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劳动”与女性书

一 “劳动”与女性的互动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也纷纷走出家庭，参加到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活动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在新中国成立、国家政权稳固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首要任务，接连展开的工、农业建设活动使得男性劳动力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动员女性作为劳动力的补给就成了一项必不可少的策略。另外，作为国民的女性，出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以及在“乌托邦想象”的感召，榜样、表彰等因素的推动下也认识到了“劳动”的重要性，从而愿意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文学表现中，“劳动”与女性之间存在着互动、协商的关系。

（一） 劳动力的召唤与动员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这段时间，在国家政权统一的特殊背景下，女性集体面临着别样的命运。20 年代“出走的娜拉”在这时终于找到存活的出路，她们正式地走进社会，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创造着价值。据统计，到了1958--1959 年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90％的妇女都参加了农田劳动，达到了高峰。这一切在“十七年”文学中必然会得以体现。而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劳动”与女性关系的探讨，涉及到这一时期“劳动”的意义所指、“劳动”与女性的关系、劳动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马克思对于“劳动”有过系统的论述，他是把“劳动”放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立的范畴中进行表述的。根据蔡翔的观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将“劳动”这一概念引进的过程中就已经把它进行了“本土化”的包装，劳动就成了我们普通意义所说的“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并且体力劳动已经被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新中国成立后“劳动”的含义又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劳力者”以及“集体劳动”的地位得到了无限的推崇，“劳动”除了作为个体维持生存的生产活动之外，更上升为一种走出家门、参与国家建设的集体生产活动，这也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建国后的“劳动”的性质。在此意义上，女性与劳动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根据上述观点，旧社会的“劳动”指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劳动，对女性而言，“劳动”意味着家庭劳动，意味着洗衣做饭、缝缝补补、侍夫育儿，这已然成为了一种“传统”，所以我们不难想见为什么浩然《新媳妇》里的新女性边惠荣会因其在新婚之夜不配合闹洞房，在外面劳动时“出风头”等“不守规矩”的行为让她的公婆看不惯。但是“传统的劳动”对女性而言却是一种束缚，鲁迅笔下获得了恋爱自由的、二十年代的新女性子君就是葬身在这种繁琐的家庭“劳动”之中的。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一份子的广大女性从旧社会的被压迫者一跃成为国民与劳动者双重身份的拥有者，“女性”得以走进国家集体建设活动。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历史里，“劳动”也一直占据着国家活动的中心地位，由此，要讨论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中，女性参与劳动的文学表现，也必然回避不了国家/民族与女性的关系话题，在这里主要体现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与女性劳动者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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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责任感与利益诉求

人都是有着自私心理的，“由于集体化、合作化最终要动摇的是私有制与私有观念，个体农民的犹疑、反复乃至抵制是在所难免的”。土改后，出于对以往苦难生活的深切记忆以及对刚获得土地的欣喜之情的沉浸，可以想见，农民对土地归公、参加集体劳动的动员的响应在初期并不如期望的那样热烈。《创业史》中典型的“中间人物”梁三老汉，一开始对合作化没有那么热心就是由于他一直梦想的是建造自己的“三合头瓦房院”。一些女性也是如此。例如茹志鹃小说《里程》里的三娘，虽然她已经入了社，但仍然保有“鸟看见一根树枝，也知道往自己窝里衔，何况于人”的观念，经常钻营算计，并把这些作为成家立业的经验，多次教育已是生产队队长的女儿。对于持有类似观点的妇女而言，在走农业集体化的初期，“小家”温饱还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在封建社会里多年饱受不合理土地制度造成的饥贫而带来的后遗症。因此，除了政策的促进以外，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看，能够主动对“劳动”进行响应还牵扯到了其他的因素，比如伴随土地拥有权而来的主人公意识与责任感。

旧社会妇女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家要忍受婆婆和丈夫的辱骂和苛责，没有决定家中大事的权利，更无力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而且要是相貌出众还要受到戕害，像《风雷》里说到的“轻则供地主豪绅玩乐，重则冲家丧命，人才两空。”新中国的成立，作为革命依靠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翻身获得了解放，一跃成了国家的主人，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也完成了对“人民”这个新的国家主体的建构，女性也获得了新的国民身份。另外，在新的政权下，土改和《婚姻法》等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对广大妇女来说更意味着自身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改变，使她们意识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真理。不难发现，“十七年”的合作化小说中存在着一种“忆苦思甜”叙事模式，这与土改文学中的“诉苦”叙事有一脉相承之处，表现了带有精神创伤的主人公翻身后对旧社会的痛恶和对新社会的赞美，而这种忆苦思甜之情在女性那里表现得更为浓郁。如《山乡巨变》写到了盛家姆妈带孙子去申请入社的情节，当盛家姆妈看到邓秀梅的大脚时禁不住地发出感叹：“如今的女子真享福”。这双大脚触动了她几十年前的悲痛记忆，她忍不住回忆起了自己的前八个孩子因是女孩儿而遭遇的悲惨命运，想起自己因接连生出这几个女儿而饱受嫌恶，自己娘家人也因此抬不起头来，这些经历让在场的所有人听了都唏嘘不已。因此，新旧社会对比的切身感受自然而然的就会引起这些妇女在新的国家制度下生发出“翻身农奴”的自豪感以及对新生国家的崇敬和感念之情。传统的“我——家”的固定模式得到了升华，在她们的意识里，“我”与“国”之间终于产生了联系，进而对蒸蒸日上的新生国家产生主人公意识与责任感，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份子，在国家需要时也要尽一份力，就如李双双面对劳动力缺乏的状况就发出了“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的喊声。对于青年女性来说，这种意识表现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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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劳动”与女性形象塑造

（一） 称赞与标榜的焦点——进步女性

在往常人们眼中，男性一定是孔武有力、铜浇铁铸的，而女性必定是手无缚鸡之力、柔柔弱弱，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各自的生理特征决定的，但另一方面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人们如此的看法。新中国成立后，女性从家庭走入社会，参与集体生产劳动，女性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对她们形象的概括也有“雄强女性”、“女英雄”、“新时代女性”、“铁姑娘”等说法。其中“铁姑娘”这个词对她们的形容更为贴切，它来源于 1963 年的大寨洪水时期，由于当时青年女子组成了突击队，为防洪救灾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因此称赞她们为“铁姑娘”，可以想见，这些女性必定是具有钢铁一般的身躯和精神意志。这样的女性在“十七年”小说中俯拾即是，如灵芝、玉梅、改霞 、刘淑良、盛淑君、陈雪春、焦淑红、焦二菊、马翠清、春芳、陆素云，李双双、黑凤等等。

短发、黑皮肤、宽肩、粗腰、有力气、大嗓门、开朗等构成了这一时期进步女性的主要外部特征。在外貌上，韩少功曾在书中如此描述这些女性，“她们争相使自己的皮肤晒黑，争相使自己的肩膀变宽，争相穿上肥大而破旧的男式棉袄，等等，一个个形如铁塔。”这在很多小说中都有体现，例如《创业史》里的秀兰就长着紫赯色的脸和男性般强壮的手；《艳阳天》里的先进妇女代表焦二菊 ，身材又粗又壮，站着像一根柱子。而且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特意突出了其脚大的特征，冠名为“大脚焦二菊”，虽然她的脚大，但却并没有遭到丈夫韩百仲的嫌弃，理由是脚大有力气，可以一起好好干活。因而这些女性通常还是健壮、能干的，她们一改“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固有形象，个个都像男英雄一样，干起活来没有半点的娇柔扭捏。如茹志鹃在《静静的产院》中的描写荷妹初到产院报到时的情景就表现出了这位小姑娘的身强力壮，八十来斤的行李拎起来扛到她肩上，像是纸扎的那样轻巧，这样夸张的表述表现出来的是重量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已习以为常。另外，从个性上看，这些女性通常是大方、爽朗的。如《风雷》里的春芳，在路上初次遇到祝永康时就邀他至自己家中，，表现得大方而坦然，倒是祝永康因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而显得尴尬拘束。再如，周立波在塑造盛淑君这个人物时，就着重写了她的“爱笑”：“在学校里，在农村里，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欢蹦乱跳，举止轻捷。她的高声的谈吐，放肆的笑闹，早已使得村里的婆婆子们侧目和私议。‘笑莫露齿，话莫高声’的古老的闺训，被她撕得粉碎了。”②突出了盛淑君爽朗、纯真、无拘无束的个性。对女性之美的评定并没有统一标准，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温柔贤惠、内敛娴静、肤白、削肩细腰、脚小步轻等几个条件占据了很长的历史，然而在建国后“十七年”时期，女性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些女性特征呈现出“男性化”的趋势，这些特征的形成当然是和“劳动”分不开的。短发利于劳动，宽肩、黑脸、粗手、有力气都是长期劳作造就的，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出她们平日劳动之多与劳动强度之大，而集体的生产劳动又扩大了女性的交际范围，也使她们的性格趋于开朗和大方。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貌上，这些正面女性形象的脸部器官往往被模糊化了,小说甚少会细致地对她们的五官进行描述，而多是用“黑红”、“健壮”、这些与“劳动”相关的长相标准进行概括。由此，女性应有的与男性具有区别意义的自然属性被淡化了。在穿着打扮上也是如此，这些本该爱美的年轻女性都变得质朴起来，这是因为穿着打扮太费心思，不利于把精力投入到劳动中，因此春芳会因祝永康的看法而换去了自己那件“不大方”的什锦布花褂，而月艳却因可能擦着点香粉就被葫芦等人厌弃。而女性的健壮、有力气、能干、泼辣等趋向于男性的特征却得到了突出。因此，具有“中性”色彩的劳动美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女性原有的体貌美成为了本时期的审美标准。这样的女性在小说中也通常广受褒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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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批判与改造的对象——问题女性

除了“铁姑娘”以外，还有一类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重点描述的，她们就是饱受指责与批评的问题妇女，如“小腿疼”、“吃不饱”、羊秀英、“常有理”、“能不够”、袁小俊、赵素芳、孙桂英、“把门虎”、“瓦刀脸”等等。

这类女性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她们对集体劳动的拒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锻炼锻炼》里的“小腿疼”和“吃不饱”。五十来岁的老太婆“小腿疼”年轻时候小腿上生过脓疮，不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治好了，她这腿“疼”疼得有点特别：“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逛会、看戏、游门、串户时候不疼，一做活儿就疼；她的丈夫死后儿子还小的时候有好几年没有疼，一给孩子娶过媳妇就又疼起来……”①三十来岁的“吃不饱”在“队里动员她参加劳动时，她却说‘粮食不够吃，每顿只能等张信吃完了刮个空锅，实在劳动不了。’”②但实际上，平日里给丈夫吃几粒米熬成的糊糊粥，背后却煮面条、偷吃火烧干饼。她们的家里并不缺粮食，她们才偷懒得更理所当然。赵树理很擅长给笔下的人物起外号，而这里的“小腿疼”和“吃不饱”也正是她们好逸恶劳、逃避劳动的借口。然而她们也并不是一味的懒惰、不愿劳动，有利可图的时候也会去“占便宜”，如去偷麦子、偷花，在定额低的情况下去地里劳作等。因此，这些妇女不参加集体劳动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自私自利，对集体事物不关心。她们并没有强烈的集体意识，没有意识到劳动与社会建设的密切关系，只求自家的温饱，而这温饱也想当然的依靠家中男力，没有看到自己的劳动能力与家庭丰裕之间的关系。《风雷》里的羊秀英也是如此，她后来在祝永康、陆素云的教导下参加了集体生产，但刚开始时也因没有意识到集体劳动的积极意义而心不甘情不愿。

从“十七年”的这些小说中可以发现，拒绝参加集体劳动的这些问题女性在家庭中也往往是不爱劳动的，如上文提到的羊秀英，她在参加芦席组之前并没有好好劳动、自食其力，而是成天跟黄龙飞这群人一起做一些见不得人的投机生意。在她们这些人眼里，不仅是没有看到集体劳动的重要性，中国人从古至今信奉的踏实、勤劳的美德也变得一文不值。对“十七年”的小说作者们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叙述策略，因为这些小说中往往存在着双重的对比结构，即新旧女性的对比和新旧社会的对比，而这类问题女性就是充当着“新旧女性对比结构”的一方出现的。由于“劳动”在“十七年”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观念，被推崇到很高的地位，“铁姑娘”作为正面女性形象得到了赞扬，因此“问题妇女”作为对“铁姑娘”的烘托，是被苛责与批判的。为了突出进步女性，强化“劳动”的合法性地位，作家在塑造这类反面女性时并没有采用政治批判的手法，而是借助民间道德，借助于群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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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劳动”与妇女解放........37

（一） 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提升................37

（二） 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婚恋的变化...............42

（三） 妇女解放的局限性...........46

三 “劳动”与妇女解放

（一） 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提升

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发起过两次妇女解放的浪潮，一次是在“五四”时期，另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妇女解放浪潮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

萌生于晚晴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动下发展成了一场强大的妇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起给中国带来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等先进的思想观念，中国的知识女性在反对歧视，渴求人权自由的呐喊声中第一次浮出历史地表，走进了反封建、争人权的行列。此时的妇女解放是一种由内而外式的觉醒，它主要体现在女性的心理、精神层面的变化：她们第一次发现了自我，进而大胆地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丁玲笔下的莎菲面对爱情时的苦闷与叛逆，凌淑华塑造的采苕想要当着丈夫的面亲吻别的男人的大胆举动，等等这些正是五四时期有了自我解放意识的女性的影像。但是此次运动影响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知识女性这个群体。“十七年”时期的妇女解放实际是对解放区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孟悦在评价解放区的妇女解放时说：它“与五四时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第一次从政治、经济而不从文化心理角度肯定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人一样的经济权利和政治——社会价值。从鼓励妇女离开锅台下田劳动、男女同工同酬，到提倡婚姻恋爱自由乃至妇女工作协会及各项妇女工作机构的确立，男女平等成了解放区新的社会总体秩序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制度。”①“十七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更是如此，这种发生于新政权背景下的解放运动与“五四”时期相比，从女性群体上来看，女性解放的主体已从知识女性层面扩展到了中国最广大的劳动女性，因此规模上比五四时期更为宏大。另外，它是在国家政策的外力推动下发生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解放方式。新中国的成立及《婚姻法》、土改、粮食分配原则等等政策的实施确立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基本权利，也彻底消除了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阶级根源。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大规模经济建设兴起的社会背景下，妇女解放问题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流中。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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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中国的成立给广大女性创造了挣脱家庭束缚、参与“劳动”的机会，这更意味着女性群体的地位发生了巨变，女性不再是处于社会的边缘，而是开始张扬自我，走入到公众的视野，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参与“国家计划”。这当然是由国家制度和政策推动的，但也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女性群体“发声”的自觉性。在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女性与“劳动”两个概念联接也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叙事风貌。“十七年”小说作者们用敏锐的观察和用心的体悟将自己对女性与国家、“劳动”之间复杂性的认识糅合进了自己的作品之中。这些小说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五、六十年代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寄予了作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而小说中乐观、理想化的叙述风格还表现出了“十七年”作家们的精神信仰，透露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追求。此外，这些小说中被生动刻画着的“劳动”女性，无论是走在时代前列、饱受称誉与标榜的“铁姑娘”，还是作为批评与改造对象的“问题妇女”，都张扬着时代的特色，她们的存在也为中国文学的人物长廊增添了一类独特的人物形象。这些文学作品为我们探讨时代氛围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了解“十七年”女性的生存状况以及进一步思考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当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到这类小说的局限性。“十七年”作家们确实已经关注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劳动”与女性的关系问题，但是纵观这些小说作品，以女性为主要描述对象的文本数量仅占少数，在绝大多数作品中，“劳动女性”都是充当着配角的，这表明作家对“劳动女性”的关注力度仍显不够。在具体创作上，这些作品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主线过于突出，人物塑造呈现类型化的模式，人物性格不够丰满，在一定程度上失掉感性和个性等等，当然，这些缺陷的存在与“十七年”的时代氛围与文学观念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