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不站稳，最容易出毛

—–《读邓》系列之三

　　1959年，适逢建国十周年。热得过头的大跃进要适当降温，此年又出现西藏问题，而八届八中全会上更是风云突变，彭德怀等因”右倾”而垮台,中苏关系又起波澜。这一年,还要召开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毛泽东不再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而朱德致信中央，明确表态自己不能担任国家主席并提议由刘少奇担任此职，“更为适当”，“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元旦刚过，邓小平或参加或召集一系列会议，就二届人大国家机构调整和有关人事配备问题致信毛、刘、周、陈、林和彭真：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问题。对国家机构，只拟将国务院的司法、监察两部撤销，其余一律不动。人事配备方面，全国人大常委名单，都是经过书记处讨论提出的。但是，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这些名单，是我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和我个人的想法拟出的。建议常委各同志先谈一次，修改后再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征求意见，然后再提交中央二月会议讨论。邓小平自称是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和其个人想法，拟出这一名单的，会是谁的意见?除了毛泽东，要么是中组部长?由此可见，邓小平当时位居中枢，责任之重。

　　1959年的4月18日至28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与三届政协一次会议召开，此前的3月29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及国家机构及人事配备时，邓小平说：这次人代会主要是把国家主席变一下，其他不动，我是主张这次一般不作大变动。其他的如果要变，四年以后再动。这个名单是个基本上不要动的方针。我国的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在一块开会，这是一个发明。在4月3日，邓小平在综合整理八届七中全会各小组讨论的意见时，批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彭德怀核阅，并表明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仍应作政协名誉主席，这次也需要重选一次。毛泽东在4月4日批复：我没有上届是名誉主席的印象。如果上届没有就不要增，请查一下。如果有，可以照旧。毛泽东的国家主席都不干了，说是要集中精力思考大的战略问题，他还会再意名誉的政协主席?针对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给予说明：我们认为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同志为副主席，朱德同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同志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这是比其他方案更为合适的方案。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面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但邓小平这番话的落脚点却是：尤其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核心领导作用，不管形式上如何改变，都不会有实质上的变动。但从后来的实际运行来看，效果不太理想，，以至于刘少奇在十年后的1969年屈死河南开封之后，国家主席一职一直虚悬空置，到1970年议及四届人大召开重提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之时，波澜又起，波谲云诡，林彪就国家元首设立公开表态最终与毛泽东决裂分道扬镳，林彪父子九一三折戟沉沙，其罪名之一就是“抢班夺权”，想当“国家主席”，此事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无人再敢提及。邓小平重新主政后，宋庆龄弥留之际，有“国家名誉主席”的称谓，为恢复国家主席体制预热，此后，似乎水到渠成，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再后来是较李先念年长2岁的杨尚昆，而第三代核心出现之后，国家主席与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三位一体”，从江泽民、胡锦涛到当下的习近平，国家主席体制大体上算是基本稳定下来。这一看似名誉的礼仪上的职位设置，还是多少带来不少人心理上的微妙变化，洞若观火的邓小平此番讲话也绝不是无的放矢的吧?而也是在上海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时，竟然在大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语惊四座，让各方大员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各自思忖的重话：

　　权力当然不只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但是总要有一个核心机关，经常注意问题。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的总书记就是邓小平，你就当个副元帅。行不行?毛泽东为元帅，邓小平为副元帅。你们赞不赞成?如果赞成，就照这样办。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唐朝人的两句诗。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被称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所谓“四个伟大”，毛泽东也接受默认了，但在1969年九大之后，毛泽东开始反感这“四个伟大”，令林彪有点措手不及，而林彪被称为“副统帅”，是否受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副元帅”的启发不得而知。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则更是登峰造极了。“副元帅”也仅仅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而已，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副元帅这一说法吧?朝鲜有“次帅”之说，介乎元帅与大将之间，而越南的胡志明没有军衔，德高望重的武元甲也仅是大将军衔吧?

　　1959年，也是同1958年一样，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除了4月初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7月2日至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史称庐山会议，邓小平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疗，未能出席这次会议，本来要纠“左”的毛泽东因反“右倾”而使左倾错误更进一步发展。而在1月9日，邓小平在有关会议上就提出，“今年劳力中浮肿病不少，一定要实行八小时劳动，最忙十二小时，否则要出大乱子，要适当估计到体质减弱的情况。对春荒问题，要再三讲，要引起足够重视，宁肯估计得严重一点。现在并不是没有办法，问题是要及早注意，及时调剂。要一个个公社，一个个生产队查清，现在还有不敢讲的。要一面节约，一面调运粮食。春荒再不注意，问题更大。”1月26日至2月2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邓小平也说：“宣传要鼓干劲，但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去年在宣传方面确实有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现象。”2月20日，邓小平在上海一会议上讲话，谈及1958年的工作，他评价道：去年是全面大跃进，各方面发展很快。但真正冷静地来看一下，农业还没有翻身，工业也没有翻身。总的说来，科学技术、工农业水平，我们还是落后的。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形势，还没有基本解决，当然有所改变，但是还没有根本改变。根本改变还差得远，还需要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才能真正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强国。我们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同时也不能言过其实，迷惑自己。去年下半年宣传工作有点浮夸，有不少是言过其实的。有一些事情本来做得不错，但是擦上了一层厚厚的粉，不光外国人，连我们本国人也不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报纸、刊物、电影中都有。公开宣传要谨慎，宁可做的多说的少，不要说的多做的少。在5月5日会见匈牙利客人时，邓小平更是坦率直言：不要说中国什么都好。讲经济水平，中国比你们落后一百年，比整个欧洲落后一百年。不过，这种状况可以改变。十五年、二十年或二十多年，可能有所改变，但绝不是三五年就有很大的改变。5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客人时，更是表现出相当的清醒与谦逊，他说：我们有缺点，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有了缺点，克服了，得到了进步，这样缺点，也就成了好事。矛盾、缺点、错误，永远是解决一批又出现一批。我们经常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全会或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有的事先没有议事日程，也不作什么决定。这样做的优点就在于及时地和地方上的同志们共同发现问题。而邓小平的最后一句话，则尤为令人感慨，他这样说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从1953年才开始的，还不能说已经有了经验。而邓小平在5月27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介绍国内情况时也说：去年我们虽然是大丰收，但由于办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用掉大量粮食。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要逐步整顿。

　　邓小平做为党的总书记，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可谓是殚精竭虑，事无巨细，一一过问。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集团发动叛乱，公开宣布“西藏独立”，3月11日、12日，邓小平参加刘少奇召集的会议，讨论处理西藏问题;3月14日，邓小平又参加刘少奇召集的研究西藏叛乱问题;3月14日至23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议题还是西藏问题，张经武、经国华等与会;3月17日，邓小平指出，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实行民主改革。3月23日，邓小平在离京赴沪途中，仍与刘少奇、周恩来研究西藏叛乱问题。4月19日，邓小平约谈西藏有关负责人。5月7日，邓小平与毛泽东、林彪等接见十世班禅与阿沛阿旺晋美;5月15日，邓小平同班禅谈话;5月20日，邓小平听取谭冠三、邓少东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谭是西藏军区政委，邓少东是副司令员。5月25日，邓小平和汪锋、张经武谈西藏问题。邓小平如此高密度地关注处理西藏问题，称之为呕心沥血，毫不夸张。

　　1959年又要过去了，因骨折而未能上庐山参加八中全会的邓小平，在八中全会结束四天后，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邓小平，大概也会通报一下会议的有关情况吧?此次庐山会议，当事人或后人多有记述、回忆、研究，最为著名的则属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此次会议，涉及人颇多，并不仅仅是彭黄张周等，田家英、吴冷西、胡乔木等秀才们也深陷其中，而在12月30日，心细的邓小平还委托杨尚昆与杨勇、苏振华、李志民等去看望大将黄克诚，黄克诚也是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为军委副秘书长、海军政委的苏振华当时正与比他小22岁的陆迪伦处于热恋之中，苏振华被有人称之为毛泽东的晚年“四宠臣”之一，在1979年就去世了，年仅67岁。

　　在这样的万机日理之中，1959年的12月29日，邓小平还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扬、钱俊瑞关于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论及文艺批评、出版、宣传等问题，邓小平也都以其一贯风格，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到文艺批评，他说：文艺工作有个特点，就是慢工出细活。这一点不要完全否定。要反对粗制滥造。对作品的缺点，要理直气壮地批评，但不要戴帽子，要与人为善。对十九世纪文艺的批判，也要恰当，要有历史的观点，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不能否认其进步作用。重要的是站在哪个立场，维护谁的利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立场不站稳，最容易出毛病。论及出版问题，邓小平强调的则是：我们要认真做的，是学校教学用的教材。我们完全按自己的观点搞一套教材，包括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化遗产，很需要，这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后一代的教育问题。说到宣传，邓小平又说：说高峰要慎重，谦虚一点。工农业、科学技术都不是高峰。文艺，更不能讲高峰。现在是高峰了，今后还怎么进步?但不要妄自菲薄。

　　邓小平谈文艺，说出版，讲宣传，这些在今后十年文革期间都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掌控的领域，林彪有一次讲话涉及到文艺复兴，据说令江青大为光火，认为是染指了她的领地与地盘。邓小平此番讲话，正在蛰伏的江青又会有何感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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