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差异对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组织经验和组织结构的调节效应

1.  绪论

1.1  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的到来，跨国并购成为全球经济实体进行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的最新数据显示，1990—2010年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量稳步上升，2010 年达到 288 起，是 20 年前的 9 倍。随后跨国并购活动依然活跃，清科研究中心数据表明，2013 年我国海外并购为 99起。在交易金额方面，08 年金融危机是并购金额剧变的分水岭，2009-2011 年，我国跨国并购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约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40%。而到了 2012 年上半年，这个比率达到了 33.3%。2013 年交易金额达到 384.95 亿美元（占并购交易总金额的 41.3%），而 2014 年，我国跨国并购数量为 152 起，同比增加 53 起，并购涉及交易金额达到了 324.19 亿美元。

2015 年 1 月 21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该月度例行发布会上披露，据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4 年我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11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5%，其中金融类 13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5%，非金融类 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同期我国吸引外资规模仅差35.6 亿美元。如果加上我国企业在第三地的融资再投资，2014 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应该在 1400 亿美元左右。这个数据大约高于中国利用外资 200 亿美元，就是说2014 年我国的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了，中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并不理想。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指出，截止 2012 年，我国企业并购成功的概率仅为 40%。并购后的企业整合是决定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而文化差异是导致企业并购后难以整合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当企业施行跨国经营时，一方面，其所面对的是与本国文化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所形成的价值观、态度与行为方式（赵曙明、张捷，2005）；另一方面，跨国并购后，目标企业有其自身的企业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已经扎根于目标企业的生产、管理和销售的各个环节，从而更加剧了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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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1.2.1  研究思路

本文遵循演绎式和归纳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具体来说，在理论部分（文献综述）通过演绎式思路提出本文的研究命题；在实证部分，通过归纳式思路对研究命题进行验证，从而概括出一般性的研究结论。本文的技术路线如图 1.1 所示。

1.2.2  研究的基本内容

本研究基于 Hofstede 的民族文化差异理论，并结合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实际经营状况，探讨民族文化差异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是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然后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最后将简析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为理论综述，该章首先对跨国并购绩效和民族文化差异等相关构念进行了界定，同时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四种主要测量方法进行介绍和比较。然后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整理出了民族文化差异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最后又对调节民族文化差异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间关系的组织因素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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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文研究的相关理论综述

本章将首先介绍跨国并购绩效的相关概念与测量，再归纳出跨文化整合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文化差异的内涵与相关研究，以为论文后续开展民族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间主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相关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2.1  跨国并购及其绩效

2.1.1  跨国并购相关概念、类型

并购（merger and acquisition，M&A）是兼并和收购的结合。兼并（merger）特指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合并为一家企业的行为，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企业合并采取的形式主要有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吸收合并（consolidation merger）指的是 A 企业获得 B 企业的全部产权，B 企业解散并丧失法人资格，而 A 企业依然存续的一种合并形式，B 企业的债权债务由 A 企业承担，用公式表示为“A+B=A”。新设合并（statutory merger）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 A、B 合并设立一个新的企业 C，原合并各方解散且法人地位均消失，随之而诞生一个新的法人并由其承担债权债务，用公式表示为“A+B+…=C”。

收购（acquisition）指的是一家企业用资金或股票购买另一家企业的股票或资产，以获得对该企业的控制权。根据收购对象的不同，收购可分为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资产收购是指收购方收购目标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产的行为。股份收购则通过收购目标企业已发行的股份，或认购其发行的新股两种方式进行的。当收购的股份足以达到控制目标企业的比例时（取得控股权），即为控股收购；对于未取得控制权的收购，则可为投资、参股或部分收购（田泽，2010）。

跨国并购是并购行为的一种延伸，它是伴随着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战略的推进而产生的。很多学者对跨国并购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权威的定义则由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给出：在跨国兼并中，兼并方与被兼并方进行合并，兼并方取得被兼并方的全部资产，承担其全部的债权和债务；在跨国收购中，被收购方原来的法律实体地位继续存在，只是产权或经营控制权的归属发生了改变。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盛行强强联手、恶意并购减少、战略性并购占绝对优势、水平并购逐渐增多、互换股份成为大型跨国并购的主流融资方式等，成为跨国并购的新特征（徐颖，2014）。通常而言，跨国并购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1）横向跨国并购。两个以上国家生产或销售相同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之间的并购称为横向跨国并购。这种并购有利于快速实现企业间的资源整合，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份额。横向跨国并购由于风险较小，并购双方整合难度较低，并有助于促使规模经济的形成，因此该种方式深受并购企业的青睐。然而，考虑到该种并购（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的并购）容易削弱竞争，刺激甚至加速垄断局面的形成，故而成为许多国家高度关注并进行反垄断制裁的重点对象（田泽，2010）。

（2）纵向跨国并购。两个以上的国家处于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但又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企业之间的并购即为纵向跨国并购。纵向跨国并购是围绕产业链开展的，供应商位于产业链的上游，销售商则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并购双方一般是原材料供应者与产成品购买者。该种跨国并购为企业获得充足的原材料或畅通的销售渠道提供了便利，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这种并购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有利于控制某行业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价值链，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纵向一体化效益（田泽，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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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跨文化整合

跨文化整合就是并购双方之间文化由浅入深不断融合的过程和行为，目的是减少双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实现文化协同效应。跨文化整合的重点是通过系统的文化整合过程，构建双方互信互助的关系，拓展并购双方管理层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合作交流的能力，促成双方在企业文化建设和战略决策等方面达成共识，以帮助并购企业最大化地实现跨文化整合效用，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比如，联想集团对 IBM 的文化整合，TCL 集团对汤姆逊的文化整合，都属于典型的跨文化整合案例。然而在整合过程中，并购双方不但要进行企业文化的磨合，更要面临不同文化在民族层面上的差异，因此跨文化整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并购双方在多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研究认为，企业文化价值观比民族文化价值观要更浅显，它的立足点是一个企业而非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对企业文化进行整合的可行性更高，而对民族文化的整合就要面对更大的挑战和波折（唐炎钊等，2012）。总而言之，跨文化整合需要考虑多重文化差异的影响，以民族文化差异为最，因为它对文化整合效果影响甚大。因此本研究拟通过民族文化差异来考察跨文化整合与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民族文化的三个层次：民族文化的基本假设、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体现在表层的行为模式和物化行为等（Harris & Moran，1987）都是民族文化整合过程中需加考虑的（如图 2.1）。鉴于其中的价值观在研究上的可操作性更强，因此本研究将选取价值观层面对民族文化差异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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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族文化差异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22

3.1  样本选取 ·················· 22

3.1.1  数据来源及选取说明 ·················· 22

3.1.2  样本描述 ·················· 22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36

4.1  研究结论 ··············· 36

4.2  对策建议 ··················· 37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章将首先总结实证研究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实践提出一些针对性对策。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08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五年间的 36 个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重点探讨了民族文化差异对我国跨国并购前一年、并购当年、并购后第一年及并购后第二年绩效的直接影响。与此同时，考察了组织经验和组织结构两个组织因素对民族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对所有样本进行描述分析后，我们发现，就跨国并购事件的时间分布而言，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数量和交易金额均不容乐观，随后的几年便出现了明显的复苏，尤其是在 2011 年，跨国并购数量和交易金额均创金融危机后的新高。从空间分布来看，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是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跨国并购的主选。一方面，这些地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相对宽松自由的经济环境为我国跨国并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亦成为我国跨国并购进行文化整合的重要制约因素。从行业分布来看，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矿产业和占产业结构重大比重的制造业深受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活动的青睐。此外，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民营上市公司实施跨国并购，并在并购数量上逐步缩小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差距。然而，在并购交易金额上，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其次，本文对研究变量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仔细测算和描述。自变量民族文化差异由文化距离（CD）来反映。经计算，欧美等西方国家与我国的民族文化差异普遍较大，CD 分值较高，而亚洲地区与我国的民族文化差异普遍较小，CD分值较低；当然，CD 分值与地理距离并无明确的相关关系。因变量则通过并购前后共 4 年的财务绩效综合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动态变化。尽管上市公司并购当年和并购后第一年的绩效未出现明显提升，但在并购后第二年绩效便有逐步提升之势，说明跨国并购能从总体上提升公司绩效，但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为了更明确地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本文选择了行业性质、企业性质、上市年限、目标国的经营环境和上市地点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它们与我国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均未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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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总结与展望

5.1  研究总结

本文基于前人对民族文化的测算方法和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索了民族文化差异与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主效应，以及组织经验和组织结构两大组织因素的调节效应。

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在测算方法上，本文所选用的民族文化差异测算法以更多的维度更加严谨准确地对自变量进行了测量，因此是对已有测算法的一种有益改进；其次，本文研究结论基本支持民族文化差异负向影响跨国并购绩效的观点，因此对民族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最后，，本文重点探讨了民族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间关系的调节机制，确定了组织经验和组织结构两个变量的调节效应，因此实现了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内在机理的深入挖掘。

然而，尽管研究过程遵循了科学、严谨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主观上个人能力有限，因此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

（1）变量的测量方面

尽管 Kogut & Singh（1988）基于 Hofstede 文化维度理论提出了民族文化差异的测算公式，并且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运用（如 Morosini，Shane  &  Singh，1998；李进龙、吕巍和郭冰，2012；Xu & Jiang，2014），但其依然存在一些瑕疵。一方面，测量民族文化差异所需的各文化维度指数均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仅仅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来反映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抽象文化尚缺客观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这种测算方式暗含着一个假设：各文化维度之间的协方差为 0。然而，这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研究后认为，部分变量间的协方差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与暗含的假设不符，因此需要对测算公式进一步修正完善（Kandogan，2012）。

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本文基于会计研究法，运用因子分析将财务指标是压缩并计算出综合得分。尽管该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该方法所根据的是静态的财务数据，不利于考察公司动态的财务变化。

（2）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

样本方面，由于样本所跨年份只有 5 年，且样本筛选标准严格，从而使得样本容量不够大。此外，本文对因变量的考察只延伸到并购后第二年的绩效。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在对因变量的研究上采取的是单一的会计研究法，并无配合事件研究法等有效方法。整体上，本文是基于客观经验数据的规范经济学研究思路，未能结合案例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全面提升研究的信效度。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