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谈”到“谈自由” ——《申报 自由谈》的角色演变

第一章 传统文人的《自由谈》：趣味 情怀

第一节 趣味：雅俗共赏

早期《自由谈》编辑的身份包括传统的桐城派文人后人、学校教员、小说家、实业家、南社诗人、鸳鸯蝴蝶派作家等等，笔者自身角色的丰富多彩也就决定了《自由谈》风格的包罗万象。一方面，它是文人雅士逃离科举桎梏与大时代转型漩涡的一篇“净土”；另一方面，它也是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垃圾场”。所以，早期《自由谈》的风格是“雅”与“俗”的矛盾结合体，既是雅士的园地，也是不雅的杂俎。

一、雅士的园地

创办之初，为了使报纸的版面不再一味地充斥着报道与广告，《自由谈》确定了“兼顾严肃活泼”的办报方针。设立了“游戏文章”、“岂有此理”、“博君一粲”、“忽发奇想”、“付之一笑”、“海外奇谈”、“慷慨悲歌”、“尊闻阁杂录”、“小说”、“缠绵悱恻”等栏目。从栏目的名字可以看出《自由谈》最初的基调：趣味。

除了《自由谈》，王钝根也主笔了《自由杂志》、《游戏杂志》、《社会之花》等周刊，他认识到当下的社会趋势是报纸普遍的严肃报道风格与日趋活泼的人心不相符，于是决心顺势而为，创办《自由谈》的初衷在于“愿读者于百无聊赖之际为强作欢笑”。早期文人们对于副刊的办报基调有着强烈的共识，1897年，李伯元创办了《游戏报》，1901 年创办《世界繁华报》，他早期创办小报的主要风格是“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庶天地之千态万状，真一游戏之局也”，意义在于“或托诸寓言, 或涉诸讽咏, 无非欲唤醒痴愚, 破除烦恼, 意取其浅, 言取其俚, 使农工商贾妇人庶子,皆得而观之。”将这一要义发挥到典型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周瘦鹃，他在保持“趣味”的同时，大大增强了《自由谈》的审美功能。

 周瘦鹃是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号香雪园主人。早年经历家贫丧父，青年时期又情场失意。多舛的生平造就了他独特的性格和审美取向：哀伤和凄美。他曾说过：“我生平无党无派，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要是说人必有派的话，那么我是一个唯美派，是美的信徒。”他本人爱好园艺草木、花鸟虫鱼，经常沉溺于“景语”“情语”和个人境遇的感伤中不能自拔。周瘦鹃一直对哀情小说情有独钟，不但自己在《自由谈》上连载《玫瑰小筑》、《桃柳花絮》等文，而且专门写文章讨论哀情小说的写作技巧，在《自由谈之自由谈》中他写道：“哀情小说以能引人心酸泪泚者为上，作者走笔时，须自以为书中人物，举其中心所欲吐者，衔悲和泪以吐之。庶歌离吊梦，一一皆真，正不必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也。”在《自由谈》的编辑上，他注重抒情小品、性灵文字和趣味作品，还别出心裁地开设了“老申报”专栏，将同治光绪年间《申报》上的小品文字进行翻印将副刊划分为小栏，有“春”“秋”“蟹”“菊”“小园艺”等，大多是春华秋实、风花雪月的内容。

周瘦鹃对戏剧影评和国外翻译文学也颇有兴趣，早在 1919 年，周瘦鹃就曾为《自由谈》撰稿写作出了“中国最早的系列影评”；同年 5 月，还操办了“小说杂谈”专栏介绍海外名家及其作品，还将国外小说与国内的进行比较和讨论，对我国小说体裁的转型演变和题材的范围扩张有所益处。1920 年 4 月 14 日，《自由谈》连续报道梅兰芳来上海演出的新闻，刊载专题“梅讯”介绍演出的盛况和梅兰芳的生活状态，获得了梅兰芳戏迷的盛赞。总体而言，周瘦鹃将《自由谈》引入了趣味主义的路子上，将趣味与审美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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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情怀：“游戏”中救世

“满纸荒唐言”的背后必有“一把辛酸泪”，在传统文人们看似玩世不恭与流于媚俗的文字背后也隐藏着积极入世的人文情怀。1917 年 10 月 16 日，《自由谈》刊登《游戏文章论》：“自来滑稽讽世之文，其感人深于正论，正论一而已，滑稽之文，固多端也。盖其吐词也，隽而谐；其寓意也，隐而讽，能以谕言中人之弊,妙语解人之颐，使世人皆闻而戒之。主文谲谏，往往托以事物而发挥之，虽有忠言谠论载于报章，而作者以为遇事直陈不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之文为有效也。故民风吏孜日益切，而流行者日益广。”从这当中不难看出作者的意思：隐晦地讽刺。用“滑稽”有趣的笔调来讽刺时事更能获得大众的青睐，也能降低当局的警惕，从而具有更好的传播效果，这奠定了《自由谈》早期的基调与宗旨。由此可以看出，《自由谈》的编辑方针很可能受到李伯元的影响，《自由谈》与《游戏报》对于“游戏文字”的肯定也是一脉相承的。

擅长“风花雪月”的周瘦鹃几乎每天都要为《自由谈》撰写一篇短文。1922年起，，他先后开辟了“一片胡言”、“随便说说”、“三言两语”等专栏,这些专栏名称看似没有攻击性，实际上大多是用来发表时政评论的地方。他先后在“自由谈之自由谈”“三言两语”“一派胡言”“余渖”“随便谈谈”等栏目中，一反过去“哀情巨子”的形象，开始言论干政。比如“阴历新年岁首，凡事总要图个吉利。最忌的便是死人，不道湖北先就大不吉利，死了一个头儿脑儿的萧耀南。试想乙丑年的一年间，军阀伟人已死了不少。倘做起统计表来，已占了长长一大篇。不道丙寅年开始，阎罗王还是其势汹汹，不肯罢休。先把老萧开刀。大约这一年是虎年，吃人更要吃得多了。要是专吃大人物，消弭种种祸国殃民的祸患，这倒也是我们小百姓的一线生机啊。”周瘦鹃在新年之初，在报纸上公开诅咒军阀“伟人”，诅咒他们死得多，死得快，其意识与议论虽不免幼稚，却总可以说很是大胆夺人眼球了。另外还有“端午节的五毒，是人人知道的。然而我们不怕，还有法儿扑灭他们。如今中国当局的大人物，却欲都变做五毒了，虎啊、蛇啊、蝎啊、蜈蚣啊……横行国内，不知道什么法律，也不知道什么人道。全国的国民啊，大家快设法自卫，不然那五毒要来咬我们了。”类似的对时局和当权者的尖锐、偏激的议论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了。虽然他的言论以“幼稚”而遭人诟病，但不得不承认其勇气可嘉，左翼文人曾阿英评价他：“有永远不成熟的思想，却也具备知识分子真诚可贵的良知”。 

在这个时期里，传统的“游戏”“消闲”文章似乎开拓了一项新的功能：社会批判和舆论监督。这些文章以诙谐幽默甚至狠辣犀利的笔调，以一种夸张逗乐的手法表达不满的情绪，这种文学形式看似陈旧，所蕴含的意义与手法却很是新颖的，既显现出了调侃逗乐的效果，又发挥了针砭时弊的最终目的。在《自由谈》的“新乐府”栏目中，作者分别以“认亲家”、“飞墨盒”、“最高问题”为题，讽刺和鞭笞了军阀混战、结党营私、买官鬻爵的社会现象。从 1929 年 3 月起，《自由谈》开辟了“新笑史”栏目，主要揭露和讽刺官场的丑态，之所以题为“新”，是为了“别于军阀时代旧官场而言，且示为革命后之新发见也。”普世情怀与世恶道险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文人们不得不用一种看似轻松、游戏的“伪装”来拯救世道，同时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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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兴知识分子的谈自由：革新 论争 自由

第一节 黎烈文的革新措施

归国留学生黎烈文接手《自由谈》后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两个显著的方面：其一，对过去的唯“趣味”马首是瞻的风格进行整顿；其二，极力邀请鲁迅、茅盾、廖沫沙等著名进步作家撰写稿件，尤其是鲁迅，与黎烈文私交甚好，黎烈文甚至给他开出了高于其他作家两倍的丰厚稿酬。这些作家以《自由谈》为言论阵地，一时间群贤毕至，集思广益，大大提高了《自由谈》的文化格调与思想品格。

一、与“趣味主义”决裂

1932 年 12 月 1 日，黎烈文一上台就发表了《幕前致辞》：“到昨天为止，这台上（笔者注：前文中黎称《自由谈》为自由‘台’）所‘表演’的，以告一段落了，闭幕了。从今天起，新的活动开始，幕又要重新开了，其中有些什么，这里也不多谈，瞧着吧……”正式声明与过去的《自由谈》“告别”，即将有一个新的开始。紧接着表明了《自由谈》紧贴时代的进步立场：“我们认定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进步中，都在近代化，一则理论上应该，二则事实上需要。我们认为我们生活之涵养，大有赖于文艺，而文艺之应该进步与近代化，乃是当然的事实……我们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需要牢牢站定的，即便是一些插科打诨，一些装腔作势，我们也不敢随便应付。”

《启事》同时鲜明地表述了其办刊思想宗旨：“我们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出什么堂堂正正‘象煞有介事’的雄师,以宣传什么主义。”不同于当时动辄拉帮结派，虚张声势的同人杂志，《自由谈》不会拘泥于小圈子，本身立场无党无派，不会有所偏私，它该是百家争鸣的舞台而不是一家独言，允许多种声音，提倡言论自由。

此外宣言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在于它与低级趣味的“决裂”,要与鸳鸯蝴蝶派走不同的道路：“但是话还得说回来些,我们虽然不肯扮演猴子戏,模仿人的行为,以睹观众一笑,不肯唱几句十八摸,五更相思，或者哼儿句‘云淡风轻近午天’,以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自由谈》一度成为新文学的阵地。在择稿的取向方面，文体上黎烈文面更青睐杂文和随笔；内容上讲究迎合时代发展潮流，多次呼吁投稿人写些“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为了体现自己的编辑立场，他甚至不惜得罪一些社会文化名流，引出沸沸扬扬的“腰斩张资平”的文案。

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张资平的连载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中人物大都是性感漂亮的女人和不负责任的懦弱男子，他们在封建残余思想和性欲冲动的支配下进行了三角、四角甚至是多角恋爱，文字缠绵悱恻，充满颓唐与诱惑之气。鲁迅对他文章的评价是：“专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一副满怀毒恨的‘弃妇’的脸孔”“腰斩张资平”对于当时的文坛意义重大，它显现了读者和进步文人对于腐朽、低俗作品的排斥心理，符合国人对于文坛改良甚至是改革的迫切需要，不仅净化了文化市场，更紧随了历史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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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论争的“黄金时代”

这是《自由谈》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自由谈》一度成为了中国文艺副刊史上最有生气、最受关注也最有文学价值的副刊。除了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巴金、林语堂、廖沫沙、叶圣陶等最负盛名的大师以外，还有章太炎、瞿秋白、赵家璧、傅东华、张春桥、任白戈、臧克家、林徽音、施蛰存、艾芜、徐懋庸、唐弢、阿英、陈望道、楼适夷、王任叔、周扬、唐强等作家均发表过文章，前朝遗老、文坛新秀、京派海派作家、无党派自由主义人士、左中右路文人皆有涉猎，《自由谈》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自由“台”。在此期间，作家们通过言论的激烈碰撞，对世事进行了批判与探讨，同时还促进了思想的觉醒。

一、讨伐国是，悲悯苍生

中国向来有“休管国事、莫议国是”的传统,到了近现代，这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桎梏几乎只增不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织起了一张压制言论、禁锢文字的“铁网”，“文网遍于国中, 论者动辄丧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消极抵抗、对民众的反日情绪视而不见、对抗日行为横加阻挠，一时间民愤四起，舆论一片哗然。

对于当局的言论压制，《申报》和《自由谈》逆流而上，对家国大事、风云时局进行了许多犀利的讨论。《申报》于 1931 年 12 月 13 日发表时评“再论自由之真义”：“夫所谓言论出版自由，就法律之立场而观之，则有绝对之神圣，为任何人与任何势力所不能侵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无故扣发上海报纸，从法理的角度论述言论自由的神圣。

对于汪精卫在日内瓦发表呼吁维护世界和平的文章，杨幸之刊文驳斥：“所谓‘和平’究作何解释？汪先生似乎有点‘故装痴聋’。依我们看，在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里，和平的正确解释，知识帝国主义列强势力之均衡，只是‘掠夺’与‘火并’之加紧准备，军缩会议中的将爷们之会议军缩，国联会议中的爵爷们之会议和平，都只是一刻蒙蔽全世界劳苦大众的耳目的烟雾弹……日本的侵略暴行是偶然的吗？全世界的观望敷衍又是偶然的吗？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还有向人呼吁和平的余地吗？”杜绝“以公理殉和平”，呼吁确立“真和平”。

 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关系复杂，对于各方“既得利益者”来说，是冒险者的天堂，也是国民党、青帮、外国干涉势力、租界等各种势力交叉的地方；然而对于残喘在夹缝中的普通群众而言，则是地狱，底层人民的遭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文人们有的哀叹衣不蔽体：“那技艺精巧的工人，那终日劳苦如牛马的农人，那拿几块钱一个月，甚至于一文也拿不到手以以生命换生活的士兵，他们总算是有用的材料，总算是努力的分子，他们的衣服周全吗？恐怕有一件能御寒的破衣已经是莫大的慰安了。”；有的喟叹居无所处：“这宇宙大屋子，是属于大家所有，既然都像梦也似的过客，则硬叫一部分人无地容身，而另一部分人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则至少这世界发生了缺憾！”；有的怒斥沉重赋税：“我不知道在五百万这一数字下，该演出多少卖儿鬻女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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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由谈》：角色定位的多重博弈与平衡 ............... 29

第一节 与《申报》基调的统一 .................. 29

第二节 作者的能动作用：“因人易貌”的《自由谈》 .................... 32

第四章 《自由谈》对于当下副刊的镜鉴与启示 ................. 42

第一节 当下报纸副刊的整体态势 ............ 42

第二节 镜鉴：历史上《自由谈》的不足 ............ 46

第四章 《自由谈》对当下副刊编辑的镜鉴与启示

第一节 当下报纸副刊的整体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特殊的岁月之后，媒体的发展逐步走向正轨，并呈现出繁荣的增长趋势。报纸副刊的存在感也愈发强烈，主要表现为分量增重，篇幅增加，主体更加多元化。除了商业报副刊的发展可圈可点之外，党报副刊也逐渐摸索除了一种符合自身的发展形式；晚报副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达了高峰。除了内容变丰富之外，长期在压抑、严肃环境中生长的报纸副刊的形式争相向“趣味”方面发展，虽然其中出现过一些矫枉过正的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副刊的趣味性导向昭示着读者地位的空前提高。

一、分量增重、主体多元

首先，报业市场异常繁荣，党报副刊和商业报副刊都占据这一定的市场份额。有数据显示，《人民日报》在 80 年代的专副刊在整个版面中所占比例仅为 19％，但到 1998 年就达到 34.7％，2002 年更是高达 40.8％。晚报代表《新民晚报》80年代专副刊比例为 33.3％，1998 年为 39.7％，2002 年为 52.4％。而《华西都市报》一上来专副刊就高达 2/3，其中主要都是以服务和实用为特色的专门性副刊。据统计，2002 年的专副刊占党报版面总数的 40％左右，晚报专副刊占 50％左右，都市报专副刊占 66％左右。副刊版面在整份报纸中比重越来越大事当代副刊的一个普遍趋势。

建国后，党报副刊“文革”时期曾一度沦为“宣传部门的传声筒”和“阶级斗争的战场”，进入新时期之后，许多副刊表现可圈可点。比如《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其定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雅趣园地；《北京日报》副刊一直致力于开展文学评论和文艺创作，团结了大批读者；《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始终坚持高格调，与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有合作；《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与知识界有着密切联系,对传播文化开启民智做出突出贡献；《广州日报》副刊秉承“追求最出色的主流新闻”的宗旨，贴近群众，极富本土特色和服务意识……虽然在现阶段，党报副刊的政治属性仍凌驾于其他属性至上，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党报副刊作为报纸的角色正在逐渐得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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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自由谈”与“谈自由”，两个“自由”的意义是不同的：前者意味着百无禁忌，随心所欲。办报动机多以商业利益为主，迎合读者的“本我需求”；后者的则包含了更多的伦理与政治的意义，接近于二战中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表达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自由谈》的含义，便是希望报刊能成为维护“自由”，“自由”发言的天地，而在即将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些“自由”正是国民和报人所缺乏和需要的。

此外，标题中用到的不是“转变”、“剧变”，而是“演变”一词，说明《申报·自由谈》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摇身一变”，而是数位主编在社会发展中，慢慢摸索经验，走上民主与进步道路的演变过程：首位编辑王钝根时期并不全都是娱乐的消遣文章，也有暴露藏污纳垢的社会黑暗、军阀横暴、专制、婚姻等方面的作品。并且王钝根开创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先风，不论文章作者是谁，“只要文字精妙，就一定采纳”，迅速扩大了《自由谈》的影响；陈蝶仙时期发表过许多拥护民国和孙中山、抨击讽刺黑暗军阀的作品；到了周瘦鹃时期，实际上“贯彻了报刊的公共舆论属性，发挥了其市民喉舌的引领作用，并由此承担了必要的社会责任”。通过专栏抨击了社会现实、黑暗政治，关注了百姓真正的声音。在任职期间，坚持每天为《自由谈》撰写一篇言论，逐渐从“哀情巨子”的形象中抽离……私以为，黎烈文的改革固然值得称赞，但他的成功和几位“前任”所作的有益尝试分不开的。仅仅用“只谈风月、不论风云”的消闲雅士、“鸳鸯同命鸟，蝴蝶可怜虫”来形容他们是有失公允的。这既是对几位优秀报人的“正名”，也是本篇论文的小小创新之处。

《自由谈》诞生于清末民初一个中国社会重大的转型时期内，在这期间虽然政局诡谲、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但却是各种思潮涌上历史舞台，催化中国社会转型的好时机，林语堂把它称作报业的“黄金时代”①。科举制被废除后，从传统士绅阶层中演变而来的早期文人开始在公共意见场上发表观点，“显示出了传统人士之近代化演变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知识人凌越庙堂与大众，岿然居于天下之中心的时期。但与这个过程相始终的思想多、思想浅和思想驳杂，又使鼓荡的士议久以纷歧舛错与多变善变为常态。”①虽然言论不见得成熟，但是却近代中国报刊舆论的发展颇有建树。

报刊，尤其是商业性质的报刊，绝不该仅仅是“一言堂”或者“传声筒”，标榜自己是“自由台”的《自由谈》更是如此。报纸的角色一直在读者、报人、政府之间游离与博弈，每个因素都能影响到它最终呈现出的状态。在《自由谈》言论最为激烈的年代，身兼实业家、作者多重身份的报人曾经努力“试图在国民党的官方论述与左翼知识分子的激进论述之间，发展出一套务实而理性的第三种论述，来获取舆论和民意的支持。”②力图使报纸本身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在各种“力量”中达到平衡，这也是《自由谈》报刊角色发生演变的直接动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