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协同发展研究

发布时间：2016-04-20 07:13

导 论

社会舆论或公众舆论，①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感受到的一种复杂社会现象，是“除经济现象外最活跃的社会因素”，它常常表现为某种心理压力和行为规范，渗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可以说，社会舆论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公共生活）如影随形，历史悠久而复杂多变，思想家们对社会舆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模糊到清晰的逐渐学理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舆论成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对象，自然也成为伦理学理论中的一个研究范畴。不过，在正统的伦理学理论中，社会舆论往往是作为一个工具性、解释性的概念，从而也是一个非核心概念（相对于善、正当、义务、良心等核心概念而言）而出现的。这种理论定位集中体现在伦理学教科书中，主流的伦理学教材几乎都只是在解释或定义道德概念、解释道德的社会运行机制时才会用到“社会舆论”（或“公众舆论”）一词。②主要缘由可能在于：道德理论家们在探讨道德现象时，往往更倾向于将道德理解为某种主体性的“实践-精神”活动，或者说更强调道德的自律性与内在性方面；而将社会舆论视为外在于道德主体的社会他律性因素，基本上未对其做专门的探讨。

然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社会舆论作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除了蕴涵着丰富的道德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等功能之外，还在政治、法律、社会控制、新闻传播等领域也展示着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社会舆论释放出来的道德威力可以说无所不在，社会舆论作为一个特殊的道德“场”，③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正视。无疑，社会舆论本身就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与道德规范价值，这些内涵与价值正是社会舆论能够在道德生活中发挥其功能的逻辑基础——这个基本的道理我们甚至可以从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福泽谕吉的相关论著中找到一些类似的论述予以证明①。然而对社会舆论内在道德特质与功能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伦理学界的足够重视，从而造成伦理学对社会舆论现象的研究依然停留于表层化与工具化的水平。在笔者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偏颇，而纠正这种偏颇的有效途径就是深化对社会舆论之道德维度的研究，具体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地揭示社会舆论的道德内涵、道德特质以及社会舆论发挥道德功能的机制。同时，其他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社会心理学等）对社会舆论现象的研究，也基本上是从本学科旨趣出发，着重研究社会舆论的生成与运行机制，除了抽取该学科相关的要素之外，更少系统研究舆论的内在道德特性与功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加强伦理学对社会舆论研究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启示我们，道德理论研究必须回归生活实践。以实践视角观之，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在当今时代共同发挥着引领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价值功能，因而必须着力探究当前我国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的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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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状况
在西方的语言传统中，社会舆论、公共舆论、公众意见、舆论等词汇在法语（Opinion Publique）、德语（ ffentliche Meinung）和英语（Public Opinion）中基本上都指涉同一个社会现象，即公众对某一（些）社会事件所表达的共同意见和态度，而这些意见和态度一般会涉及善恶、荣辱等价值评判，因而能对当事人乃至公众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对社会舆论现象的观察与探究在西方的思想长河中一直未曾断流。一般认为，西方人的舆论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制，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舆论思想一般认为始于 18 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建制而逐渐形成。在有关社会舆论（大众舆论）的学术研究方面，逐步经历了从政治学向社会学，再从社会学向心理学、行为科学研究的转变过程，从理论思辨向经验实证的可操作实用化的方面转变。①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关于舆论的零散论述，在文艺复兴以来的众多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家的著作中，更是散布着大量的相关论述，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杰里米·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大卫·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约翰·洛克的《论自由》等著作中均有论述；但是专门的舆论研究则是 19 世纪下半叶以降的事情，主要原因在于，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舆论作为政治合法性的表达机制以及作为政治道德的衡量机制引起了政治家和舆论学者的高度重视，各种专门的研究成果才纷纷推出。据德国学者诺依曼考证，在法语学界，蒙田于 1588 年发表的《尝试集》里，以复数和单数形式两次出现公共舆论这个概念；②启蒙时期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在其著名的《社会契约论》（1762）中曾就“公意”（Opinion Publique）问题进行了阐发，③尽管在卢梭那里，公意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和社会性建构语言，但仍被一些学者视为近代舆论思想的先声；1899 年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发表的《社会舆论与公众》一书，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西方社会科学史上第一部关于舆论研究的专门著作。但另据有关学者考证，在德语学界关于大众舆论问题的研究著作似乎更早于法语圈出版，其中对社会舆论最详细的分析要数哥斯道夫（Carl Von Gersdorf）的《关注舆论的概念和天性》（1846）和赫尔珍道夫（Franz Von Holzendorff）的《大众舆论的天性和价值》（1879）两本著作。依此可见，世界上舆论学的专著应当首先出现在德国。①

20 世纪是西方学界研究社会舆论的学术繁荣期，舆论学逐渐生成并迅速成为一门显学。在英语学界，美国新闻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1922）一书的出版，掀起了舆论研究的热潮：李普曼在书中对公众舆论所作的抽象而又不乏真知灼见的界定，招致众多学者的跟进与批判，形成了社会科学界对社会舆论问题的一次理论聚焦，客观上使舆论问题成为当时的理论热点。后来，随着美国实证主义的兴起，公共舆论研究逐步从传统的政治学、哲学、社会学领域拓展至社会心理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行为科学等新兴学科，尤其是民意测验作为预测政治选举的有力工具而受到舆论研究者的追捧，围绕民意测验而展开的舆论研究曾经在 20 世纪中叶以降盛极一时，社会舆论研究的技术化、科学化、可操作化倾向成为当时的一种主流倾向。美国政治心理学家约翰·R·扎勒的《公共舆论》（1992）一书，堪称舆论研究数量化、技术化的典范，扎勒不但对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美国政治选举的舆论发展情况进行了量化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舆论技术分析模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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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舆论的理论与历史

社会舆论，又称为公众意见、公共舆论，均可简称为舆论（粗体字为笔者标注，下同），①是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遍而复杂的社会现象。据学者们考证，人类的舆论活动在原始社会就存在了，原始社会的舆论活动是部落生产生活秩序的主要保障力量。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社会舆论在人类生活中展示出多重的面相，给人留下难以捉摸的魅惑。在思想史上，总是有一些思想先驱试图对社会舆论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探个究竟，甚至试图操控其为自己服务。尤其是近 4 个世纪来，中西方的思想家都越发重视对社会舆论现象进行理性化、系统化的探究，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舆论为政治统治、社会调控、道德教化、意识形态传播等事业服务，客观上形成并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观点，逐渐地，研究者们围绕社会舆论的研究构建了不同的学科观点和生活话语。

第一节 社会舆论的理论透视
每个具有正常理性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社会舆论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复杂，它几乎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我们虽然捉摸不到它，却能时刻感知它的存在，稍不留神我们可能还会感受到它那乌云笼罩般的无边压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公共关系学家爱德华·L·伯内斯指出，“舆论”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一种难以定义又反复多变的个人判断的聚合。②正是基于社会舆论的这种复杂性（难以定义），它自然成为不同领域研究者们的共同研究对象。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对社会进行理论探究，研究者们对这些理论成果进行自觉分类就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科分野。
一、多学科视野中的社会舆论

从词源学上考察，汉语中的“舆论”一词，表意部分主要在于“舆”字。根据《辞海》词条，“舆”有六种基本涵义：（1）本谓车箱，因即指车。《老子》：“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又转义为轿子。如：肩舆。（2）乘坐。《汉书·严助传》：“舆轿而隃岭。”（3）扛；抬。《礼记·曾子问》：“遂舆机而往。”（4）众。如：舆论；舆情。《汉书·陆贾传》：“人众车舆，万物殷富。”（5）地。见“舆地”、“舆图”。（6）中国古代对一种奴隶或差役的称谓。《左传·昭公七年》：“皂臣舆，舆臣隶。”孔颖达疏引服虔曰：“舆，众也，佐皂举众事也。”②显然，这里的第 4 种解释将“舆”主要理解为众多的意思，似乎仅有数量上的意义，但是如果将全部 6 种解释综合起来理解的话，我们可以对“舆论”一词作如下理解：舆论就是“舆人”之论，指社会地位低下的民众（引车卖浆之流）的意见或态度。故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舆论”的核心本义是指智识程度低、社会地位低的芸芸众生的意见。③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舆论”一词的界定无疑带有一定的政治歧视和社会贬抑的嫌疑，也透露出传统文化对社会底层的轻视。而在西方语言对应的词汇中，无论是法语的 OpinionPublique，德语的  ffentliche Meinung，还是英语的 Public Opinion，则主要突出Public（ ffentliche、Publique）的政治性、公共性、公开性、正当性、流动性等意涵。因此，西方的“舆论”概念更多地蕴涵着公民主体性、政治正义性、社会公开性和道德正当性等意涵，可以说它是一个有关政治地位、社会价值和道德偏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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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舆论的历史演变

社会舆论是一种伴随人类文明开化的古老社会现象，在悠久的人类历史中一直发挥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即使在远古的原始社会生活中，舆论就已经发挥着提供基本秩序的功能。马克思在谈到人类远古时代“小的地区”和“小的天然集团”的秩序问题时时指出：“它所依赖的惩罚性制裁部分是舆论，部分是迷信。”①恩格斯更是明白地强调，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②不过，通过中西方有关舆论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社会舆论尽管发挥着大体相同的社会功能，但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有着不同的演变与发展，不同的文化对舆论的认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试图对社会舆论在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发展做一个粗线条式的勾勒。
一、社会舆论的中国历史镜像

社会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在中华的远古时期就得到了政治家、思想家们的认识与利用。统治者很早就学会了对舆论的利用，并且将舆论视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据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革召。”（《吕氏春秋·不苟论》）这些都可视为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民间社会舆论的重要例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夏朝的统治者还设置了专门的官吏职务——“遒人”，专门负责搜集庶民对政务的意见和呼声。③古代的采诗、采风制度都是统治阶级自觉利用民间舆论巩固统治的例证。有学者经考证指出，在春秋及之前的文献中，虽然没有出现“舆论”一词，但是舆论现象已在文献中已有所体现，比如《诗经》中就有相关的描绘，那时的舆论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老百姓对皇权、贵族的议论甚至是批评意见，较少歌功颂德的谀辞。④在当时，民间的舆论主要以民谣、民谚的形式存在，老百姓用朗朗上口的歌谣、谚语来表达对政治统治、人情世道、天灾人祸等的看法，《诗经》中的很多诗篇就是取自当时的一些流行谣谚。由此观之，当时的舆论还基本上属于原汁原味的民间意见甚至是比较自由的批评意见，受政治操控的痕迹还不明显。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谣谚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尤其在社会动荡或政治高压时期，谣谚就产生得多，因为这种口耳相传的舆论方式能比较自由地表达民意，客观上也能保护谣谚的制造与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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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公德的理论与历史....................................60
第一节 社会公德的内涵与特征............................ 60
一、社会公德的内涵................................... 61
二、社会公德的特征................................... 67
第四章 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的内在融通 ............................79
第一节 公共性：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的融通基础............ 79
一、“公共”与公共性................................. 79
二、公共精神......................................... 87
第五章 我国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面临的双重困境 ...................102
第一节 当前我国社会舆论的现状与特征................... 102
一、当前我国社会舆论的现状.......................... 103

二、当前我国社会舆论的主要特征...................... 110

第七章 当前我国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当前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的发展态势，为二者的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是如何实现这目标，任重而道远。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从独立的层面来看，，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的发展需“各尽其分”，从综合的层面来看，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的发展需要“相得益彰”。

第一节 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协同发展之要义

在进行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协同发展路径探讨之前，首先有必要了解二者协同发展的具体内涵以及二者协同发展的价值目标，只有这样，谈论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才能有的放矢。
一、何谓协同发展
协同一词，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早已有之，如《汉书·律历志上》中有记载云：“咸得其实，靡不协同。”《后汉书·桓帝纪》又有“内外协同，漏刻之闲，桀逆枭夷”之说。在古汉语中，协同主要指协作、协调、同步、同力之义，与“和同”一词相通。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范畴，协同是经由德国功勋科学家赫尔曼·哈肯在其著作《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提出而知名的，在哈肯看来，协同的字面含义“即协调与合作”之意。哈肯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普遍存在有序、无序的现象，一定的条件下，有序和无序之间会相互转化，无序就是混沌，有序就是协同，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协同现象在宇宙间一切领域中都普遍存在，没有协同，人类就不能生存，生产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在一个系统内，若各种子系统（要素）不能很好协同，甚至互相拆台，这样的系统必然呈现无序状态，发挥不了整体性功能而终至瓦解。相反，若系统中各子系统（要素）能很好配合、协同，多种力量就能集聚成一个总力量，形成大大超越原各自功能总和的新功能。

在当今的话语系统中，协同已然成了一个热门词汇，它虽然起源于物理学和生物进化研究，但是当今已被广泛移用到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如社会协同、经济协同、战术协同、软件协同、协同发展、协同创新、协同办公等。协同发展的基本含义就是系统内各相关要素同步、协调、有序地发展，实现共生共荣。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来解读协同发展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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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当今社会，社会舆论已经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社会营造共识、国家优化治理的重要社会平台，社会公德已经成为公众有序参与公共生活、社会推动道德文明提升、国家展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基础。如何推动二者的协同发展，是当前的重要理论与现实课题。
本文从社会舆论的道德视角切入，揭示了社会舆论的道德特质与道德功能，并对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的内在融通机制进行了集中探讨，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当前我国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运行的双重困境，并客观地分析了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协同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最后就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的协同发展进行了理论展望。这些探讨，来源于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又返回现实去寻找出路，虽然从思路、结构上来说基本是清晰的，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判断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尤其是关于社会舆论和社会公德协同发展的探究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今后还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

套用狄更斯的一句话，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球发展一体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生活共同体；大家的生活和命运觉得从来没这么紧密和关切，人人都是主体，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获得者，人人都是维护者。坏就坏在，这是个焦虑的时代：经济焦虑、政治焦虑、生态焦虑、道德焦虑、文化焦虑等；这也是浮躁的时代，学术浮躁、市场浮躁、做人浮躁、做事浮躁，甚至有“空气也是浮躁”之戏称；这亦是信仰缺失、底线失守的时代。不管站在大历史观还是大局观，社会舆论和社会公德与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命运共同体不可能相忘于江湖，只能相濡以沫，只能协同发展，可以服务当代，利在千秋。因为构建良善秩序，建构法治环境，营造德治、法治、礼治、善治共识等，均离不开社会舆论与社会公德这个平台和基础，而以上三项内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亦是目标，同时也是广大民众利益之关切、民意之期盼、发展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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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38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