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课程改革：掌声之外亦有隐忧

  本文关键词：课程改革，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国内一些小学的课程改革实践，为学校特色化办学以及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作出了很好的探索，但校编教材如何保证科学性和合法性？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实践的边界何在？

　　新学期刚开学，成都市某小学的全学科整合改革引起广泛注意。学校打破了传统的语文、数学等学科，代之以“阅读与生活”“思维与科创”“健康与成长”等五门课程，这种跨学科的课程整合方式，打破了大家对于学校课程的传统认知，但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心。　

　　事实上，这种打破学科界限，代之以跨界式综合课程的改革方式，在国内外已有很多尝试。在国内，山东、重庆、北京等地的一些小学的课程改革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新颖的学校特色课程，重塑了人们对于课程的理解，在充分发挥孩子天性的同时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学科间的跨界整合也是一种趋势。世界经济合作组织1997年提出的“素养界定和遴选项目”，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指出现代社会公民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的内容，已经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和实践。美国《2061计划》则通过建构现代知识分类的新框架和重新选择内容，来实现课程整合，进而突破传统学科课程的封闭性；包括巴西、英国、泰国、日本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尝试这种突破学科界限的课程组织方式。　

　　国内一些小学的课程改革实践，是我国十几年课程改革不断向好的有力佐证。2012年，修订后各学科的国家课程标准正式颁布，我国进入新课改推进的关键阶段，课程改革也呈现出了一个新特点：从改革之初“由上而下”推动的课程改革，正在被广大学校和一线教师接受，并转化为他们自身改革提升的动力。课程改革动力方向已经由“从上至下的行政推动”向“由下至上的自我提升”转变，学校的自主性被调动起来。学校的课程文化从传统的忠实执行向调试创生转变，一线教育者从以往的“要我变”到“我要变”，成为课程改革的主人。这也正是课改之初“学校课程文化的变革”和“课程持续变革”的真实反映。　

　　然而，学校校编教材的开发与使用也存在一些隐忧。“教材”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概念，2001年颁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中对于一本教材是否能够进入中小学课堂有着明确的规定。首先，“教材须经教材审定机构审定后才能在中小学使用”；其次，“（通过初审后的教材）需要在400个班或20000名学生的范围内进行试验”。从现有报道来看，成都这所小学的校编教材是否通过了相关审查和审批，目前尚不得而知。而许多校编教材由于规模和资金的限制往往难以完成教材试验，这就带来了校编教材在程序合规性上的隐忧。　

　　校编教材在科学性和准确性上也存在隐忧。国家对于教材编写者的基本条件和素质有着明确规定，并非任何教师都可以参与，而在校编教材中，由于学校师资力量的局限，这些条件往往难以全部满足。相对于课程改革实践而言，课程改革政策常常存在滞后现象，甚至成为影响课程改革推进的症结所在。　

　　国内一些小学的课程改革实践，为学校特色化办学以及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作出了很好的探索，，但在改革中教师专业素养应如何提升？校编教材如何保证科学性和合法性？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实践的边界何在？这些问题亟待规范。2016年初《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的颁布，正是对我国课改政策的反思与应对。作为课程改革的外部保障，如何协调社会力量支持改革、政府职能定位应如何转变、如何完善课改的配套政策和制度等问题，应成为下一步课程改革政策和决策创新的重要关切。（作者王郢，系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6年9月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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