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彦小说的女性书写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尤以北美新移民文学为重。在众多的新移民作家中，李彦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大胆以英文创作进军加拿大主流文坛，并以中文译写的方式重返中国，演绎着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道路。1987 年李彦留学加拿大，获得温莎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5 年以英文小说《红浮萍》获得“加拿大年度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在加拿大文坛占据一席之地，次年获得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红浮萍》的成功改变了她的人生，使其获得滑铁卢大学的教职，并鼓励着她继续在文学之路上笔耕不辍。迄今为止，李彦的创作共有：英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翻译为《红浮萍》）、《Lily in the Snow》（翻译为《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嫁得西风》、《红浮萍》、《海底》；中文小说集《羊群》、《吕梁箫声》；散文集《尺素天涯》；译作《白宫生活》等等，其中《红浮萍》、《雪百合》（中文改写本《海底》）两部作品尤其影响颇大。

《红浮萍》的创作源于李彦在留学初期的心态，想以局内人（insider）的眼光写出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这明显区别于局外人（outsider）眼光，前者“自然会更多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挖掘人性中更具深度的东西，更多关注精神层面那些真切的体验”，后者则“较多关注表层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有时难免给人以走马观花，猎奇甚至误解之感”。《红浮萍》以其个人成长及家庭背景为主，用双线索的方式连接起加拿大和中国两个空间，将两代中国女性的命运纠葛抽丝剥茧，娓娓道来。这种具有高度的内省能力使李彦在小说创作中更关注于华人女性命运背后的推动因素和心理变化，使得笔下的人物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同样，《雪百合》（《海底》）也从作者的个人生活经验出发，将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女性各异的生存形态与命运变化呈现给读者。而《羊群》、《嫁得西风》等作品也都具有此种色彩。李彦的文学创作具有十分独特的亲历性、在场性，同时也有作为局内人的自我反省意识，这是她与其他加拿大新移民作家最突出的地方。正是这种内省式的特质使得其作品能够从容穿透生活现象，抵达人性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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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对李彦的研究资料颇为丰富，主要集中在文化研究及叙事研究两方面。

首先是文化研究。这主要源于李彦小说中展现的东西方文化相遇、碰撞、融合等方面，如古典诗词、中华文化符号隐喻、基督教、白求恩精神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易淑琼《走不出的意境——华裔双语作家李彦<红浮萍>中文译写本的诗性语言书写策略》（2012）从译写美学角度剖析小说《红浮萍》的写作语言对诗性意境的营构，抽取了古典诗词这种中华文化要素，作为论文论据的支撑点，多层次地表述《红浮萍》所包裹的中国传统美学；万桂莲《离散文学中的中西文化拼合探析——以李彦英文小说<雪百合>为例》（2012）分析小说《雪百合》的中西文化拼合现象，指出李彦将中国道德伦理和西方宗教信仰，中西方宗教信仰和神话寓言，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习语和西方文化语境一一拼合，高度肯定了李彦小说协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文化意义；杨璐临《李彦小说的“基督教叙事”研究》（2013）从基督教叙事出发，探寻作者在批判性地汲取西方文化资源时的文化心态和文化选择。

李彦的英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1996）和《Lily in the Snow》（2010）在近年来推出了中文译写版本《红浮萍》和《雪百合》，促动了对其中英文改写策略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从语言出发对其文化选择进行探析。其中，蒲雅竹《从单色到斑斓——<红浮萍>与<海底>主题呈现的文化冲突与修复功能》（2014）指明两大小说的主题完成了从追忆母体文化、抗拒白人文化到刻画新华人移民群体、与白人社会和谐共处的跨越。除此，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2011）和王媛《“自译”中的改写策略——以李彦<红浮萍>双语文本为例》（2013）都关注李彦的语言差异，前者认为其采用“正说”中国革命历史的叙述，超越了具体历史评判的局限性，后者则认为双语转化的过程中李彦小说与东西方文化的读者建立了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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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反思：革命母亲的悲剧书写

第一节 对革命献身式的追求

在革命洪流中，个人往往难以逃脱被汇入其中的命运，而李彦在《红浮萍》所塑造的平的母亲就是典型的个案。《红浮萍》通过加拿大华人移民女性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夹杂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描绘了近乎整个 20 世纪中国大陆的历史长河，书写了百年历史背景下家族三代女性的悲欢命运。其中，作者以革命女性雯的成长经历作为主要线索，前后涉及了反美浪潮、抗日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肃反运动、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了探索当年革命女性的悲剧，李彦重点书写了“我”的母亲如何迷失在理想激情中：作为女儿的雯在年少时便有男子汉气概，为保护母亲而不惜与觊觎家族遗产的亲戚武斗；而作为母亲的雯反而在国难当头时，放弃家庭和女儿，一心投入政治理想，忘却一切。

新旧时代大变动，催发着雯的家国情怀，同时深化着雯的政治认同理念，影射着当时中国女性的政治激情。即使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她们目睹着诸多个体“自我”不断异化为“非人”的生活状态，从善到恶的人性转变，但她们仍然用抛头颅洒热血般的热情，甚至抛弃一切物质条件，不惜牺牲亲人的利益去投身在政治运动中。在作者笔下，雯的形象无疑是中国革命女性的代表——为国家奉献出自我，即使牺牲青春、爱情和家庭也在所不惜。小说中如此描述雯逐渐萌发的政治理想：

也许，旧家族中对女性的种种歧视，早已在雯的童年中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许，那位带领她去教堂唱圣歌的青年教师，已在潜移默化中将平等博爱的理念植入了她的心怀。她在眼下风靡社会的新思潮中，真实地触摸到了与青年教师反复歌颂“神的大爱”的异曲同工。不费吹灰之力，她就接受了那个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妙蓝图，萌生出投入到滚滚洪流中献身的冲动。

此处从爱情走向理想的雯，重要的推动力在于未来的蓝图——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点上充分证明了雯试图将自己的女性身份作为社会主体去看待，而不是作为依赖于男性的附属品。但雯有自身认识的局限性。雯没有认识到，中国妇女解放议题实质是男性和政治推动的，曾经维新人士的“兴女学”、“富国强种”，仍然是从女性的自然性和传统家庭角色出发，只是强调了女性对“国”和“种”的责任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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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革命话语下的婚恋

在李彦的历史书写中，没有厘清悲剧源头的女性，在其婚恋中也只能承担无法反抗，近乎被“绑架”的悲剧命运。过去被家长制绑架婚姻的女性，没有婚姻选择权，如今的革命女性不过是变换方式，被政治规训成温驯的“羊群”，把婚恋政治化。除此，李彦也关注到落后的农村女性，她们在革命洪流中仍然受制于男性霸权的封建制度，性别的绝对不平等导致女性群体的婚恋悲剧。

在展开论述前，笔者先分析《杏树岭》中农村女性的婚恋悲剧。《杏树岭》以第一人称为视角——“我”从加拿大回到祖国探亲，追溯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杏树岭的历史记忆。当年的“我”是少不更事的小女孩，见证着“文革”时期杏树岭的农村女性在男权制度下无法拥有婚姻自由，也无法争取自身合法权利的悲剧。比如小说中提及桃子的婚恋：

桃子是家中长女，下面有一串弟妹，父亲不知患的什么病，无法下地干活儿。因家中缺劳力，桃子六岁那年，家里便给她定下后山里一个二十多岁、娶不起媳妇的穷汉。……

小说以穿插手法，叙述农村女性桃子的婚恋悲剧：桃子无法与相恋对象结合，只能遵循家长的命令。通过“我”的叙述声音，桃子的悲剧开始深化：刚满十五岁的桃子，竟被无赖的民兵连长糟蹋。下放干部原本要为桃子伸张正义，但却被村支书阻止，认为山沟有山沟的规矩，不允许外来的知识分子“胡整胡闹”，最后桃子的问题不了了之，仓皇嫁到更为偏僻的山沟。小说指出了没有知识和觉悟的农村女性的婚恋悲剧：在男性和权力者面前，这些农村女性根本无法自我觉醒，也无法实现男女平等。

除此，小说还指责了婚姻关系中的丈夫。作为家庭和妻子的守护者，丈夫（男性）在面对婚恋问题时的无作为和逃避。李彦在《杏树岭》中描述了另一个婚姻悲剧：在山沟里年轻漂亮的栓子妈多年来被村里的民兵连长霸占着，而作为富裕中农的栓子爸因为在阶级斗争的杠杆下处于劣势，只能忍气吞声，任由妻子成为别人的性奴隶。小说借由栓子妈的婚恋悲剧，深化了农村女性地位无法获得实质性的承认，丧失自我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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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实观照：海外女儿们的个体觉醒 -------------------(17)

第一节 海外女儿们的浮萍式生存-------------------------------(17)

第二节 形塑独立理性的女性主体 ----------------------------(19)

第三节 探讨理想婚姻中的两性关系 ------------------------------(22)

第四章 不断发声：李彦女性书写的策略---------------------(26)

第一节 重复手法 ---------------------------------------------(26)

第二节 多重叙事声音-------------------------------------------（29）

第三节 以对照手法形塑女性-------------------------------------（30）

第四章 不断发声：李彦女性书写的策略

第一节 重复手法李彦的女性书写策略之一在于重复手法的运用。李彦小说有明显的重复手法，即在新作中重复过去小说的动机、主题、人物和事件，并作出了新的诠释。这在某种程度上归结于作者的自身经验。从文本角度上，任何文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国批评家克里斯特瓦认为文本之间存在吸收和转换的互动作用，并将此定义为“互文性”。然而，互文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一般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文学文本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所谓狭义，是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李彦的女性书写侧重于狭义的互文性，即在自己创作的旧作和新作之间进行互文，虽然有相似的情节和主题、叙事等等，这使得女性的发声在重复之中蕴涵新思考，呈现出递进的叙事高度。笔者将这种重复手法主要归纳为三点：

（一）母女形象的重复

《红浮萍》的雯和《嫁得西风》的陶培瑾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尽管《红浮萍》没有提及雯后来的生活，但《嫁得西风》却写出了赴加生活的陶培瑾，犹如是拼接了雯在老年时的生命历程：陶培瑾在高中时期的生活和初恋，实际复制（小部分改写）于《红浮萍》中雯的经历——两人都曾在校刊担任主编，因稿件质量不合格而赌气制作了一期文稿全是署名自己的刊物。除此，她们在年轻时都是爱上英语教师，并最终因为基督教的隔阂导致恋情无疾而终。

除此，《嫁得西风》在简写陶培瑾赴加前的中国经历时，也是按照雯的生活模式描述。《海底》中珊瑚的母亲形象，也与雯和陶培瑾的过去如出一辙：珊瑚在早年为政治理想奉献，忘却家庭和其他，和女儿江鸥留下了巨大的代际鸿沟。此外，珊瑚和陶培瑾又有相似的“赴加拿大探望女儿”以及“追寻年少初恋”的经历。不同的是，在《嫁得西风》中陶培瑾和女儿的冲突是略写的，更多表现出陶培瑾的婚恋悲剧；《海底》中珊瑚和女儿江鸥的冲突和和解是贯穿全文的，其追寻初恋的情节则成为其形象的辅助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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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李彦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围绕着女性群体，发散出各有特色的女性声音。纵观李彦的文学创作历程，其小说轻松出入加拿大及中国的文化视域，以局内人的视角勾连历史与现实情境中的两代中国女性的命运，具有十分独特的亲历性、在场性，同时也有作为局内人的自我反省意识。正是透过形态各异的中国女性形象，使得其作品从容穿透生活现象，体现出性别自觉、强调个体认同的女性观念。

早期李彦将历史作为小说叙述空间指向革命母亲的迷失，特别是《红浮萍》反思了革命女性在理想和婚恋上的双重悲剧，批判了“集体话语淹没个体话语，革命队伍取代传统家庭，革命伦理取代婚姻伦理”的政治规训，也喟叹女性对自我认同的销蚀。在传统写作中母亲形象往往是伟大的、完美的。然而，李彦从女儿视角重审母亲，通过母亲在家庭中的不合格表现以及在工作上的努力并未获得认同，祛除其形象的“神话化”，也利用母亲悲剧启示下一代掌握人生命运，追寻个体理想，，从而以个体实践完成了历史反思。

其后，李彦的关注视野转向浮萍式生存的海外女儿们，《嫁得西风》和《海底》则指向了女性个体的觉醒与成长。作者将“浮萍”隐喻无所归依的华人移民女性，又将“海底”隐喻自由却困苦的加拿大生活，从而描述出华人移民女性群体对生存、理想和婚恋的迷惘与失落。但觉醒的女性个体如平、江鸥和胡太太，却表明了浮萍境遇只是一时，只有在反思中提升自我。积极改变困境，才能抵达重生的彼岸。正是通过“迷失者”和“觉醒者”的对照，凸显出了觉醒者性别自觉，强调个体认同的女性观念，而迷失者只能继续沉浮海底，悲剧收场。

小说也体现出明显的女性书写策略。首先表现在重复手法，作者往往通过母女形象的重复，母女关系的固定表达以及新移民女性的成功模式，使得女性的发声在重复之中蕴含新思考，呈现出递进的叙事高度。不过笔者也认为，过于强调、重复个人自身的经验往往会使得作品单一化，带有极大的局限性。这也是作者这种写作模式的缺憾；其次表现在多重叙事声音中，李彦的女性书写一方面通过作者型叙事声音指引读者对文本人物产生符合读者期待的价值判断，丰富女性形象，也更好地突显女性的性格特征，权威性地表述女性话语，另一方面通过个人型叙事声音相互交织，呈现不同女性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态度，体现女性对自我的审视与反思，从而重塑女性的主体地位；第三表现在以对照手法形塑女性，首先通过中国女性的内在对照（母女对照和华人移民女性对照），从反差性的代际危机和移民生活中凸显作者肯定女性个体奋斗的女性意识与价值立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