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连科小说中个体存在的荒诞性

第一章阎连科小说中个体荒诞存在的根源

1.1历史视域:历史话语中的“荒诞”

1.1.1西方对“荒诞”的界定及审美价值的探讨

“荒诞”在西方文学的表述中,自古有之。其英文词汇是“Absurd”,是指音乐的不和谐、不协调。20世纪以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科技理性对人的冲击和异化,“荒诞”一词,逐渐从语言学层面演变为宗教和哲学层面的高频词汇和术语。可以说,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文化背景上成长并发展起来的。

首先,社会历史情境孕育了人的荒诞感。二十世纪前半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整个世界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受到致命性的破坏。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人的生命脆弱的如一根草芥被任意践踏残害;人失去所倚赖的亲人和家园,毫无归宿感;因战火而死去的人,不知葬身何处;烧幸活着的人,则坐卧难宁,终日恐慌;战争的阴霾使得原本诗意的精神状态不复存在。乐观、理性、以人为本的思想价值观被悲观失望、非理性的价值观所取代。与之相伴随的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科技的猛速发展,人们对客观现实、对自身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伴随着物质的极大繁荣,人的精神世界危机四伏。人为了追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认同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牺牲。许多人一味地追求外在的物质满足,而对自我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视若无睹;人类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个人的忧郁、焦虑、孤独感不断增加。加上西方宗教传统清规戒律对人行为和精神上的束缚,人的自由度在所处的环境中不断的降低,被工具理性异化的程度也在不断的加深,整个西方社会呈现出一幅可怕的生存图景。

其次,哲学文化背景让“荒诞”一词迅速成长并被普遍接受。叔本华通过其哲学阐释了整个世界非理性的本质,非理性的世界与具有理性思维的人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人在现实面前注定痛苦不堪。尼釆手举“上帝死了”的旗帆,高喊“一切价值重估”更为可怕。“上帝死了”面临的是信仰危机的到来以及人无所畏惧又无所依傍的事实存在。因为连上帝都死了,不存在了,生存在世间的人还会惧怕其它的什么呢？可是连唯一的上帝都死了,人又将在何处安放自己的灵魂无处安放的灵魂最终导致人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出现。尼釆主张艺术摒弃理性、为艺术营造“梦与醉”的世界,这一理论为现代文学在非理性、反传统这一倾向上提供了强大的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改变了“人是以理性为主的动物”的传统观念。他把人类人格的内部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进而把非理性的本我作为本体和出发点,把人甚至整个世界都看做是非理性的,“人影响社会,社会又影响人,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非理性的人和非理性的社会形成一种永恒的对抗关系,人与世界的非理性几乎不可避免。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正好迎合了对西方感到极度失望的敏感艺术家,于是便创作出大量的有关“梦”与“幻”、“极端”和“非理性”等特质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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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人视域:作家书写的个人语境

随着西方文艺思想的涌入,阎连科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表达必然会受到西方荒诞书写的影响,关于这方面,文章后面将有所涉及。然而,阎连科小说中对个体荒诞性存在的表达,除过历史的原因,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则是阎连科本人的切身体验和深刻感受。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契合本人的生存环境和内心感受的。他在童年时期的“经历的现实”以及与经历的现实相左的“不断的逃离”,甚至在定居城市后,面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失望”以及内心对“传统乡村文明的回归”等,使得阎连科本人经常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这种矛盾的自身处境,走入到文学创作中,人物命运的荒诞性便不可避免。

1.2.1少年“经历的现实”与“不断地逃离”

“经历的现实”一方面指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的残忍。作者1958年8月24日出生于河南嵩县。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刚好就是经历了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食不果腹的恐惧无时无刻不笼罩在作者心头。那时农村生存环境极其艰苦,生存与饥饿始终是困扰农民的最大问题。据统计,在灾害的三年期间,河南省作为重灾区,庄稼枯死、农作物绝收,大批灾民背井离乡,百姓“食草根、食牛皮,食泥”,“人口生产率锐减,死亡率显著抬升”。这种生存环境对阎连科影响很大,其作品《年与日》中所反映出的残忍与荒诞也只不过是现实的简单描摹,这种童年印记使得他以后的创作主题始终笼罩着绝望的气息,众多作品基调都定格在人与环境的对抗,环境对人的迫害上。环境不仅不能够提供给人发展的良好条件,反而限制了人的能力。生存的艰辛和现实的荒诞也成为阎连科一直以来的母题之一。

另一方面,除过生存条件本身的残酷之外,家庭的贫寒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阎连科内心的绝望感和荒诞感。父亲早亡,使得整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而姐姐无法治愈的顽疾,对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些都给幼年的作者心理蒙上了一层无法抹去的灰暗,无疑也影响了阎连科对疾病、疼痛、贫瘠的书写。生存环境的恶劣,让生活己是困难重重,而一个残疾的皮囊反抗强大的现实,更是让人举步维艰。绝望感的不可避免,反抗的悲剧性的不可避免,在这两重不可避免中,生存的荒诞便显得格外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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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阎连科小说中个体荒诞存在的表现

2.1苟活的理想乡——监狱与自由

鲁迅在《华盖集北京通信》中为青年设计的目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起灭他鲁迅又说他所谓的生存并不是苟活。中国人幻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对此鲁迅讽剌到这样的地方只存在于北京的第一监狱。“不怕邻家火宅;每日两餐,不虑冻援……强盗是绝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座不垂堂’了”。鲁迅在国人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为国人找到了此“理想乡”,然正如鲁迅所言,他所谓的生存并不是苟活,对类似“监狱”这样的苟活法,他终归是持反对态度的。

鲁迅在“五四”时候,也曾为人的自由发展摇旗明喊,他曾以“监狱”作喻,认为人坐在监狱里既没有机会在外面为非作歹,也不怕遇到强盗,“实在最安稳”但他又指出坐监的唯一缺陷:没有自由。鲁迅的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只要北京第一监狱里有自由可言,那么,它就真是国人的理想乡了。而实际上这样的设想不可能实现。鲁迅本人对“坐监”也是持讽刺态度的。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而言,鲁迅先生是非常向往自由的,为此,殷夫翻译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才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共鸣。近代以来,长期的国内外战乱,使得中国人甚至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外在的环境时刻会夺去生命、家人、幸福等属于人自身的可贵的东西。可以说,对人的自由的向往自古以来就不乏有志之士的摇旗响喊。

2.1.1监狱中求生存

阎连科小说一直包括两种生存场景:一种是主人公自诞生起便生存于其间的环境,此环境处处透露着现实的残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作者试图为主人公逃离这种荒诞的处境找寻出路,于是,他再次为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找到了鲁迅笔下的理想乡一一监狱,这是一种别样的生存场景,不仅可以躲避外在的生存压力,甚至还可以改变不堪的悲惨命运。在监狱里,生活的压力不再逼迫人妥协,甚至在路六命的心里充满了至善至美的人性理想光辉;李大平的生活从此不再賴然失色;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于是便出现了,想进监狱而不得的刘宝根,坐进监狱而没过足瘾的路六命,以及命运的“眷恋者”,一一成功坐进监狱且衣锦还乡的李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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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纸醉金迷”之梦境——荒诞现实之异化

阎连科的叙事文本多采用隐喻类型,通过亡灵的叙述、诗经古城、梦幻等构成与现实世界相似的另一个世界,编织成一个整体的阎连科的艺术世界,一切转喻性的叙事单元,无不纳入隐喻性极强的叙事框架之中。于是,现实世界中一切合乎理性的元素在秩序调整之后显得如此异于理性,荒诞诡怪,犹如一场大梦。在上一章己经提到阎连科的文本包括两个世界,一个是开放的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的“苟活的栖居地”,这里与现实世界相对的是“梦境世界”。下面主要是通过描写梦境与现实的关系,进而深入到文本中,探讨梦境、现实、金钱三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主人公在三者之间所呈现出的人性的沦丧、人的异化等问题。

2.2.1"丁庄梦”之罪恶

2006年一月出版的《丁庄梦》,以艾滋病为背景,描写了愚昧无知的农民通过卖血发财,并最终因此荒唐行径导致死亡的悲剧结局。面对现实,阎连科通过小说对其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他选择了比较特别的意象一一梦境,进而通过文本中黑体字和普通字体的结合,向读者展示出事实的荒诞性。据陈富志统计,在这部文学作品中,有关梦、梦境等的描述共有十三处。这十三处梦境几乎占据整个文本的三分之二内容。

这滑稽、罪恶、荒诞的梦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回顾,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和预兆。通过丁水阳的梦境,回顾了丁庄村卖血的来龙去脉、表现了农民的贫穷、愚昧、麻木、不劳而获和急功近利的卑劣思想,以致轻易被“卖血致富”所利诱,最终上演了一幕幕荒诞的人间悲剧。同时,在梦境中也预兆了儿子丁辉的罪恶行径一一苟扣村人粮食、倒卖棺材、配冥婚骨亲,大发死人钱财。作为丁辉的父亲,当村民将仇恨的矛头对向儿子时,他希望丁辉向全村人攝头认错,以便得到宽恕和谅解,甚至在儿子拒绝认错后,他主动承担起一个赎罪的父亲责任,给村人德头;在梦中告知丁辉,贾根柱“一心想让他死”的事实,并劝告儿子从此再也不要踏足丁庄。梦中他住在城里儿子丁辉的家,儿媳很孝顺,他安逸的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在梦境中现实尽管不堪入目,但他可以选择不相信,并随心所欲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远离现实苦难、肮脏的美妙世界。作为一个父亲,他希望梦中有关丁辉的所有罪恶行径都仅仅是虚空一场,不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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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阎连科小说中个体荒诞存在的价值思考..............32

3.1荒寒的存在............32

3.1.1人对生存条件的宿命性反抗..............32

3.1.2权力怪圈对人性的异化.............33

3.3人文批判与关怀...........36

第三章阎连科小说中个体荒诞存在的价值思考

3.1荒寒的存在

阎连科作品中主要描写的是人的一种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也是最基本的人的生存需求不得满足而造成的。洪治纲在其一篇论文中提到阎连科的叙事理想即:“以乡村平民的生活作为叙事背景,全力演绎创作主体对权力体系的解构性反思,对外在生存条件的宿命性反抗”。洪治刚对阎连科的文学写作叙事理想的论断可谓一语中的,众多评论家对阎连科作品思想的解读也很难突破这两个方面,作品中主人公对人生存条件的反抗,以及权力对人正常生活的颠覆始终是阎连科作品避不开的主题。

3.1.1人对生存条件的宿命性反抗

阎连科的作品多以河南祀楼山脉为据点,描写农村的贫瘠和荒寒,以及在这种赤贫和荒寒的环境下人的生存问题和精神困境。

《黑猪毛,白猪毛》、《天宫图》、《往哪里走》中的主人公面临的是基本的生理需求和生活需求的不得满足。《黑猪毛,白猪毛》中二十九岁的刘根宝、《天宫图》中二十八岁的路六命,还是《往哪里走》中三十二岁的李大平,他们都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都想过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生活,然后长命百岁。除此之外,对于生活没有任何期许。可单单是如此简单的要求也无法得到满足。被生活逼迫的无奈最终都选择了“坐监”,外面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提供给一个人生存所需求的条件和机会,而“监狱”却有这样的条件;主人公最终选择“坐监”来改变自己当下的生存困境,对“监狱”这种苟活法的认可,表现了主人公在反抗命运上卑躬屈膝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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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阎连科早期写作,目的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是逃离土地。在实现逃离土地的梦想后,他的写作便有了另外一个缘由,他曾这样说道:“朝现实的胸口端上一脚的勇气还在,却是没有了力气。愿意在仁慈面前双膝下跪,就像跪在祖先的坟前一样,却又分辨不清仁慈的真伪。于是,就在自己的写作中默默地滴着灵魂的血汁,让那些粗縫或细腻、节简或多余的文字,成为魂灵出血的声响,成为写作的缘由和根本。”阎连科确实是用灵魂的血汁来写作,用生命来写作。他关注人的本身,特别是环境极端恶劣下的人的生存状态,他愿意为生存困境中的人祈求仁慈和宽恕,却分不清现实生活中仁慈的真伪,便只能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焦虑与情感。

这种写作方式,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直面荒诞现实的写作。为了生存,他笔下的人物在“监狱与自由”、“梦境与现实”“肉体与灵魂”之间游荡。为了生存,他们“坐监”、“割皮”、“卖淫”。为了生存,他们乞求怜悯而无所不用其极。阎连科在文本中描写了主人公的荒诞性生存处境,并非仅仅是让人意识到这种荒诞而唉声叹息,恰恰是为了反抗荒诞;并不是为了显示人的软弱、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恰恰是让人坚强,勇敢的反抗荒诞的现实。他将作品中的主人公陷入不可逃避的漩润之中,他只是试图以一种更加振聋发聘的表达方式使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觉察到这个世界现在所处的状况、现实的可笑、荒诞,以及人在这种境况中的分裂和无所不在的荒诞存在。作者希望通过这种“神实主义”的、超现实的方式使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所警惕和觉察。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芸芸众生中人如麟奴般的生存样态;透过它,我们可以直抵灵魂最深处的悲凉境地;透过它,一切的妖魔鬼怪都将原形毕露。

《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最有名的问句:“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我想到阎连科,他就像是鲁迅笔下的战士,毫不乞灵于任何外在的护身符,用毫无杀伤力的武器一一小说,来反抗这个罪恶、荒诞不经的现实社会。尽管他所有的努力很有可能又是一个“无物之阵”,现实的罪恶、残忍、荒诞性,并不会就此消失或减少,但这样坚持不懈写小说,本身不正是一种不断地反抗荒诞的姿态吗。尽管加缀认为,荒诞作为联系人和现实的本质,是无法消灭,但是,我们认识到荒诞的存在,直面荒诞、进而抵抗荒诞,拒绝荒诞,从而使自己避免堕入荒诞的处境之中,不是更有价值,有意义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