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_里根经济学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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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研究所

　　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也强烈呼唤能促进改革的新供给经济学，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探讨“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为此，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对中国改革实践的指导意义，他们的理论主张被冠以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目前以小组团队形式集体研究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李宏瑾。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结论是，中国宏观调控中无论做何种具体的政策组合选择，客观上都需要以改革为基本依托，中国的改革攻坚和配套推进，需要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理性认知思路来引领。

　　他们的理论主张在当前的改革政策可以看到显而易见的影响痕迹。因此，研究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对把握未来的改革及其政策取向就显得十分必要。

　　为了更好的理解当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更好的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与未来方向，我们将在最近对“里根经济学”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与学习。

一、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缘起

　　1.1“里根经济学”的兴起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复兴

　　里根经济学，是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当年苏联与美国竞争过程中里根政府的一个惊人之笔，也是刻画美国与苏联一个走向兴盛、一个走向衰败的分水岭。可以这样认为，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成就，极大程度上仰赖了里根政府奠定的经济成果。

　　“里根经济学”的价值观基础是个人的自由，而个人自由的核心是经济上的自由；如果民众在经济上得到了自由，就不再需要任何人向他们发号施令了。这至少是向凯恩斯主义的干预论发出的挑战。

　　1.2“里根经济学”兴起的背景

　　里根经济学的产生，有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论发展的双重背景：

　　在此背景下，美国需要一个能执行摆脱长期危机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政府，而里根及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所展示的经济政策，是长期作怪的慢性危机一个必然的产物。事实证明，在对付滞胀方面，凯恩斯在三十年代提出并由其追随者不断进行修改完善的经济政策已经失灵，受到了普遍的抱怨。与它长期颉颃相争的供给学派与货币主义取而代之就不可避免了。

　　1.3“里根经济学”成效

　　可以认为，“里根经济学”的诸多措施中，减税增加了积累，增强了个人消费能力；消费诱发了投资，刺激工商业与经济的发展，正应合供应中内含需求的说法；对货币的控制也抑制了通货膨胀，使经济发展减少了大量水分，从而大大提高了它的社会经济效益。这应视为供应学派与货币主义思想的一次成功实验。

　　后来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成就，极大程度上仰赖了里根政府奠定的经济成果。

　　里根经济学之所以至今仍有建树，并不因为它铁板一块，以僵化为纯正，倒在于它能变通与自我调节；并不纯而又粹，它既有供应学派与货币主义思想的保守特征，却不规定两种成分的比例，又不具有排他倾向，甚至也采用凯恩斯的部分观点；它在学术种类上是含糊的，但目标是明确的，而且是有效果的。

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收敛，且这一过程将横跨较长时期。

　　2.1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概述

　　在当前全球应对经济危机乏善可陈（欧美日主要依靠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但成效不明显）的情况下，“新供给经济学”着重从供给方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总供给的根本性变化。事实上，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虽然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动力源，但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是供给。从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

　　因此，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学会在一个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由于劳动力供应逐渐紧张，劳动者工资率趋于上升，从而有望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服务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也将有一定程度升值。新背景下，虽然逆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现实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货币政策作为总量管理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

　　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目前，通胀压力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合在一起，已使中国经济面临某种“滞胀式”的潜在威胁，调控当局的操作空间正明显收窄。

　　2.2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基本政策主张

　　根据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宏观调控政策要在总需求管理上稳健审慎且能灵活地预调微调，避免在稳增长努力下的通胀抬头；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化解制约中国长期发展和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

　　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基本政策主张是：中国未来的宏观政策取向核心是深入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方针并升华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层面，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提升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文化产业、生态环境产业等方面的供给能力，通过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改善生态达到建设“幸福中国”、“美丽中国”、“和谐中国”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标志的“中国梦”，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使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村”成为“和谐世界”。

　　目前“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到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

　　可以预计，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客观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为关键性的支撑。就中国特色转轨道路上的创新特色而言，为此可以强调：“制度高于技术”。

　　因此，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

　　必须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全民创业，特别在中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上。以我国人口规模，企业数量可能比现在多几倍。民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民营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以及升级换代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要以多种制度变革和政策优化为举措，支持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完善和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企业文化创新，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着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战略性改组，在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过度垄断因素和优化治理结构，发挥其应有的特定功能与辐射力，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城市化也意味着强烈需要供给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规模扩大形成的规模经济。这将大大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就业结构的细化，同时可以促进农村土地集约使用和农业集约化经营。

　　城镇化如果是实现了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毫无疑问将有利于扩大内需。但城镇化更大的意义在于供给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大都市圈”在规模经济上的明显优势。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得规模经济不断产生并推动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集聚效应进一步提高，于是创造出大量的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

　　要使城市化的这一效应得到发挥，需要政府在制度上减少创业障碍，在政策上扶持创业行为，形成有利于创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从而真正形成城市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市场化改革，是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的根本保障。

　　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中国不能放弃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不能简单将现有传统产业淘汰到国外，而应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和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其渐次向中西部转移，同时鼓励现有产业改造升级。

　　要改变对服务业不够重视的传统观点，“中国服务”可能比“中国制造”更有可持续性。大力发展服务业是结构调整的主旋律和扩大就业机会的制胜法宝，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至关重要。

　　以结构性减税作为现阶段宏观调控和财税政策的重点和亮点之一。结构性减税是激发市场主体“两创”活力并以经济杠杆引导结构优化、方式转变的代表性机制之一。税外负担的减轻需与减税相互结合与协调。税制的总体优化需在远景上依照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发展目标模式，近景上适应各具体发展阶段上的要求与制约，纳入财政、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积极有序推进。

　　减少行政审批应成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取向，进而达成实质性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的制度改进，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达到鼓励创业、创新，提高效率，推进“两化”的综合效应。

此外，对电力、公路、铁路、地铁、公交等具有正外部性且实行政府定价的公共性领域和医院、学校等准公共性或公益性领域，应树立“大效益”的理念，运用综合绩效评估方式，决不应简单以财务效益、是否亏损作为衡量其投资必要性、可行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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