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深处的人性悲歌——论刘庆邦小说的“酷烈”叙事

第一章 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作家写作

第一节 中原地域生存文化对刘庆邦创作的影响

河南地处中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如果说北宋之前河南因为多次是国家首都的所在地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繁荣发展的话，那么北宋之后，随着王都的迁移，河南就逐渐淡出了主流政治舞台，曾经的辉煌也渐渐成为尘封的历史。在由中心到边缘的历史进程中，“河南大势已去。无论政治还是经济，这都是一片被中国遗忘的土地。”当繁华不在，加之间或出现的战乱和旱涝等自然灾害，历史留给河南人民的则更多是苦难，饥饿。苦难、饥饿在直逼人的生存底线、挑战人性极限的同时，也激发了河南人民顽强的生存抗争精神，孕育了中原地区特有的地域生存文化。

“新时期”以来，在现代思想与传统意识的摩擦与冲突之中，“当代豫军的文学创作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点：对河南人民严酷的生存环境发出悲悯的叹息，对河南人民的封闭、保守、唯上等封建腐朽思想进行批判，对他们的朴实、勤劳、坚韧的人格力量进行赞美。”这些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当代河南作家的作品之中。李佩甫《羊的门》中开篇对平原上二十四种草的描写颇有意味，，这些草“‘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草性精神”其实暗喻了中原人民的韧性生存精神。阎连科《年月日》中的主人公先爷一个人在因为旱灾而村民纷纷逃离的荒芜的村庄苦苦坚守；在无边的田野对一颗象征着希望和生命的玉米苗用尽心力进行守护。他的无言的抗争和顽强的生存精神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也是对中原生存文化的一种诠释。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中讲述了在战乱饥荒的岁月里，河南人民为了能够活下去并没有像古代的叔齐、伯夷那样饿死不食周粟，而是“有奶便是娘”。叙述者冷静的诉说着：“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不可否认，这也是中原地区的一种生存文化，无意中也应和了当代作家余华在《活着》自序中所说的哲理性话语：“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当代河南作家不约而同的把笔指向中原地区曾经的苦难、饥饿，指向河南的生存文化，一方面固然是对历史的追忆和补白，对河南人民曾经的苦难生活的一种关注，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对中原地区这种在苦难和饥饿中孕育出的生存文化的一种理性思考。顽强的抗争和卑微而艰难的活着的地域生存文化背后是无法言说的伤痛和“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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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童年经验对刘庆邦创作的影响

童年经验是作家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制约作家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童庆炳认为：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童年经验作为一种体验更倾向于主观的心理变异。童年经验的这种性质对作家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显然，童年经验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对于创作题材的选择”，也影响着“作品情感或情绪的基调。”

对于童年时期的生活，刘庆邦曾不无悲情地诉说：“我是家里的长子，过早经历的亲人们的生死离别，给我的心灵罩上了一层阴影，养成了我压抑、向心、敏感、自尊和负责的性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年大饥荒时期，不满十岁的他便在饥饿的折磨中早早地感受到了生存的艰辛，他“吃过多种野草，多种树叶，还吃过榆树皮和柿树皮。我饿的变成了细脖子，细腿，鼓起的肚子像一层纸。”应当说，刘庆邦的童年是不幸的，父亲、爷爷、弟弟这些他最亲的亲人相继离世使他的内心变的孤独和敏感；饥荒、贫困的家境这些外在的因素又造成了他生活上的困苦和无奈；“文化大革命”使他从学校回到农村更是灼伤了他稚嫩的心灵。从此，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在农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庆幸的是，他的文艺天赋也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发挥，他写的稿子在村里的广播站通过喇叭传向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随后他又参加了村子所在的公社的文艺团队，代表公社去村里或者去别的公社演出，发挥并培养了他的文艺才能。

显然，刘庆邦童年那不幸的情感经历和贫困的生活使他产生了一种缺失性经验。“所谓缺失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质匮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抑郁、沉重。”学者童庆炳认为作家的童年经验特别是缺失性经验可以转化为作家创作的动力。“童年的缺失性经验寓含更丰富更深刻的人生况味，从而更能激发作家的想象力，鼓舞作家的创作热情。”事实上，刘庆邦的童年经验特别是缺失性经验对他的创作影响深远，在作品中不时地显现出来。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中，文凤楼村魏月明一家艰难困苦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作家刘庆邦童年生活的一个缩影，小说中的人物长河也明显有着作家自己童年时期的影子。刘庆邦在后记中说这部小说是对三年大饥荒时期他在农村的生活的一次记忆。在这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记忆和回忆中，童年经验于无意识之中已经影响了作家的写作。短篇小说《远足》、《拉网》、《户主》等小说中也都能看出作家刘庆邦童年时期的影子，童年的生活和经验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写作。或许正如他所说：“我之所以写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造就了我，是母亲培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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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断层”深处的人性裂变

第一节 从田野到煤矿，幽暗空间中那孤独的“舞者”

劳动空间的“断层”使煤矿工人在特殊的劳动环境中成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群体。他们在那黝黑的地层深处，“同样装扮的人结成一队，在那里进行神话般的‘舞蹈’，舞蹈的动作富有远古劳动的色彩，沉重而不屈，单调却强劲。”“特别是轮到上白天班，有时两头不见太阳，在井上睡觉时是黑夜，到井下挖煤时是比黑夜还黑的黑夜”。如果说黑暗给人的是一种孤独和压抑的感觉，那么地层深处那不可预知的直接威胁矿工生命的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等灾难则更让人胆战心惊。极端的工作环境使矿工的内心变得敏感、压抑和焦虑；矿上女性的缺乏使他们对异性充满了幻想、期待和渴望；不可预知的矿难使他们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有别于常人。应当说，刘庆邦敏锐地注意到了矿工这一特殊生命群体的生存世界，通过对矿工酷烈人性的展现，表达了他对个体生命和人性的关注和思考。短篇小说《走窑汉》中矿工马海州在妻子小娥被队长张清骗奸后，用尖刀捅向张清的心脏，之后被判刑。小说开始于马海州刑满释放后，继续在矿上挖煤而且和张清在一个班里。多年前的一刀并没有消除他对张清的仇恨，时间也没有淡化他心中的恨，反而助长了他内心的恨，马海州被仇恨的心理控制，仇恨使他着了魔，他所有的行动和生活的意义似乎都只是为了找张清继续复仇。他那阴沉冷漠的表情；怀里装着的故意让张清看见的尖刀；在黑暗的矿井深处幽灵般的出现在张清身旁的身影；一次次的直逼张清的心理防线。他断然拒绝张清主动和好的诚意，故意带着妻子小娥去找张清询问多年前那不堪回首的骗奸的过程，终于，在这酷烈而又压抑的复仇阴谋和行动中，张清的心理崩溃了，他自杀了。小娥在张清自杀后也跳楼而亡。其实小娥才是一个真正的受害者，她不仅承受着失去贞节后周围环境给她带来的压力，更忍受着丈夫对她的无情折磨和蹂躏；当丈夫马海州一次次的逼她重复她被张清侮辱的过程时，夫妻间的感情和情谊被消解殆尽，人性之变态和酷烈也悄然显现。真正的复仇者应该是小娥，马海州的越位复仇显然是对女性的漠视，是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观的再现，是为了维护他那可怜的尊严和虚假的面子，复仇手段的阴险毒辣也直指人性深处的酷烈。短篇小说《血劲》似乎和《走窑汉》形成一种呼应，如果说马海州是在传统伦理观念和男性尊严的驱使下展开强势的越位复仇的话，那么《血劲》中的矿工雄在面对妻子和屠夫的通奸时却显得如此的软弱和可鄙，雄的一步步退让和妥协换来的是妻子四真和屠夫秤锤更加肆无忌惮的苟合和对他的漠视。雄虽然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矿工，但是面对这种奇耻大辱，他也产生了仇恨心理，也想杀了奸夫或者至少给他一点厉害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好欺负的，可是就在他借酒壮胆寻找屠夫复仇的现场，却被屠夫秤锤那冷血残酷的杀狗动作和场景吓住了，他怕自己也像狗一样被秤锤杀了，他退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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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农村到城市，坎坷而又崎岖的生存之路

如果说城市意味着现代和文明而乡村象征着传统和愚昧的话，那么在整个世界日益现代化的今天，“到城里去”则成了一代代乡村人的梦想和追求。“成为现代人的欲望是一种原型，也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命令，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它是一种坚决的形式，其内容则是不断变化、无法确定的：自称现代并被接受为现代人的人，就是现代的。”然而，从农村到城市却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农民想要进入城市获得身份认同成为现代人却是如此的艰险和困难。

“新时期”以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变，其温饱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但是农民依然没有摆脱长期困扰他们的生存困境，这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有精神层面的困境。1980 年代，贵州作家何士光的《乡场上》中主人公冯幺爸这个有着阿 Q 性格的长期受压迫的农民，在梨花屯的乡场上对村中权力人物发出了抗议之声，让我们耳目一新，对新时期农民的人格主体性和生命尊严的重新确立充满了期待，但现实是复杂多变的，在纷繁的文化语境变迁中，农民摆脱生存困境确立自我的主体性却是如此的坎坷和艰辛。1990 年代，中原作家阎连科的《乡间故事》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乡村上层势力通过婚姻结成的复杂网状关系，“支书家的大姑女是队长的大儿媳，支书家二姑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支书家大孩娃又娶了经联主任的大妹子。……没办法，都是亲戚。都是亲戚！乡间就是这场景、这面貌。”这无奈的哀叹之中，暗示着农村政治势力和人情关系的复杂，也隐含着作家对这种权力网状的不满，以及对权力网之外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的担忧。“乡村上层势力依然通过各种方式编织一种新的威权大网，普通农民的权益依然受到侵扰，无法获得完整的生命尊严和完全的个体人格独立性。新的威权大网自然而又‘合法’地存在着，以至于成为没有具体结构目标的、无法突破的‘无物之阵’”。

在这难以突破的乡间“无物之阵”中，底层农民显然处于一种生存困境中，在政治层面，他们并没有真正当家作主，有形无形之中依然受到权力阶层的欺压和愚弄；在经济层面，除了维持基本的温饱之外，他们难以在传统的田间劳动中有大的发展；在文化层面，现代科学知识的匮乏，使他们依然受到传统封建伦理和礼教文化的束缚，依然有着承受苦难的宿命观念和顺民意识，也依然保留着“小生产者的蒙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的国民性格。但是，毕竟全球化的时代大潮已经到来，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力已经波及到了乡村并深深地影响了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无可否认，金钱正在逐渐战胜乡村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成为农民自我身份认同和存在感的重要依据和精神支撑。那些不甘于现状、力求摆脱生存困境的农民在时代大潮中纷纷踏上了离乡进城之路。他们希冀在城市赚到金钱以改变自己那卑微的生存处境，他们也更希望在城市获得身份认同，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当他们惴惴不安地带着希望来到城市，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的命运能够改变吗？当代中原作家刘庆邦敏锐地注意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民离乡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严肃而理性的思考。无论是小说《到城里去》、《我们的村庄》、《回家》、《相遇》中在城市底层谋生的农民打工者形象，还是小说《家园何处》、《兄妹》、《回来吧妹妹》、《东风嫁》中在城市出卖肉体谋求生存的农村女性形象；抑或是小说《找不着北》、《说换就换》、《钓鱼》、《榨油》中在城市家庭中从事劳务工作但依然是农民身份的城市保姆群体；在这些小说中刘庆邦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离乡进城的城市农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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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酷烈”人性的思想向度................ 23

第一节 生存困境中人性的异化.......... 23

第二节 对历史的追忆、补白和理性思考............... 26

第三节 对当下现实的批判性思考.................. 30

第四节 对生命的深度叩问.................. 36

第四章 “酷烈”小说的叙事特点................ 40

第一节 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的叙事效果................ 40

第二节 极端化叙事策略.................. 42

第三节 酷烈语言的叙事特色.......................... 43

第四章 “酷烈”小说的叙事特点

刘庆邦说：“我的创作谈不上有什么别的主义，所走的不过是现实主义的路子。”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关注着社会现实和曾经逝去的历史，作品中不论是对当下现实的敏锐感知和思考；还是对曾经的历史的追忆和反思；亦或是对酷烈人性的书写和批判；都表现的比较客观、真实、有深度。审视作家的酷烈小说以及在小说中所展现的酷烈人性，在叙事层面，本章主要从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极端化叙事策略和酷烈语言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节 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的叙事效果

在叙事作品中，视角作为“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它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按照热奈特的划分，叙事视角可以分为三种：“非聚焦型视角”（也就是托多洛夫所谓的“叙述者>人物”），“内聚焦型视角”（即“叙述者=人物”），“外聚焦型视角”（即“叙述者<人物”）。在传统的叙事作品中，主要采用“非聚焦型视角”，也就是全知叙事：“叙述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述：既可以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以透视人物的内心”。显然，全知叙事这种无所不知的叙事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真实性，也制约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因而受到了许多现代小说家的质疑。于是在现代性的叙事作品中，出现了限制性叙事视角，“叙述者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人物不知道的事，叙述者无权叙说。叙述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轮流充当。限制叙事可采用第一人称，也可采用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又有内聚焦和外聚焦之分。内聚焦叙事视角的特点是：“不管叙述者显现为人物还是隐身于角色之内，其活动范围只限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只是转述这个人物的内心活动，通过这面屏幕来反射外在的人和事。”外聚焦叙事视角的特点是：叙述者一般很少介入到故事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叙述者所了解的情况少于剧中人物，如同局外人与旁观者。”显然，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更倾向于外聚焦叙事，这种叙事视角的采用避免了叙述者那种无所不知的叙事给读者带来的那种虚构的感觉，也避免了叙述者过多的主观情感的投入而使作品显现出自传倾向而削弱作品的客观性，从而可以较为有效、客观的描述人物、场景和事件，产生一种真实的叙事效果。刘庆邦在他的小说叙事中主要采用了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他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真实的、客观的叙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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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说：“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更好或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和令人赞许的。应当说，刘庆邦是一个有着“道德意识”的严肃的小说家，他无意在小说中直接进行道德判断和说教，而是把那酷烈的人性之恶展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酷烈小说中对酷烈生存环境的描写、对酷烈人性的书写，也浓缩着作家刘庆邦深厚的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人性何以如此酷烈？人性还有希望吗？刘庆邦从生存困境中的困难、饥饿，人性中的物欲、权欲、性欲，国民性中的愚昧、麻木等层面解读了酷烈人性的成因；同时他又肯定了人性之中爱的光芒从未熄灭，即使是在苦难的茫茫黑夜之中。刘庆邦对现实是不满意的，他以批判的姿态在酷烈小说中思考着曾经逝去的历史和当下的生活；吟唱着“断层”深处那无尽的人性之歌。酷烈的人性是如此的让人紧张、压抑、甚至让读者对人性的沉沦感到失望乃至绝望，但是刘庆邦并没有把读者引向绝望。因为他不是一个绝对的“性恶论”者，他认为人性中有恶的成分，但他更相信人性中有善良和爱的存在，他期待和希望着生命的“应然”状态。所以他的作品中总是在不经意间闪现出爱的耀眼的光芒，即使是在那充满苦难、仇恨、欲望的酷烈小说之中。正是人性中善良和爱的存在，让我们对生活和生命又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人们可以在文学中寻找到温暖和力量，这就需要人性的光辉可以穿透无边的黑暗，并展示个体在黑暗的人间的挣扎和突破。”如果说在酷烈小说中刘庆邦尚能让爱的光芒穿越酷烈人性那黑暗的阴影而闪闪发光，那么在他展现人性美、人情美的柔美小说中，爱的光芒更是有了普照大地和众生的意义。他说：“我想通过我的写作，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心灵得到慰藉，对改善人心起到一点促进作用。”正是这种对人性严肃思考的姿态和作家心中那对善良和爱的坚信，使刘庆邦的酷烈小说“深入到人类情感的最深处，体验着人性的一次次不经意的颤动，记录着人们内心无处诉说的恐惧和寂寞。它诚实、自省，拥有意想不到的智慧，它最终像一把刀子插入了现实之中，剖开黑暗的绝望，释放的却是美好、温暖而无限飞跃的声音。”

刘庆邦说写作已经成为他生存的一种方式，是他和世界建立联系并企图抓住世界的一种有效手段。或许作家苏童的这段文学告白不经意间也道出了刘庆邦那隐秘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想法：“小说写作完全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产方式。对我来说，我是通过小说把我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就像音乐家通过音乐、政治家通过政治，其他人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与世界联系起来一样。”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