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与民初工业化：中国金融秩序的司法调适（1912-1927）

发布时间：2016-05-02 20:43

引   言

早在清末，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特别是中国通商银行创立前后，盛宣怀等人就进行了对比研究。民国时期，经济学家比如马寅初等，多曾比较钱庄、票号与新式银行的组织制度的优劣。近人郑亦芳，将钱庄的组织制度与中国新式银行比较，认为上海钱庄的内部结构与管理方式，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的观念，难以与新式银行比肩。在中国的经济形态尚未现代化之前，钱庄固可因应自如，然而一旦传统经济形态产生变迁，则钱庄欲以股旧的组织形态与管理方式，与新式银行一争雄长，显有力所不逮之处。上海钱庄具有累积资本、创造货币（庄票与汇票）、促进国内金融流通的功能，促进外贸、工业、商业发展的功能，即已具备商业银行的大部分功能，只是范围较窄。就票据清算、货币兑换率（洋厘）及市场利率（银拆）的订定权等方面观察，则上海钱庄甚至具有中央银行的功能，因为一般先进国家的票据交换清理、货币兑换率的订定，以及市场利率的决定，均为中央银行的职责与权利。近代中国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研究。如李婧把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时点作为研究的起始点，严格限定以股份公司制的近代银行为研究范畴，因而没有涉及传统中国金融组织方式的股份合伙制，也不会深究为什么会有从股份合伙制到股份公司制的演变，以及如何转变的这一在近代金融组织法中颇具价值的中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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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初金融秩序的建构、解构与不确定性

第一节   金融秩序的建构

停兑令得到在京的中、交两行执行，因而信用尽失，大幅贬值，无法兑现。政府发行民国七年短期、长期公债，以整理中交两行钞票，并见丝毫成效。1920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又以北京钞票自停兑以来，金融阻滞，公私交困，需要整理为由，发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债 6000 万元，以海关收入盈余作抵。其中，2400 万元，用于财政部清理京钞押款，以及拨与交通部赎回抵借现洋的京钞；3600 万元，交内国公债局发售，专收京钞。自 1920 年 10 月 1 日至 1921 年 1 月 31 日，为发行公债期间，期满之后，所有前项停兑之京钞，无论公共机关或商业机关不再有授受，并不准再有行市（即京钞为投机对象）。其有不愿购换债票者，得向北京中国、交通银行分别换取定期存单，利率、期限与公债相同。1920 年 10 月至 1921 年10 月，共计收回销毁中交两行钞票 34081142 元，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北京中交两行恢复了兑现。

第二节   金融秩序的解构：财政本位

就铸币而言，财政部、造币厂和中国银行，譬如一公司，财政部为资本者，银行为营业者，造币厂为制造车间。制造车间，并非营业机关，只就物料成本，专司制造；至于成本盈亏，自属于资本者计算并负担的事项；制造品的销售，自属于营业者的职责。铸币权既然属于中央政府，铸币盈亏应由财政部负兜底责任，不应让造币厂、中行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和损失。但是，财政部无力向造币厂稳定、持续地提供铸造资本和事业经费，依靠中行提供铸本，不能不依靠除收取铸本六厘之外的铸造盈利，维持运转。因此，造币厂也无可避免地具有营利动机。造币厂向银行请求供给铸本，随时议价定铸，但因市价高低无定，银行不敢多铸，而造币厂以铸本无出，遂不能继续兴工。有时造币厂自由售卖新铸银币。

第三章   校准货币尺度：以立约时货币市价为准 ...................... 123 

第一节   大理院对各种货币作为价格标准的校准 ............ 123
第二节   大理院校准货币作为价格标准的原则 ........ 137
第三节   校准货币尺度的判例要旨和解释的效力 ............... 138
第四节   简要评价 .......... 141 
第四章   维护金融信用：制度化与标准化 ..................... 143 
第一节   维护银行信用 .......... 143
第二节   维护货币信用................ 158
第三节   对票据标准化的规范与引导 ........... 165
第四节   维护外国短债和内国公债信用 ..... 175
第五章   抑制高利贷：违禁取利之旧律新义 ............... 178 
第一节   违禁取利条律的溯源及其正当性 .. 178
第二节   违禁取利条在民初的时代意义 ............ 180
第三节   解释和适用违禁取利律 .......... 189
第四节   平政院适用“月息不过三分”规定 .............. 199 
第五节   违禁取利规则的适用效果 ............ 202

第六章   放开金融市场：买空卖空的驰禁

第一节   关于买空卖空的法律冲突

1891 年，证券业西商成立了上海股份公所，实即上海证券捐客公会，已具交易所的雏形。1905 年，根据香港政府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又正式开办了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以上两西商组织一直营业至民国时期。日商也在上海发起设立交易所，一家在美国注册，由日人联合中美资本家，共同组织。另一家为日本政府特许设立的上海取引所股份公司。两家均以证券和纱花为交易品物。前者发起在先，而迄未成立。后者于 1918 年冬开业，1922 年下半年亏耗至 706 万余元，1927 年初宣告停业清理。事实上，以上西商和日商的交易所中，也有中国商人参与交易。1913 年 3 月 15 日，日本关东厅颁布《大连重要物品取引所规则》，日本官营的大连取引所成立，即以大豆、豆饼、豆油、杂粮等大宗满蒙特产商品为交易对象的期货交易所成立了。1921 年，日本商人人在天津设立了天津交易所，对金票（日本的朝鲜银行兑换券）进行期货和实物的交易。中国商人在钱商会所内亦将钱钞交易独立分开，成立了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

第二节   大理院对买空卖空的解释

大豆及其加工后的副产品豆饼、豆油，是东北的大宗出口商品，期货买卖十分活跃。契约成立之后，由于客观情势变更，使得不可能完全履行，经商人之间协商，发生了很多变通的方式。但是，也有以买空卖空为由，以逃避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的。 大理院明确不能以立契后的事实倒推契约目的，防止泛化买空卖空。比如，五年上字第七四六号判例：1914 年许仲祥与孙翊臣订立定期买卖连饼契约。许仅对 1914 年的契约主张属于买空卖空，而对于 1915 年六折结货、退换成票事实则极端否认，并不主张其也属于买空卖空；孙则主张 1915 年已有退换成票、改为六折结货事实，不属于买空卖空。再如，八年上字第一二九八号判例中，奉天开原县的吉子峰，向西丰县的于献卿的商号现买豆 70 石，约定 1914 年旧历 11 月 15日交货，到期于不交付，遂起诉讼。吉主张以买入和卖出的价额计算赔赚，其亏赔，系由实行买卖而来，与初意仅在计算市价差额以定输赢不同，不能认定为买空卖空。原审认为系约定价格，比较交付时价格为胜败，显系买空卖空，因此吉不能请求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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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民初中国的银行立法，试图建立产业本位的完整银行体系，以各类银行去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然后对重点产业进行低息放款，实为“旧邦新命”必由之路。但是，由于政府迫于维持自身运转以及军费开支的需要，发行大量国内公债，许以高息，并以较为稳定的税收作为还债基金，采用抽签的方式分期偿还，此类政府公债收益率不低，风险很小，因此，，各类银行争相购买公债，并没有把资金投放进产业发展之中。即政府不得不尊重市场，以较高利率去发行公债。产业本位的银行立法，可谓“口惠而实不至”。这就导致了所谓的中国诸银行的“商业银行化”。银行与产业分离，产业发展只能靠银行以外的直接融资。正是这种格局之下,抑制高利贷对于中小城镇、农村地区的商业、农业发展有其突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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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41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