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乡愁下的故国回望——论於梨华小说中的原乡叙事

第一章 漂泊中的原乡记忆

第一节 “原乡”精神的文学史线索

原乡，一方面指涉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故乡，另一方面，它也必然蕴涵着个体生命深处最难忘的原初性童年时光，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人文形态。所以，虽然“原乡”一词很晚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是这种“精神意识”却是早已存在的，最早的“原乡”即是放大了的“乡愁”。何为“乡愁”？《现代汉语词典》中“乡愁”的释义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这种情感因放逐而起，带有强烈的渴求回归的情感倾向。从古至今，“乡愁”的音韵一直在中华文学传统的城堡上空缭绕，“乡愁”主题也一直是中国文学固有的精神原型，远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近在台湾乡土文学中，都可以找到“乡愁”的影子。

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中，人们或远征，或客居、或宦游，总处于漂泊不定的羁旅行驿状态，这种漂泊流浪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诗经》、《楚辞》为开端，中国古代诗歌就开始书写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羁旅乡愁。屈原、曹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都写过与“羁旅”、“游子”相关的文学主题和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长风”、“飘蓬”、“鸿雁”等文学意象。这种漂泊无依的生活情状与安居乐业的居家生活有着天壤之别，这就必然催生出一种怀乡恋旧情感。由此而产生的文学作品莫不浸透着远离乐土的漂泊感，抒发着在羁旅途中对故乡的怀想和眷念。在中国古代文学情感表述中，羁旅是乡愁情感产生的直接根源，不断的迁逐使流浪的游子产生了深深的孤寂感，唤起了对故乡家园的思念。所以，有的学者又将古代诗歌中的乡愁写作称之为“游子文学”。

到了近代台湾乡土文学中，“乡愁”开始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羁旅乡愁”，浸染上了特殊时代的历史沧桑感，由“小乡愁”上升为带有国族家恨的“大乡愁”。无论是日据时期，还是 20 世纪中叶，由大陆迁台的作家心中，“改朝换代”的历史事实使得他们的写作中都具有一种遗民失根的悲凉“乡愁”情感，可以说这不仅是一种“家愁”，更是一种“国愁”。而这种带有历史苍凉感的乡思国愁，已非局限于对某一地域的思恋，而是大而化之为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情感寄托，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作家心中日益浓深，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理症结。正如诗人余光中的感慨：“故乡也变了，故乡的青山会说：这个老头哪里来的？而且从前的青山变成了大都市，世界的变化也太快了，故乡变了，也可能把你锁在门外。乡愁和初恋一样，是回不去了的。”于是，越来越多的迁台作家开始“回望原乡”，把“乡愁”作为记忆的方式，怀着惆怅、渴切的心情去记录那些他们脑海中的美好记忆，唤起沉潜在大陆赴台民众内心深处共同的“故乡”心理经验。“故乡”由此超越了实体物质层面的含义，具有了精神阪依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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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原乡记忆与“自我书写”

记忆是指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信息的存留、保持、再现和再认，也即记忆是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建构或重建。记忆是主观的、有选择性的，它是主体根据个人的情感需要和愿望兴趣不断进行修改、阐释和重建的。记忆不能使过去重现，但可以对过去进行重构。对记忆的吁求，其实是对某段历史的找寻。历史是无法脱离记忆的表征来叙述的，在对历史进行阐释的时候，作家对记忆的选择是有目的的。因此，作家在作品中对原乡的描述并不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的。原乡记忆在作家笔下是经过了有意识的筛选和重建的，有着人为的操控。这种经过了重新编程的记忆成为一种再记忆，它带有重新创作的成分。在再记忆中，作家处于主动地位，有选择的自由和原则。他们对原乡的记忆和对原乡文化的选择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或欣赏，或批判，或剪辑，或想象……

作为记忆主体的个人的存在，是整个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的呈现。文学作为书写过去的最主要方式，是对自身生存经验和情感体验的一种记忆行为。同时文学作为一种想象的方式或者再创作的方式，在“自我书写”中, 作者又不一定会照搬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事，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挖掘。文学原型批评创始人弗莱认为，文学起源于神话，神话是文学的原型。后来的理论家对原型批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原型可以包括贯穿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背景以及事件的发展过程，这就扩展了“原型”的内涵。作家在创作中会不自觉地将一系列原型植入作品中，从而形成了文本中或隐或显的结构与内涵。评论家采用原型批评的方法试图发现反复出现文学作品中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从而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指出：“个人关于自身的形象由其记忆的沉淀所构成，在这个记忆中，既有与之相关的他人行为，也包含着他本人过去的想象”。在这里，自我个体成为人类从事一切认知活动的原始起点。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自我个体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生活经验，成为许多作家从事创作的原始情结与动力。这种情形理所当然地也存在于於梨华的创作中。换言之，在於梨华的小说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原型——“我”，这是她进行创作的重要视角与推动力。於梨华的一系列作品都潜在地隐含着一个“我”，无论是《梦回青河》中的定玉、《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牟天磊，还是《考验》中的吴思羽、《彼岸》中的何洛笛等等，都是“我”的投射、延伸与转化。“我”不仅是於梨华进行创作的出发点，还构成了作品的主要人物，也是整个叙事的推动者。这个“自我”构成了於梨华创作中的原型，由此展开的“自我书写”也成为一种原型创作。所以，本文所定义的“自我书写”是一种原型创作，它是指作者以亲身经历或体验到的或能感同身受的事为原型进行的创作，并借此来表达内心的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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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原乡”的无限眷恋

第一节 原乡性心理旨归——“根”的失落与身份的迷失

鲁迅先生曾说，“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作家而言，虽然他们身在异乡，但是中国本土的成长体验、生活经历早已扎根在他们内心深处，，终其一生他们都无法忘怀母国的这段经历。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国家“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中国”成为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及理想寄托之地。他们时时反顾，频频回首，力求通过对母国的回忆来寻找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皈依。也即霍米·巴巴所说的，“缅怀不只是一种内省或回顾的行为，它是痛苦的重归所属，拼凑被支解割裂的过去，了解当前创伤的行为。”

1995 年于澳大利亚创办的《原乡》文学期刊中的“编者小语”这样写道：“我们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附庸‘海外华人’，还是新时代民族大融合浪潮下产生的‘新澳大利亚人’？我们是人在‘异乡’，心回‘原乡’，还是人去‘原乡’，心归‘异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列维·斯特劳斯说，原始人始终把家乡带在自己的身边；钟理和说，原乡人的血只有回到原乡才能停止沸腾。萦恋故土原乡——即使是梦中的或想象的，也终究成为海外华人文化心理上的依托。

文学评论家候金镜曾说，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是一个人行为的动力和基础。在经历了原乡的失落和留学美国的双重放逐之后，於梨华深切感受到作为异乡人在异域他乡的无归属感和边缘感。在谈到当年的留美生活时，於梨华说，“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而我永远浪迹天涯。回到台湾，亲朋好友以客相待，关切的问：‘这次回来，能呆多久？’回到美国，美国人随意的问：‘你不会在此长居吧？’”因而，她发出无可奈何的喟叹：“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现实的流离与压抑强化了她找寻原乡的潜在性情结，回归原乡由此成为她面对陌生环境时的一种心理缓冲方式，成为她寻求心灵寄托的归宿。在对原乡的书写中，作家找到了在异域生活下去的希望；在个人建构的乌托邦家园里，作家对身份的寻求得到了认证。於梨华曾富有感情地写道：“母亲难免悬念在巢外飞翔的群鸟，父亲常忆昔日的豪情壮志而悒然，而我亦无法不缅怀未被携回的情愫，因此，寂寞会骤然来到挂满了往时欢笑的空屋，我会骤然觉得，我是一个带着疲乏的远客，在此暂停歇脚，当风吹来，我将重新负起行囊，再向寂寞的人生探索。”［43］在这种对原乡的“眷恋式”书写中，於梨华呈现了身处异质土壤中所生发的原在性家园情结，并且通过情感的宣泄，曲折地表达了她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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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归向语言原乡——母语写作

语言不仅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符号工具，它还反映出了使用者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思想文化特质。正是由于潜在的力量，使得语言不再仅仅作为交往工具而存在，而是成为折射存在境遇的场域。在很大程度上，语言及其使用也是一种权力。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著作中表述过这样的观点，语言在种族问题上呈现的权力关系直接体现在宗主国的语言的霸权地位中。另一位文化批评家斯皮瓦克在阐发葛兰西等人提出的“属下”概念时，认为在殖民话语的绝对霸权下，属下是不能说话的。这并不是说“属下”是真的不能说话，而是在与霸权话语的较量下，不具有声达世界的能力。

在美国生活的於梨华曾切身感受到西方国家对东方的种族歧视和话语霸权。初到美国之时，为了生存的需要，於梨华在一个犹太人家里做工。每天打扫十几个房间，令她身心疲惫。在离开的前一个晚上，女主人竟然偷偷溜到她的卧室检查行李，并趾高气扬地说：“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中国人，我要看看你拿了我家里的东西没有！”面对女主人的种族歧视和言语侮辱，本该奋起反抗的於梨华却沉默了，“我无语。不是因为没有一肚子话回敬，而是英语太差，不足以表达我的愤怒。”这一经历也被於梨华写进自己的小说《小琳达》中。《小琳达》中的女大学生燕心在帮助美国家庭照看孩子的期间，屡次因为自己的口音遭到小琳达的嘲笑。对小琳达来说，燕心就是另一个语言系统的“他者”，就像小琳达对她的嘲笑：“她的英文说得这样奇怪，是不是因为她不是我们美国人的缘故呢？”但因为语言的障碍，即使面对小琳达的无礼，燕心也无法还击，只能忍气吞声。在宗主国，语言成为权力的象征，谁拥有语言谁便可以获得言说的权力和任意发挥的资本。无论是於梨华还是燕心，面对语言霸权，都处于无法言说的状态，只能做沉默的“哑巴”。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其成名作《喜福会》中，便展示了中国母亲因语言差异所形成的这种失语状态。小说开头便提出了语言的问题：“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她会长得很像我。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垂眼地过日子。她一出世就是在美国，我会让她讲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很显然，在母亲眼中，会讲英语就不会受到歧视，语言就等于身份。然而语言的转换不只是一种交流工具的变换，语言的放弃意味着一个人思维方式、生活内容乃至存在身份的根本变化。“身份的建构存在于语言属性中，失语往往意味着身份的遮蔽乃至失落。”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失去了语言也就失去了它所承载的文化。《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再也无法与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的女儿们沟通，正是语言背后强大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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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理想之乡”的不懈追寻......................... 31

第一节 原乡叙事的文化归趋——在碰撞中寻求融合................. 32

第二节 理想之乡——对人性的批判与人文关怀................ 36

第三章 对“理想之乡”的不懈追寻

第一节 原乡叙事的文化归趋——在碰撞中寻求融合

在当今的海外华人作家中，有人始终坚守自己的族裔身份和中国根性，不断弘扬原乡文化；有人则完全认同自己居住国的新身份，倾向于异乡文化；也有一部分作家超越了种族、原乡与异乡的藩篱，关注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和共通的人性。陈若曦曾说：“我不愿意忘怀故土，但是主要多写新土；我愿意记录并反映同胞扎根新土的奋斗，把对故土的缅怀化为对新土的耕耘。”毫无疑问，陈若曦和后期的於梨华都是偏于第三种倾向的作家，她们把对原乡、对故土的思念埋在心底，不忘却，化作一抹似无却存的背景，在这淡淡的背景上涂抹新的色彩。

对于定居海外的华人来说，初到异地时那种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困苦和烦恼，在时间的流逝中，开始慢慢变淡。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人际关系开始取代原有的陌生感，作家们对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审视也开始变得更为冷静和理性。这批经历了双重放逐痛苦的作家，在承受了“无根”的迷茫和彷徨之后，终于能站在理性的角度看待自身的“边缘人”身份和文化上的双重性。这种对“边缘人”身份的解读，由原来“既不是……，又不是……”的认知，变为“既是……，又是……”的认同。他们属于两个世界的人，也即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提出的“第三空间”的人。霍米·巴巴认为文化“永远不是自在统一之物，也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简单二元关系”。他认为文化的所有形式都持续不断地处在混杂性的过程之中，所以极力倡扬一种“混杂的”、“非此非彼”的文化策略。在“第三空间”里，原乡与异乡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有机融合的。霍米·巴巴的“第三文化空间”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华裔作家赛珍珠所提倡的“文化相对主义”是相通的。赛珍珠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性，认为东西方文化是可以多元共存的。所以，在《东风·西风》中，她强调桂兰与玛丽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母亲》中，她强调“母亲们”身上具备的普遍特征；在《大地》中，她强调中国农民身上所洋溢出来的共通的人性。在种种强调中，她既给读者呈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也呈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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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原乡情结普遍地存在于海外华人作家群体之中，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每位作家文化传统、心理结构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并不相同，因而对原乡的理解和所形成的原乡叙事形态也就千差万别。我们将於梨华与其他海外华人作家相比较，就会发现原乡的多元性与歧义性。

聂华苓与於梨华同为六七十年代华文文学的代表，二人都对原乡有着深切的体验与书写。但二人的立场、角度并不相同，故而作品中呈现的原乡面貌与原乡叙事形态也就迥然有别。在聂华苓那里，原乡已失去了往日的温馨与辉煌，它不再是华人的归途，反而成为造成华人困境的根源；它不再是华人的精神家园，而是他们渴望摆脱的烦扰。在聂华苓的原乡叙事中，对原乡的回忆也不再是温情的慰藉，而是一种痛苦的体验。原乡叙事的重心也并非是对原乡的眷恋与坚守，而是对人性的刻画与描绘。原乡只是构成她的叙事的一个文化或历史因素，并不占据中心地位，她更感兴趣的是对文化冲突下普遍人性与生存困境的审视与探索。她把原乡作为逃离的对象而不是回归的终点，逃脱原乡，脱离传统，最终以他乡为故乡。在聂华苓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而在於梨华的作品中，原乡一直是她创作的中心和叙事的核心。不同于聂华苓的批判与逃离立场，於梨华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原乡的深切眷恋与执着坚守。原乡不仅是华人所来之处，也是所归之地。於梨华把原乡叙事的重心放在对华人的生存境遇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孤独、苦闷与彷徨无依的境况呈现上。她把华人的受挫境遇与情绪，都转化为对原乡的追寻与坚守。在她看来，海外华人只有在原乡中才能找到认同，才能找到归途，原乡不仅是他们的文化之源、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生存的理想之乡。在后期的创作上，於梨华对原乡写作进行了自我突破，将写作视角转向人类的生存境遇与人性关怀，显示了哲学思考的深度，也预示了原乡写作发展的新方向。原乡由“原来之乡”发展为一种理想性的存在，这种由始至终的存在，正反映了原乡自身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