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与文学生产互动关系研究——以 1980 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例

第一章 《重放的鲜花》事件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喊出声讨“四人帮”的口号，于 1978 年12 月出版了《天安门诗抄》，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79 年 5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重放的鲜花》，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一事件被看做“思想解放”的标志，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黄伊如是评价，“在解放思想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做得十分出色，他们敢于出版《重放的鲜花》。”得到同行的认可，无疑是极高的评价。

第一节 《重放的鲜花》出版背景

1956 年，全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召开，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时，苏联文艺作品要“干预生活”的口号引入国内，号召青年作家大胆创新，抛弃以前回避矛盾、粉饰现实、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的写法，作品创作要积极“干预生活”。自 4 月开始，《人民文学》等刊物响应“双百方针”的号召，推出了一系列“干预生活”的作品。一类是旨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包括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另外一类是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主要有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等。这些作品一问世，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少作者写文章支持和鼓励这一创作行为，刊登这些小说、特写的杂志也被抢购一空，邓友梅自己想买一本都没买到。但是，到了 1957 年夏天，“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些作品受到了集中的批判，被斥为“反党反社会的大毒草”，“宣扬人性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批青年作家大多被扣上右派帽子，发配边疆，下放基层劳动，并且被剥夺了写作权，直到“文革”结束，二十年间他们再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

1979 年 5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重放的鲜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在社会上、思想上产生的震动可谓石破天惊。当时这本书定价 1.15 元，印了 20万册，一上架就卖光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各个省市的报刊，八十多家新闻媒体单位争相报道此事，均是一片赞誉之声，如果当时有年度十大热词评选的话，《重放的鲜花》想必位列榜首。除了销量和社会效应良好之外，这一出版事件在人们心底激起的波浪也可谓汹涌，编辑部每天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有激动有喜悦有兴奋，有的地方甚至燃放鞭炮庆祝这一图书的出版。此后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几乎都将《重放的鲜花》之出版作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而载入史册。不仅如此，在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和文化部合编的《六十年文学大事记》中，《重放的鲜花》的出版被列入 1979 年的文艺大事中，足见官方权威对这本选集出版的重视和认可。《重放的鲜花》影响为何如此之大？用责任编辑左泥的话说，“因为它收选的作品，都是 1957年反右期间被批判的‘毒草’，有些作者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它的出版为这些作品和作者正名，成为编辑界解放思想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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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重放的鲜花》出版情况

1978 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恢复建制，出版业务逐渐恢复。是年，《文艺报》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为作家作品落实政策，为一批“十七年”被划为“毒草”的文艺作品平反。“获得平反的作品近七十部，但没有一部是‘百花时代’的作品”。当时处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全国的右派都还没有平反，政治风向尚不明朗。经过“文革”十年，，出版业几乎处于荒废状态，图书市场的荒芜让从事出版行业的编辑们深为痛心，所以，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初露思想解放的迹象，出版人便预感到属于出版的新时代来临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吴真在社内会议中提出，一些右派的作品曾经被打成“毒草”，这些人因为文学罹难，跌入人生的最低谷，但是历史证明，这些作品是优秀的，将他们的作品出版出来代表思想解放的信号，这个担子文艺出版社应该挑起来。乍一听，将右派的作品结集出版，在那时相当惊人，编辑这样一本书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同时面临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个想法提出之后，大家都很支持，社里决定出版这样一本书，具体工作落实到编辑左泥身上。

首先，收录哪些作品是摆在左泥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建国以来，文艺领域的政治批判不断，从《我们夫妇之间》、《武训传》、《海瑞罢官》，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革命集团”，再到反右期间的批小说“毒草”、“电影毒草”、“中间人物论”等等，范围之广涉及小说、电影、戏剧、散文、诗歌、理论等几乎所有文艺门类。被批判的作品不计其数，如果将所有被批判过的作品都重新出版，难度很大。按照左泥的初步设想，收录 1957 年“反右”期间被作为“毒草”批判的作品，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这部分作品数量也不小。编辑室讨论之后，将收录范围做了限定，仅限于发表在中央和省市级刊物上的，被公开批判且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小说、散文、特写，这样目标就小了许多。

接着，重新发表作品需要联系作者，然而，联系作者成了第二大难题。这批作家被打成右派之后，纷纷被发配边疆或者下放基层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有的已经平反，调回原单位工作；有的只摘帽不平反，仍就地工作；有的则下落不明。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要了解作家的情况，只能通过写信、打电话或者亲自去寻找，尤其是写信的效力十分有限。例如，为了找到《改选》的作者李国文，编辑部先找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了解情况，只得到模糊不清的回复：“原属全国总工会系统，好像是铁路方面的。”后来经过辗转打听才与李国文联系上。有人因为受不了折磨病逝了，比如方之。而有的则始终没有联系上。当时，凡是接到左泥的电话或者信件的作者都非常兴奋，因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大部分失去了书写的权利，更谈不上将作品印成铅字发表了。以王蒙为例，一封与左泥商讨作品修改细节的信件长达五六页，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批来往信件被左泥先生很好地保存了下来，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可以一窥作家身处那个时代的心态。后来这批作家和左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像王蒙、李国文、邓友梅、陆文夫等，新时期恢复创作之后的许多作品都经左泥之手交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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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工程

第一节 有关《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

《重放的鲜花》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赢得了声誉，打响了“文革”之后出版事业发展的第一炮，在作家、读者、编辑、批评家、文学史家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从中可以看出编辑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从当时的文坛现状来看，广大社会读者经过十年禁锢，对知识处于一种如饥似渴追求的状态，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但是作家的创作需要时间打磨和沉淀，加之思想上战战兢兢不敢有大的动作，新作品数量相对较少。于是，在社长丁景唐的带领下，文艺社的编辑们将目光主要集中在了两个方向：一是大量引进和介绍西方的文艺成果；另一方向则是按照选题影印或编选“文革”前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前者如创刊于 1979 年的《艺术世界》，后者则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的续编工程影响最大。

《大系》的续编与《大系》第一辑的重要影响密不可分。《大系（1917—1927）》第一辑出版于 1935-1936 年间，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年轻编辑赵家璧主持编选。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赵家璧目睹蒋介石政府提倡尊孔复古，全面否定新文学成果的现状，他担任文艺编辑经常发排左翼作家的进步书籍，他深感新文学的实绩正在被抹杀和被遗忘，因而产生了要整理和保存新文学史料的想法。在郑振铎、阿英、茅盾等前辈的帮助下，他很快确定好编辑思路，并在资料上得到阿英、郑振铎的全力支持，又得到鲁迅、胡适、郭沫若（因国民党政府禁止而替换为朱自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等新文学大家的鼎力相助，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大系》第一辑便与读者见面。《大系》包括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散文、戏剧、诗和史料·索引七个门类共十卷，由上述名家亲自编选并撰写两万字以上序言，最后由蔡元培作总序。赵家璧对图书的装帧非常讲究，原计划预售两千部精装本《大系（1917-1927）》，但书还没有出齐，预订量就超过了计划数，于是再版两千部。为了适应学生的需要，1935 年 9 月，又加印了两千部白报纸纸面精装普及本。

《大系》第一辑的完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一是较为完整全面地保存了新文学成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二是名家撰写的序言，从不同方面对所选作品进行评述，构成了最权威的多声部现代文学史，具有较高的文学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三是《大系》的编选标准，采用最初发表的报刊或最初出版的图书，具有保存历史文献的价值；四是《大系》开创的编选体例，按照小说、散文、戏剧、诗、理论等文类进行划分，为后世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所采纳；五是在时间分期上，以重要政治事件为标志，将现代文学划分为 1917-1927、1927-1937、1937-1949 三个阶段，也为后世所沿用，尽管后来文学史家在时间上做了许多突破性的尝试，但这一分期方法仍是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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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工程

一、前期准备工作

1950 年代末，时任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处长的丁景唐向文艺社社长李俊民及副社长蒯斯曛建议，创办“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计划和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刘金、周天等编辑一起影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文学期刊。在丁景唐的带领下，按照商定的期刊目录有计划地分三批进行影印，包括太阳社、创造社和“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文化总同盟”、“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社团组织发行的，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甚至仅有孤本的 40 余种文学刊物。如《太阳月刊》、《文化批判》、《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学杂志》、《世界文化》、《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文化月报》、《正路》、《文艺新闻》等。这批资料“基本上提供了左联前期上海作家逐渐左倾，以及左联、社联、文总刊物的大致面貌，给大学教师和研究工作者了解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历史，提供了较充分的资料。”此项工作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这批资料在日本及香港地区被反复翻印，成为研究第二个十年文学遗产的珍贵文献史料，也为八十年代续编《大系》第二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另外，上海文艺出版社不仅将目光聚焦在影印原始资料上，而且及时迅速地推出现代文学研究成果，试图以此来推动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开展。1960 年，赵家璧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调至上海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他的加入推动了现代文学史资料的大量出版。六十年代初，文艺社创办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设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共同组成较为完整的现代文学资料体系。自 1950 年代起,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楼栖《论郭沫若的诗》、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天鹰《1958 年中国民歌运动》等研究著作,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出版了钱谷融《雷雨人物谈》、李希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等重要研究著作。

1979 年，丁景唐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恢复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并创办了“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组成了一整套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系（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还在继续出版，其他的品种基本停止。）从资料积累上来看，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影印、重印、出版现代文学资料及研究著作，持续了十余年，已经具备续编《大系》的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备了续编的时代条件；编辑回到各自岗位，人员配备齐全，加之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有比较完备的学术梯队可以为《大系》出力；当时的时代氛围之下，亟需编辑开动脑筋推出新东西以满足读者的需要；现代文学第二和第三个十年的资料不易保存，老作家们纷纷离世，若不立刻进行资料的保存和整理，恐怕越拖将难度越大、损失越重。于是，丁景唐决定接过赵家璧扛过的大旗，动用全社之力，开始着手续编《大系（1927-1937）》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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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说界》：文艺百花园 .............. 19

第一节   微型小说文体的独立 ....................... 20

第二节  “留学生文学”引发的讨论 ................ 22

一、留学生文学的产生 .................... 22

二、《小说界》中的“留学生文学” ............. 23

三、《小说界》之外的“留学生文学” ............... 26

第四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作家、批评家的互动关系 ............. 29

第一节   小楼：出版社的暖心之举 .................. 29

第二节  谢泉铭：编辑与作家的情谊 ...................... 31

一、编辑队伍 ..................... 31

二、作家培养 ................. 33

第五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文学经典化 ............. 41

第一节   文学史书写 ........... 41

一、“重写文学史”热潮 ...................... 41

二、“现代派文学”与文学经典化 ........ 43

第二节   文学评奖 .......................... 45

一、文学评奖与文学经典化 .......................... 45

第六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文化热”

第一节 背景：“文化热”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派走上政治权力的中心，改革派的首要任务是对“文革”进行清算和批判，从而确立自己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新秩序。新秩序的形成需要重新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工作离不开人文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经济改革的阻力，有一部分必须在文化上解决，思想、政治都与文化有关”①，因而，改革派为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人文知识分子则为改革寻找合适的理论依据，同时在新的秩序下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以钱理群、王晓明、黄子平等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将新时期文学直接与“五四”新文学对接，他们借助于五四话语、人道主义话语和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重返启蒙的主位，掌握文化大权，掀起波及全社会的“文化热”。“80 年代往往被概括为一个‘文化’的时代，其突出的标志是 80 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华东师范大学方克强教授认为，“文化热是一个长期自我封闭的社会转向全面开放后必然出现的反弹性热潮。其显著标志，便是敏感的出版界纷纷推出各式各样的文化丛书，以满足这种欲无止境的社会需求。”

上海自民国以来就是重要的对外交流的码头，这里像一个超级大的信号收发站，新的思想新的潮流经由这里辐射全国，开放、包容、混杂、新潮是上海的代名词。就出版行业而言，上海编辑的敏锐如同长有触角，能从作家的细枝末节中发现无限种可能，往往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之时，就已得风气之先。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第一辑的成功，就是一个用敏锐与魄力写就的传奇。因而，“文化热”在八十年代刚刚兴起，上海编辑就迅速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且加以发挥，如创办《美学》、《文艺论丛》、《艺术世界》、《文化与生活》等刊物，出版《文化鉴赏大成》、《文学鉴赏大成》等大型丛书。这一时期，除了文艺社之外，多家出版社相继推出文化丛书，如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文化丛书”和“比较文化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文化新视野丛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民间文化研究参考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哲学丛书”，上海三联书店的“中国国土文化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面向世界丛书”等。这批以“文化为总主题的丛书，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展现了当代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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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回溯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十余年的出版历史，将其置于建国后文艺类出版系统中进行考量，横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文艺类出版社进行比较，纵向上选取 1980 年代，以 1985 年为界，1979-1985、1985-1992 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进行对比。从横向上来看，上海文艺出版社与其他文艺类出版社一起主动介入到“重写文学史”、“文学经典化”等主流文化事件中，共同参与和促进了文学经典化的转向。上海文艺出版社又与其他文艺类出版社不同。第一，在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建造小楼，为贫困中的作家送去最亟需的安宁；像老谢这样近乎殉道式的编辑角色，融伯乐、父亲、兄长、朋友等多重身份于一体，在对作家的提携和帮助上更尽心、更耐心、更用心，“老谢精神”成为人们缅怀八十年代编辑精神的象征符号。第二，“文化热”的东风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提供了全面发展的契机，文艺、文化、音乐各个领域的编辑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两部“大成”、两个“十大”、“书系”、“文库”、“大系”等此起彼伏，可谓风生水起。第三，《小说界》与同类期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收获》等进行比较，在八十年代显然竞争力不足。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创办较晚，刊物特色不突出，影响力偏小；其次，《当代》等刊物倾出版社全力创办，成为出版社对外宣传的一面旗帜，而《小说界》在人力、财力投资上似乎没有如此大动干戈。再次，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文学期刊普遍出现不景气的状况后，《当代》、《收获》等刊物有作协的政策和财力支持，加之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效益和上不封顶的稿酬诱惑，使得这些刊物可以冲破不景气的樊笼屹立不倒。《小说界》则只能独自面对商业化和网络文学带来的冲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挣扎求生。

纵向上来看，《重放的鲜花》出版，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人们从“极左思潮”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八十年代中前期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丁景唐老社长的领导下，思想上的包袱似乎并没有完全解下来，在全面开放的大环境中显现出保守的特点。编辑思路上仍然延续“文革”前的做法，出版社的出版方向集中在影印现代文学史料和出版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上，全社的主要力量用于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时期虽然创办了《小说界》，但创办动机较为被动，创办时间显得有些迟缓，刊物在这一时期的办刊思路不太明确，栏目设置上或观望或迟疑，缺乏策划意识，包括“《小说界》作品奖”，也是在全国各地文学奖纷纷设立的背景下设置的，显然有些平庸和滞后。1985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调整社领导班子，孙颙与江曾培分任社长和总编辑，孙颙支持江曾培，江曾培信任孙颙，一新一老搭档，社内气氛活跃，许多创意得到实践和落实。新时期以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响较大的出版举动基本上都诞生在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上，推出“文艺探索书系”、“小说界文库”、“五角丛书”等丛书；社办刊物上，《小说界》设置“留学生文学”专栏，并以上海为据点引发全国的讨论和创作热潮，刊物逐渐形成“敏锐·海派·包容·可读”的特点。举办全国微型小说大赛推动微型小说文体独立，《海内外通俗文丛》创办等；另外还有《故事会》的经营壮大也在这一时期。八十年代的文学界，无疑充斥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无论是编辑、作者，还是批评家，甚至读者，都想在这一片园地里纵横驰骋一番。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这一时期的出版举动，有的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的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有的默默无闻淹没在历史河流之中，有的则以顽强的生命力活在文学史里、活在读者（含作家、批评家等专业读者）心中。无论成功或失败，光荣或忍辱，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代出版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编辑事业大幕徐降，以略带感伤的色调镶嵌在文学的历史现场之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