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中的“野性思维”

第一章 “野性思维”之探寻

文学创作，若从社会生产活动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生产，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它称作“艺术生产”。有史以来，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主客体相统一的活动，生产的主体与被生产的客体，二者缺一即不能称之为生产。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它是“人与世界即主客体间的特定关系的反映”。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他在审美地反映客体方面，具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然而他在选择创作对象，对客体进行加工剪裁的过程中，都要从实际出发，以生活为依据，以自己生活其中的现实环境作为参考。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客体的时候反过来又受到客体的制约。沈从文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他生活在特殊的地域文化之中，他选择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客体，必然会受到他所参与其中的生活、环境、传统的制约。

第一节 对沈从文“野性思维”的追根溯源

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物质文学和精神产品由三个要素决定，种族、环境和时代。同时他还说道，“一个民族的生长环境对那个民族的性格形成具有绝大的作用，同样，这样的自然环境对那个民族的文学也产生着绝大的影响。”我们不能说环境和置身其中的感受主体会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但环境对沈从文创作的重要影响，尤其是自然环境对他思维性情潜移默化的熏陶，湘西题材的作品是最好的见证。

童年时代的沈从文任性不羁，喜爱自由，对乡村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想法逃避一切外在的束缚，去同一切自然亲近，去亲近那个有魔力的乡村世界。自然的一切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东西。“我的心总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中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自然对他有无限的吸引力，他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这本大书，他亲自去聆听，专心去看，他对这本大书有无限的钟情。“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地方尽我检选一种，直到如今我还觉得不必看这本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该去读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这本大书里包罗万象，容纳了穷尽一生都学不完的内容。湘西世界的山川风物、人事风情、民风民俗，以及花草虫鱼鸟兽等等尽收其中。

湘西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貌，作为钟灵毓秀之地自古以来就深使文人墨客叹为观止，重峦叠嶂、翠峰如簇，奇山异水、奇花异草，秀色可餐。地处内陆，地势偏远，人烟稀少，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为这里涂上了一层荒蛮、野性的特色。沈从文曾在《湘行散记》中说“两千年前，那个楚国逐臣屈原，若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两千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了。”屈原若不是为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触动，有感于自然景物的瑰奇秀丽，就不会有《九歌》这经典的作品问世。可见自然的熏陶对作者创作的影响，从这我们可以见微知著。沈从文那些毫不吝啬笔墨，描摹湘西的篇章深受自然影响毫无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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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野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结合

湘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风貌，多山水、多林木，沟壑纵横，以致于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人类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相对比较微弱，人与自然处于和谐状态。湘西封闭、半封闭的社会状态，必然会使它的发展与历史无法保持一致的步伐。就是这原始、半原始的湘西，成为了沈从文写作的偏好，“常人经验以外”，“化外”的风俗、景观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无疑属于二十世纪所兴盛的原始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原始主义文学的兴起与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大量输入了以人为本的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在二十年代受过五四余波影响并进行创作的沈从文，在作品中极力表现着人性美，赞扬着人的自然本性，诉说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在非科学理性的影响下，在作品中深情地俯察未开化人的喜怒哀乐，以一种野性的思维方式，结构作品中人物的思想与行为。同时他又面对现实，理性地思索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己的异化现象。他自由地游走于现实与想象中，通过“野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结合，创建了一个灵魂可以栖息的世界。

人类创造了现代文明，依赖于现代文明而又受现代文明的制约。现代文明下人成了物质的奴隶，机械、死板，在物质利益的压榨下，人性的活力被榨取殆尽，冷漠、自私、虚情假意，并且一代一代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些贫血体弱的女孩子，什么也不明白的就活到这世界上了，工作两点钟就歇息五分，休息时一句话不说，就靠在乱茧堆边打盹，到后时间到了，又仍然一句话不说到机车边做事。”这就是现代文明理性的时代对人性的压抑，原始生命力完全萎缩，剩下的只是机械地残喘于没有温情的世界，沈从文亲身经历了现代物质文明的社会，人情存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身处那个理性的时代，使他能够清醒的以一种理性思维的方式来看待这人间的冷暖。在他都市题材的作品中，主人公们几乎都处于一种心理疾病的困扰中，生存的艰难，性的苦闷，使他们痛苦、哀怨、神经质，在生之苦闷中想到以自杀的方式了此令人痛苦的残生。他的这些作品，鲜明地折射出现代理性社会中文明人所面对的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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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野性思维”之建构

任何生产活动，都是生产主体的人对作为其生产对象的客体的活动，二者不可或缺，否则，生产就不复存在。主体按照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来创作客体，客体在影响主体意识的情况下又按照主体的思维顺势发展。湘西人民的传统的历史文化，在沈从文的身上也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无形中积淀了下来，培育了他的神化了的“形象思维”。他凭着这种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对这种积淀加以改造和利用，以这种神化“形象思维”即“野性思维”作为工具来结构作品，于是他作品中充满了浓郁的神巫色彩，原始浓厚的自然气息，还有那些特异的习惯和程式。通过对文本中这些客体的人类学分析，可以去发现“野性思维”在现代湘西特有的存在形式，它附着于这些客体之上，随着客体的出场而出场。本来处于化外之地的湘西原始乡民身上就承载了野性思维的因子，当他们走入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时，经过主体有意识的勾勒涂抹，那种原始的野性意识更加凸显。

第一节 “神”之存在依然如故

“与我们社会的儿童和成年人的思维比较，‘野蛮人’的智力更象儿童的智力。”在人的智力机能中，人的右脑主要是控制人的想象，而左脑主要是进行理解和分析。孩童时期，人的想象力比较发达，而理解和分析的能力较弱。儿童社会经历比较少，思想意识比较单纯，主体思维无需受社会经验的主导和支配，在拥有自我主体性的前提下，精神更多地处于想象世界之中。现实的人事哀乐、沉重与苦闷，在他们的意识中是缺席的，他们无需通过成人理性的审视观察，去理解分析人情冷暖和世事沧桑，天真活泼生命的元气因缺少现实的压抑而显得蓬勃。

原始湘西世界中的人物，他们在“儿童思维”方式下畅游在那个虚无飘渺的泛神的世界中，人神和谐，被动地求生让位于主动自为的生活。他们那些原始的宗教、制度、习俗等精神产品，看似是自我意识虚幻浪漫想象的结果，却将他们与自然长期共存中那些对现象的观察与反省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这种精神产品或以集体表象等的隐性形式或以口头相传等显性的形式代代相因，使部落民族成员自始至终对其怀着尊敬、崇拜、恐惧等这些非理性的情绪因素。若在成人智力机能中，通过理性的理解分析，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这些带有唯心色彩的精神成果是站不住脚跟的。而原始湘西人民以一种古朴的眼光在“野性思维”这种思维智力机能的支配下，通过非理性的判断，醉心于对各种主客现象的漫无边际的想象，营造了一个人神共存，人与自然契合的世界。因为这单纯的心智结构，使这些化外之人在“外人”即现代文明人看来显得愚昧、野蛮、落后。弗雷泽曾经明确地说过，思维进化与物质进化一样，“简单的东西”往往在时间上领先。然而若把它套进思维领域，这似乎并不可靠。“野性思维”较之“文明思维”“原始”得多，然而它却并没有简单多少。就像在语言学领域一样，有些欠发达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与文明世界所通用的语言相比，是及其复杂的。因此“野性思维”下原始人民的思想与行为有着我们理性思维难以理解的深刻内涵。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中，对“野性思维”支配下化外之族的奇风异俗、奇人异事进行了大量描写，对这些进行文化人类学分析，会发现沈从文所表现出的并不简单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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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物社会关系的简单性

在原始质朴的湘西社会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与现代都市文明下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冷漠化、多样化大相径庭。简单的社会结构下这种简单的社会关系，是与他们那原始状态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偏疆僻地，文明发展相对缓慢，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原始的狩猎采集、简单的农耕仍然在继续。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原始的那种洞居习惯、以物易物的方式仍然存在。我们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可以发现，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虽然商品经济在一些较大的码头、集镇有所发展，但在多数湘西土著居民头脑中，并没有明确的商品观念。相对原始状态下的社会生活使这里的社会关系具有着一种独特性。沈从文在小说中基于湘西现实土壤对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关系的精心编织，是他在整个现实社会状态下对人与人关系的一种理想企盼，希望在良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能够熔铸出一个新的民族。

在二十世纪初的湘西，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中，不存在什么氏族组织或是大家庭制度。但是一个个小乡村、小寨、小堡、小镇等社会组织机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却像原始部落氏族群体一样。在这个群体内，尤其是偏僻山乡那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下的社会群体，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组织成员之间有很大的凝聚性，文化变迁缓慢，群体内部的社会秩序和各项无形的制度，不是靠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法律或契约的形式来维系，而是依赖于各种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部落习俗等。这些都是原始乡民依据他们的自身经历、生活体验以及自然现象而具有的共通的思维趋向。通过阅读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作品中的人物都像是置身于以单个小家庭为主的大“族群”之中，没有等级、阶级关系，自由平等、嬉笑怒骂。小家庭以婚姻为基础，一夫一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除却丈夫、妻子和他们的子女，其他亲属也可加入。而在村、寨、堡、镇等大家庭中，他们通过经济、宗教以及其他的权力与义务相联系，更多通过传统节日和“部落”的活动如祭祀仪式等增加接触的机会，也可以通过可变的、多样的情感相集合，如爱情、亲情、友情、尊敬、恐惧等。在他们的社会结构中，道德律令、法律规范的权威被弱化，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无形的权威“神”的掌控之下劳动生活。没有大的价值利益的冲突，在小误会、小波澜中，人们之间也没有忌恨报复；即使有仇恨也是公平解决，公平下不排除有流血毙命的可能。自然之下一切都是自然的关系。这种自然下的社会关系是远离现代物质文明下“另类”思维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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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野性思维”之文化隐喻...........38

第一节 非时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38

第二节 对抗现代文明异化的“良方”............42

第三节 一种“文化模式”的建构...........46

结语...........50

第三章 “野性思维”之文化隐喻

自幼成长的文化环境造就了沈从文的“乡下人”思维，使他对于湘西民间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这些乡间文化元素成为他心智活动中永不枯竭的源泉。他的湘西题材作品构筑了湘西民俗风情画，借助民风民俗展现出人性中的真善美。他作品中湘西“文化模式”的建构，既承载了湘西边民清新刚健、粗犷豪放的生命情趣与活力，同时还暗含着一种文化隐喻的象征色彩。这种隐喻性，一方面体现出沈从文自由主义的人生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城市理性主义和封建正统主流文化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湘西“文化模式”下塑造出来的美好人性，契合了沈从文重建民族人格和理想人性的愿望。

第一节 非时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

小说情节的发展除了依靠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外，时间也是约束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情节的发展可以表现为一段时间的延续，时间的堆积可以产生意义。而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对于时间的表现基本上是不着痕迹的。在湘西小说中，人物都是相信造化、服从命运的，时间本应该是体现命运变化的显在形式，然而在文本中时间却处于一种潜伏的隐性状态。湘西小说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时间意识，既是对野性思维中时间性特点的反映，也是沈从文在现实基调上的有意安排。小说中流露出一种与原始时间意识暗合的时间意识。

在现今的思维意识中，时间是直线式以秒、分、时等时间单位向前推进一去不复返的。而在早期人类社会，并没有明确地通过具体的时间信码来表示时间的意识，人们还无从把握那种开放性的且无限延伸的线性时间的特点。他们只是根据季节的循环往返、万物的荣枯规律、自身的生老病死，形成了一种简单模糊的时间观念。虽然原始先民的社会采集、狩猎巫仪、岁时礼仪、丰产巫仪等也体现了时间变化的动态性，但是这些仪式仅仅是野性思维意识中混沌蒙昧的历时性的时间观念的表现。而且这蒙昧的历时性观念，当面对原始巫术思维、万物有灵观念、超自然神秘力量等各方面的深刻影响时，就会向共时性发展。原始先民各种仪式的举行就体现出历时性与同时性的纠缠，各种仪式“它们表现于历时性中，但它们仍然依据同时性，因为举行仪式这一事实就相当于变过去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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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丰富多彩的风俗、信仰、习惯和制度等，作为精神产品是反映人思维变化发展的宝贵资料，通过它们可以来了解人类的心智特点，了解原始未开化人的思维方式。沈从文湘西小说反映出的原始乡民的具体精神文化特质，即让我们看到了“野性思维”的具体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文本中通过对“野性思维”方式下原始乡民精神产品、行为方式等的展现，为我们了解沈从文独特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追求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野性思维”离我们越来越远，未被驯化的状态也逐渐走向驯化状态。但作为思维的遗留现象，“野性思维”依然存在且又与“文明思维”相交织，片面地影响着人们的头脑，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在湘西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区域民族的“文化模式”中的那些具体的文化特质，像习惯风俗、思想方式，以及人们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认识方法，它们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野性思维”的遗存，反映出“野性思维”在现代湘西人们思维方式中的残留。从小生活在这种独特的封闭环境中，沈从文的意识中一定程度上积存着野性的思维的因子。而他在作品中通过对一系列精神文化的反映，建立起一个与现实湘西相似的模拟式的“野性思维”系统。这里的“野性思维”是一种未被现代文明驯化的思维，它代表着人类初始阶段的朴素生活，追求人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沈从文湘西作品中描写的那个以现实为基础的边民社会，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那个时代土著文化独立存在的一个坚强堡垒。湘西社会中的这种独特的文化样式，在沈从文的思想意识中是肩负着独特的社会功能的。

纵观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通过对湘西人民的生活态度、处事原则、交往方式、民风民俗的描写，一方面既展现出了自由随意的生命形态和真善美的人性；一方面又展现出了湘西边民的淳朴民风在封建正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理性主义入侵下走向崩溃的命运。他的作品中，既有对封建文化的影射批判，又有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讽刺贬抑。沈从文在小说中，通过模拟式的“野性思维”建构起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表达了他自由主义的人生追求和以此来塑造国民美好人格和健全人性的愿望。这同时也体现出了对富有野性的民族文化的重铸、对全新意义的民族种群形象建立的时代理想。使整个中华民族强健起来，在新鲜血液的滋养下，在世界舞台上争取自己的权利。沈从文的艺术创作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书写，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难以磨灭的艺术价值，而且在时代生活中也具有着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