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大地的诗意呈现——董立勃小说研究

一 社会苦难与精神苦难的深度整合

（一）社会苦难的平静叙述

苦难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性的内涵同样也是丰富而复杂的。因此可以说，每一种苦难的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性。而在这里，笔者所提及的社会苦难主要是从物质性和生存性这两个维度来探讨董立勃小说中所叙述的物质的匮乏、自然环境的恶劣、政治激情以及战争环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等方面，来言说董立勃小说言说苦难的独特意义。

董立勃祖籍山东荣成，但他从两岁时就随母亲、小姨她们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董立勃成长的这片土地就是他心之所系的亘古荒原，这是一片荒凉、寂寞但却每天都上演着传奇故事的亘古荒原。这片荒原有他的小姨、母亲、父母兄弟、他的亲人以及他所深深眷恋的一切，他乐于将这里上演的一幕幕人生悲喜剧诉诸笔端，告诉读者，这里曾上演的一幕幕故事以及故事背后所蕴含的一个道理：“没有坏人，好人却不断受到伤害，全是好人，悲剧却不断发生”董立勃将他特定的成长环境和他所听到的、看到的故事都融入了他的创作中。董立勃是军垦战士的后代，因而他自然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些故事背后所隐含的浓浓的化不开的悲哀与侵入骨髓的悲凉，让他难以忘记的不仅仅是苦难本身，更是“下野地”的这些故事。因此，董立勃特定的创作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作品表达社会苦难的底色与基调。

董立勃平静的叙述着物质的匮乏、自然环境的恶劣、政治激情以及战争环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等等社会性苦难，他的写作态度是超然而淡泊的，在他和他所表述的对象之间，有一道天然的距离。他不动声色地叙述着人物在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的行为与动作，似乎不带情感的温度与理想的激情，这让他有时显得格外冷峻，乃至冷酷。这并不是说，作者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就真的是那么淡然，丝毫没有情感的温度，而是他在顿悟了现实苍凉之后所形成的风格，在看似平静叙述的风格背后是董立勃对特定社会苦难与人的存在的一种冷静、深刻思考，不是情感的无节制“喧嚣”，这种超然而淡泊的写作态度、融自己的情感态度于无声无息，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董立勃驾驭小说的艺术创造能力。

董立勃讲述的是“下野地”的故事，“下野地”这一荒凉、贫乏的土地就构成了董立勃叙述的底色，因此物质的极度匮乏与生存环境的恶劣造成的社会苦难在董立勃小说中随处可见，但是面对这些社会苦难，董立勃以一种平和的叙述，看似滴水不漏的讲故事，实则有意无意地掩埋下一些苦难的因子，向读者不动声色地暗示主人公的命运，然后在一次次的突转与发现之后，终于峰回路转、真相大白，情感的蓄势与情节的铺垫也成为水到渠成的流畅结局。在“下野地”这片土地上，在这片还残留着原始野性和真诚生命的地方，人要对抗和改变社会的苦难，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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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苦难的冷静思考

董立勃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且思想深刻的作家，他的小说摒弃了王蒙、梁晓声等知青作家试图借屯垦戍边故事来重塑知青英雄史的历史夙愿和故事模式，没有了为祖国边疆建设奉献自我的豪迈与悲凉。他的小说也不是简单地描写“下野地”男欢女爱的故事，而是深层地关注作为生命个体的战士，尤其是那些年轻女兵们严酷的生存状态以及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政治需要带给这些女兵们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苦难。董立勃自己曾说：“我不是个乐观主义者，甚至怀疑世界是不是真的有幸福存在。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在蒙受苦难，这个苦难不是指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我想，一个人真正的苦难，是人的本性不能得到充分体现，作为人的基本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一切试图扭曲人性的行为，必须受到制止，一切践踏人权的举动，都应该被谴责批判。”

“文革”记忆的影响，使得阶级这一历史话语置换了所有可能的话语言说方式。政治以及历史视域中对苦难的书写，无疑也要打上这一特殊时代的烙印。然而董立勃却试图躲避宏大叙事的模式，深入人性的内部，从“人的兵团”的独特视角去书写生活在最底层的军垦战士在那个特定的激情燃烧的年代，人性的被扭曲、个体意志的被压抑以及婚姻自由的被剥夺等等精神性折磨与苦难。“苦难说到底是人的苦难，外部现实和社会的苦难最终总是体现为人的苦难，通过人的苦难显现出来的。所以，任何文学在叙述苦难主题时，，都必须深度切入人性的内部，才有可能写出具有广泛社会包容性和美学震撼力的艺术作品来。”

董立勃在他的小说中能够对人的权利、自由、爱情做深层的探讨（冷静思考），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一丝不苟。面对荒山戈壁、群狼野兽、人生冷酷、世态炎凉，他并没有大惊小怪，而是平和淡然地叙述这一切。董立勃小说的冷静叙述是其自觉的一种美学追求，他曾坦言他的创作受到马尔克斯、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人客观冷静、没有激情叙述的影响。“马尔克斯、福克纳、法国新小说派、玛格丽特·杜拉斯、海明威对我的影响更大。海明威语言的简洁，玛格丽特有很多偶然的东西在里面，不动声色、非常客观冷静、没有激情的叙述。”董立勃受到的创作上的影响和他特定的人生阅历，深刻影响了他讲述故事的基本态度，“他像一个历经沧桑、泪腺已干的男子汉，对荒凉和酷烈能做到毫不动容，在一种几乎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的语调中，叙述出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悲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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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女性苦难的执着言说

（一）苦难中的蒙昧与觉醒

女性，是生命力的存在与象征，承担着繁衍种族的重要使命。“作为群体，她们重要的必不可少；但作为个体，她们却低到尘埃里。这是董立勃屯垦小说中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反映。”这种真实的生存状态也反映了在苦难的生活中，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缺乏对自我性别的认识与确认。

所谓女性主体意识，即“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具体地说、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的意识。”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和传统的男权意识使得“下野地”的女人变得渺小，渺小到任何个体都可能在性别暴力下随意被践踏、被侮辱、被损害。

董立勃笔下的女性，普遍具有善良、美丽、忠诚、勇敢的可贵品格，但她们终究还是无法摆脱特定时代背景下自身的苦难境遇和精神悲剧。在董立勃的笔下，她们起初面对苦难都是蒙昧的。在集体主义规范化的秩序中，她们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基本都是以服从组织安排为前提。董立勃小说的故事大都以一个女人的精神世界由蒙昧混沌到自觉觉醒为基本线索。刚开始的时候，女人大多都是认定“一切皆有定数”，听凭命运的主宰。但到后来，女性都有一个慢慢觉醒的过程，她们自我意识觉醒后，生命轨迹便有了一个新的走向。

木子（《箫与刀》）曾是妓女，也是新社会需要改造和教育的重点对象，婚姻于她而言，就是绝对地服从组织安排，“原以为娶老婆是个人的事，没想到一下子变成了任务，变成了有政治意义的任务。”老班长是开荒队的老资格、老革命，因此老班长最有资格先娶老婆，木子也服从了让她嫁给老班长的安排，“我是开荒队的人，我听组织的”在改造与教育之下的木子，自我主体意识是蒙昧的，只是一味地选择服从。果子（《萧与刀》）经由组织介绍嫁给了牟首长，过上了和木子不太一样的生活。她们骨子里都没有自我的主体意识，她们还是相信婚姻要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她们独自来到“下野地”时，视组织如同自己的父母，把自己对于婚姻抉择的信念也托付给组织，顺从了“组织”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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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苦难中的屈从与苟合

在董立勃的笔下，表现了两类女性的命运，一类是如白豆这样一些在苦难中从蒙昧走向觉醒，追求自我存在的善良、勇敢、敢于正视人生、反抗集体主义强权，追求自我意志和生命张力；另一类是着力表现在苦难生活中向权力、“组织”、集体主义、革命话语等屈从与苟合的一系列女性命运，从而对两类女性的社会境遇和个人命运进行了深切的观照。

董立勃对年轻女性命运的书写和观照，融入了他对爱与恨、权力与欲望、压迫与反抗、忠贞与背叛、生命与自然关系深刻的思考。董立勃的小说除塑造了一些在苦难中从蒙昧走向觉醒，追求自我存在的女性之外，也塑造了一些追求与权力苟合、与权力共谋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在苦难的生活中向“组织”妥协、向集体屈从、与权力苟合、与权力共谋，从而造成了害人害己的悲惨命运。

在董立勃的小说中，“吴大姐”已经成为一种权力话语下基层女干部的代表，在《冻土》、《白豆》等小说中都以同样的身份出现。《冻土》中的吴大姐是“下野地”基层的女干部，旧社会的封建思想长期以来对她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有着深深的侵害，对权力的向往已经深深浸入到她的意识深处，无时无刻都在支配着她的言行。她在精神上缺失自我、无法独立，把自己生的希望寄托于对权力的依附，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绝对信奉“组织”。“在男性即父子君臣的文化符号结构中，性别，特别是女性性别，早已失去性别内涵。”吴大姐主动承担着男权社会的附庸或同谋者的角色，向女性意识淡漠、缺乏独立自我主体意识的弱势群体进行各种有预谋的鼓动和驱使，以完成“权力话语”的某种要求或需求。吴大姐不仅是对苦难生活的屈从与苟合，以赢得较好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空间，更是缺乏女性自我意识，缺乏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与性别认同，只是极力寻找在现有的权利话语背景下的某种认同，寻找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但是缺失自我主体意识的追寻更多的是以扭曲、病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吴大姐（《白豆》）因对权力的屈从与苟合，嫁给了刘副营长，因而从起先的“下野地”卫生队卫生员被调到营部做了妇女干事，从此成为了医生和“思想教导员”的角色，给人治疗身体疾病的同时还给别人治疗心理“疾病”。以红娘的身份，帮老兵们介绍婚姻以此来赚取物质上的实惠和精神上的满足感和存在感。当善良蒙昧的白豆无法决定如何选择两位追求者时，吴大姐这一代表“组织”的角色以荒诞的抓阉方式来决定白豆的婚姻命运；当权力的代表马营长看中了白豆连说几声好之后，吴大姐从几个“好”准确地领会到“下野地”权力代表的意图，由此而开始积极为马营长做工作，“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此时又成了吴大姐说服白豆的“组织”原则。吴大姐前后以抓阄和“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组织”原则为白豆的婚姻奔忙，表现出了吴大姐自身对于男权语境下女性命运被主宰的由衷认同和对所谓的社会权威者的自主靠拢，也暗示了在“组织”与权力话语“关照”下的年轻女性所面临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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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苦难寓言的诗意叙述..................31

（一）娓娓道来的丰富意蕴....................31

（二）戏剧性的阅读期待........................36

三 苦难寓言的诗意叙述

（一）娓娓道来的丰富意蕴

“一种特别的小说语言,总意味着一种特别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希冀获得社会意义的视角。正因为是思想的载体，话语在小说中才能成为描绘的对象。”董立勃的小说语言简洁、平实、有力。有论者认为他的小说“语言俗白，文笔清新，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基本形成了他别具特色的叙事风格。”细读董立勃的小说，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蕴含深厚的内容，在一个个苦难寓言的叙写背后，有着对悲剧、人性、文化、权力、理性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在他笔下的“下野地”世界，有一种深刻的丰富性，给浮躁的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文学风景和丰富的想象性。“文学按其本性来说应该提供一种丰富性，当作家面对某一种存在时，只有当他有能力在它本来意义上的丰富性中将它想象出来时，他才算得上真正理解这一存在。”董立勃笔下的“下野地”是一种丰富的文学存在。

作家自身的成长环境与生活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叙述风格，新疆建设兵团里他的母亲和小姨对他的影响就非常深刻，“每次见我，都给我说她们开荒的事，让我写出来。荒原上的女人，是我注入情感最多的人。”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母亲和小姨给他所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故事本身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他小说的语言基调。他自己也曾说，写小说“语言一定要朴实干净，像泥土和青草一样，散发着大自然生命的气息。”因此，他的小说叙述语调平淡舒缓，别具一番韵味，也很少用一些华丽的辞藻，而是多用日常用语，这跟他的创作追求和写作目的是紧密相关的。他说：“写小说时，就想着我的小说，一定要让别人看懂。要让认字不多的人，也能看懂。这方面，我做了些努力。我的小说里也见不到一句成语，也很难见到词组，一句话，尽量不用书面语去说，而是用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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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重复叙述的困境

“下野地”作为西部边地的一个独特的空间存在，在董立勃的笔下走入读者的阅读视野，成为了作家叙述的基本空间和底色。董立勃对独具地域色彩的“下野地”的倾情书写，彰显了西部边地自然世界的凄美与人性世界的野性美和悲壮美。

“下野地”这一独特的地理空间，与生俱来地跟苦难有了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特定的时代语境下，生活在“下野地”的人们，尤其是女性，在物质贫乏、生存环境恶劣以及战争文化心理充盈内心的社会性苦难笼罩下，权力与欲望、忠贞与背叛、真善美与假丑恶角逐的精神性苦难也压抑和摧残着“下野地”的男男女女，尤其是在社会性苦难与精神性苦难的双重摧残下女性的命运有了更为复杂的表现形态，她们有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人生轨迹。一类女性是自我主体意识由蒙昧走向觉醒，敢于追求自我，追求自我存在的善良、勇敢、敢于正视人生、反抗集体主义强权，追求自我意志和生命张力，进而寻得自我存在的意义；另一类女性则是在苦难生活中向权力、“组织”、集体主义、革命话语等屈从与苟合。董立勃对年轻女性命运的书写和观照，融入了他对爱与恨、权力与欲望、压迫与反抗、忠贞与背叛、生命与自然关系深刻的思考。

董立勃娓娓道来地叙述着发生在“下野地”这一特定地理空间与政治空间的传奇故事，平静地叙述中有着丰富的诗意和深刻的内涵。对苦难的深度思考，对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深切观照使得他小说故事的背后散发着深刻的生存命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不断选择叙事与被叙事所选择的时代。综观董立勃的小说，在他可喜的成就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小说从叙事形式到叙事伦理都表现出了模式的单一和重复，他对小说结构的经营及叙事能力上都已有所不足。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自我重复。

重复叙述是文学书写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代文学写作的重复，更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因此，董立勃的写作困境也是当代文学写作的困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