效的海关机构不仅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华洋工商界，而且使清政府成 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其本人对中国自强政策的影响却是有限的。除此之外，对中 法战争乘胜求和的认识也与传统观点 （即中国“不败而败”， 法国“不胜而胜”） 有所不同：作者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出发，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 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 变得紧张； 在战争中越南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使中国失去了再战的理由；法军 失利是由于犹疑不定， 后勤困难， 战术措置失宜， 完全缺乏准备， 国内政局不稳， 其总体实力绝对优于中国，中国的胜利也被有所夸大，海战的失利、后勤补给的 困难、军事制度的落后、指挥系统的不统一、伤亡过大，以及面临法军北上与日 本协同作战的危险， 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时“乘胜求和”是正确的决定，而在谈判 中让步过大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上卷第十一章“1900 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作者为韦尔斯利学 院历史教授保罗·科恩）与下卷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 年”（作者为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灏）论述了西方思想文化 19 世纪在中国的 传播及影响。和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影响相比，在 1840 年后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 的输入是缓慢的， 它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是表面的，这无疑与中西方文化之间难 以逾越的鸿沟相关。以基督教为例，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的渗透不但收效甚微，而 且其引起的社会文化冲突反而扩大了中国和西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

作者通过论 述传教活动进展缓慢的原因， 指出了中国文化中的保守因素对西学传入的阻碍和 抵制作用。然而，19 世纪 90 年代成为了转折点，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 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 在士大夫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推动了维新运动 的开展。

这与当时的世界形势是密不可分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帝国 主义阶段，迫切要求扩大对外资本输出，各国竞争日益激烈，力量对比发生了重 大变化，英国的领导地位动摇，世界基本被瓜分完毕。与此形势相适应，列强掀 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深刻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迫使中国人更深刻地理 解西学，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在强烈的思想激荡中，以 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作者详 细地论述了这场运动的背景、过程、结果及影响。在论及维新运动的影响时，作 者抛弃了从政治方面进行论述的传统，着重注意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认为 它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促进了教育的改革、新式传 播思想工具的发展， 并且指出它直接导致了中国新知识分子的诞生。上述不同于 传统观点的新视角，宜为人们所注重。 下卷第一章“1870?1911 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作者为密西根大学教授费维 恺）与第八章“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作者为西方学院副教授陈锦 江），主要论述中国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初的经济状况。在第一章中，分别 对农业、手工业、近代工业及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进行了分析，其特点是运用了 大量表格统计资料，并且以人口增长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作为出发点加以论述。

指出农业制度始终稳定是当时掌握的技术和支配民众的社会价值观限制的结果，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分析中国茶叶出口量锐减的原因， 多角度分析阻碍中国商业发 展的因素， 提出束缚中国商业的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是近代以前的交通运输的局 限性而非沉重的官方勒索， 认为外国商人是在日益为中国商业体系服务，而不是 进行控制， 通过分析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指出清政府未能扶植足以产生工业投资 的近代银行体系的原因， 等等。

上述观点和方法与传统观点有出入或往往被忽视， 应予以关注。

第八章主要论述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商人作用和地位的变化，并通过 叙述洋务运动中民用企业的兴办过程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分析政府对现 代工业的赞助、控制、剥削，概括中国近代工业的特点和中国在清末未能建成坚 强的工业基础的原因。

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 年”（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大 学教授徐中约） 和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 1840—1895 年” （作 者为田纳西大学教授郝延平、 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王尔敏）论述中国对外关系 的演变过程，其中包括列强对华侵略和中国方面的反应两方面的内容。总体上， 中外关系在这一时期（1840—1905）经历了三个阶段：紧张、缓和、再次紧张。

书中对于每一次变化的原因、背景、过程、影响都作了论述，并善于结合世界背 景加以分析。

此外， 作者注意论述中国对外关系传统观点及其惰性对中国对外政 策的影响。例如，传统的“用商制夷”、“用民制夷”、“以夷制夷”政策的应 用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制度上的惰性及误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的以诚意 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理论表明中国人开始承认“变局”和寻求和平的外交关系， 作 者同时指出这一“中外和好”的过程恰恰标志着英国在西方对华关系中的统治 地位逐渐衰落的开始。1860—1895 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即 向西方学习， 寻求和平的观点与保守的、 排外的、 主战的、 坚持文化主义的观点。

随着与西方交流的加深，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出现了国家主权观念，在八十 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风靡 一时， 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而这一转变又与列 强加强了对华侵略密切相关：

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而社会达 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民族主义、种族优越感、福音传 道士的宗教热情无不推动了这一过程。边疆的危机、对外战争的失败及随之而来 的瓜分狂潮促使中国各阶层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从而促使对外政策发生了进一 步变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部分出现了与上卷相互矛盾的说法，即自强运 动失败的标志：中法战后越南的丧失［2］或中日战争中的失败［3］。

第六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乌斯·詹森） 第七章“1901—1911 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作者为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中 心历史教授市古宙三） 和第九章“共和革命运动” （作者为拉特格斯大学教授迈 克尔·加斯特），通过与日本进行比较，论述了面对新形势下西方的冲击，清朝 统治阶级在最后十年间所作的政策调整及其特点， 以及最终将清王朝埋葬的共和 革命运动。相对于 20 世纪初清政府成效甚微甚至是自我毁灭的政治改革，革命 运动无疑是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内容。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该书的视角新颖 且独特：

与以往仅仅强调革命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不同，作者更为 关注种种社会变革的影响，提出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 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小。

第十章“社会变化的潮流” （作者为巴黎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马里亚 尼·巴斯蒂-布律吉埃）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后由于与西方接触的扩大，中国阶 级、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与趋势，可视为对下卷内容的宏观分 析。 综上所述，本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作为一套历史丛书的一部分，本书上下两卷自成体系。与传统中国近代史 著作起于 1840 年不同，本书上溯至 19 世纪初，充分考察了旧制度的历史渊源， 使其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过程与作用脉络清晰，便于理解。书中尤其注重阐述近代 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并由此出发分析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思想与社会根 源。

第二，本书论述范围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多 方面内容，而且注重分析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善于多层面、多角度分析问题。各 章在论述中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生动地展现了晚清社会的概貌。

第三，本书注重从世界整体的高度出发，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看待，兼及与 中国联系密切的周边国家的历史， 在论述国内变化的同时， 着重分析其国际背景， 避免了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

第四， 作者的治学态度严谨， 对研究不足和材料有限的问题从不讳言， 明确指出。

对抱有疑问的观点也总是以商讨的方式论述，以免误导读者。

第五，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加以介绍，勇于标新立异，提出独到的见解。及时 指出尚待研究的问题与研究的发展趋势，便于读者了解学术发展前景。

第六，引用材料范围广泛，很多是国内不经见的材料，可与国内所见材料相互补 充和印证。

但对于近年国内出版的若干新资料， 作者限于条件未能及时加以利用， 不能有所苟求。书目介绍的设立也便于读者查阅参考资料，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不可否认，作为一套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丛书的一部分，本书难免会有部分观 点冲突（如上述关于自强运动失败标志的矛盾说法）和印刷错误（如下卷 p.169 把“每况愈下”印成“每下愈况”，p.191 把“寻求”印成“录求”，p.206 漏 印幕僚的“僚”字，等等），但其并不对本书的整体价值构成影响。此外本书也 存在部分问题， 如名词概念的使用地理概念的错误以及地图中存在的问题，还有 各章中独特的问题，前面已经有所论述，此处不一一赘言。 总之， 《剑桥中国晚清史》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出书 前为止西方晚清历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书中所提新观点，新方法及研究趋势， 宜为读者注意与借鉴。

注释：

［1］见下卷 p.322，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该书将 1895 年初夏法国带头声称华 南和西南为其“势力范围”，而不是 1897 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作为这一过程的开 端。

［2］见下卷 p.123。

［3］见上卷 p.544，此为传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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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37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