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独大政党体制与有限政治竞争：新加坡政治模式分析

第一章民主与有限政治竞争

民主问题始终是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不同时代的学者基于各自的价值关怀与方法论倾向而有不同的关注。将民主与竞争放在一起讨论是旧问题的新解读。所谓的旧问题是指当民主从“人民的统治”这一原初含义演变为熊彼特所谓的程序式民主时，选举就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核心环节，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围绕选票争夺不可避免会处于竞争状态，因此，在现代代议制民主下，政党竞争就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并经由政党竞争来推动并实现民主社会的政治运作。

第一节民主与政党政治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民主的理解和使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其中既有价值判断上的转折，也有语意上的概念偷换，民主的流变伴随着政治学说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民主并非从一开始就与政党政治相联系，二者从语义源头来看甚至毫无关联。“民主”和“政党”两个词汇无论是词性褒贬亦或词源语义，在漫长的社会政治演变中都发生了近乎根本性的转折。真正将民主与政党政治联系起来是在代议制民主产生之后。因此民主、代表、代议制、政党、选举式民主将是理解民主与政党政治的关键要素。下文将梳理民主概念的演变历程，分析政党政治与民主的关系。

一、民主理论的流变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菲利普·施米特所言：“民主这一词语作为一种贬值的通货在政治市场上流通, 犯有大量罪行的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占有这一招牌并把它贴于自己的行为之上；学者们则正相反, 犹豫而不愿用它, 因为前面没有加上合适的限定词时它具有太大的模糊性。”这一评语充分表明了民主理论的复杂特质，若要在正确的角度使用民主的概念，首先有必要对民主理论的流变加以简要的梳理。

（一）古典民主理论：“人民的统治”

古典民主理论发源于古希腊雅典民主，从词源学意义上概括是指人民的统治，这也是公认的古典民主的本质含义。学术界对于“民主”的研究成果丰硕，事实上，讨论西方政治价值或者政治体制等话题都离不开对于“民主”的思考，这些研究或是梳理其词源学上的渊源，或是讨论民主在政体上的实现形式，亦或思考民主的价值判断。总之，民主研究已成泛滥之势。虽然现在讨论古典民主理论有难脱窠臼之嫌，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对于民主的后续思考必然不能绕过古希腊的古典民主理论。对于什么是民主，我们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先贤那里找到很多的讨论，但是，就对民主一词的古典意义上的陈述还是以伯利克里的那篇著名演讲最具代表性。伯利克里在演讲中指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在解决个人争端的问题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优先推荐某人去担任公共职务的时候，推荐他的原因不是由于他是特定阶级的成员，而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真实才能。只要具有为国家服务的能力，没有人会由于贫穷而在政治上一文不名”。因此，可以看到，在这里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成为了民主的根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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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政党竞争关系样式

政党间通过竞争，争取选民选票支持，以期获得执政权是政党政治的本意，因此，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就成为政党政治的常态。但是，这种竞争关系如何呈现？传统的政党研究倾向于关注选区划分、竞选技术等问题，而少有学者就竞争的程度问题进行类别讨论。本节将从政党制度类型划分入手，研究政党间竞争关系样式并继而分析不同的竞争关系对于民主的影响。 

一、政党类型与新加坡政党制度的定位

要考察政党之间的关系样式，首先需要对政党制度本身的样式或类型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每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因为其发生、演变的历史环境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性，因此，政党制度种类繁多而复杂。在进行政党制度的分类研究上，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标准给出了种类庞杂的政党体制分类，试图以某种简化的框架解释复杂的政党现象。这里仅简要介绍几类影响较大的分类研究。

早期的政党类型学倾向于从政党的数目入手进行分类，因为正如萨托利所说，“政党的数目是高度可见的元素，他提供了自然的切入点并且反应了政治的真正世界性标准”。这一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迪韦尔热，他按照政党的数目，将政党制度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简单地以政党数目进行的分类有其优势，就是上文所说的高度可见，为政党研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分析思路，因此对其后的政党研究影响很大。

这种倾向于政党制度形式上的简单分类因其过于简单而难以解释复杂的政党现象，并因此引来了学者的批评。其后，学者开始在简单计数标准之外寻找新的考察维度。

萨托利作为政党体制研究的集大成者,综合了简单计数标准并以“竞争”为主线设计自己的政党体制分类模型。萨托利的工作的第一步是规定了计数规则，即哪些政党能够被纳入政党制度类型的考察或者说“哪些政党是相关的”。他给出了不计入计数的两条规则：联盟的潜力和讹诈的潜力，前者与该党组成交易联盟的潜力相关，后者则与其对定位于执政的政党的竞争方向的影响有关。在给出了进入政党类型研究的政党标准后，萨托利对于政党制度的类型进行了分类。这里使用萨托利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的一副图表来进一步说明。如图 1-2 所示，萨托利将其提出的 7 种政党政体的型首先从是否属于竞争性制度类型的角度将政党制度分为竞争性制度和非竞争性制度。然后，他又将前者分为粉碎型多党制、极化多党制、温和多党制、两党制、一党优势制；将后者分为一党制和霸权党制。关于图 1-2，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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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新加坡有限政治竞争的发展历程

分析新加坡有限政治竞争的发展历程不是单纯的历史性描述，笔者更倾向于去寻找对这一发展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性要素，并尝试分析这些要素是如何彼此作用并影响新加坡现代政治模式的形成。作为一个中长期历史时段的中观层面的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以其特有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

第一节从多党竞争到一党独大：有限政治竞争的初步形成

“在现实之中，任何制度都起源于一个已经充满制度的环境之中，新制度起源于新环境为旧制度所带来的危机”。新加坡建国至今有 50 年的历史，但上溯历史，独立建国前新加坡有 150 年的殖民历史，殖民时代形成的制度群成为此后新加坡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讨论 1954 年人民行动党的成立之前，有必要对此前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制度架构，尤其是其中主要的几个政治力量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国家的形成与政治体制的构建

新加坡历史久远，有传说的记载可上溯至公元 10 世纪。此后，新加坡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不断发展。16 世纪开始，，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新加坡也成为殖民统治所关注的对象。181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莱佛士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开启了此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史。新加坡官方将 1819 年作为其追溯历史的开端，并正式承认莱佛士为新加坡的创立者。此后新加坡的历史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并且独具特色。借助时间线我们可以大体勾勒新加坡历史进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

图2-1简略描绘了新加坡自1819年成为殖民地直到1965年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过程。这期间新加坡近 150 年的殖民地历史以 1942 年-1945 年日本占领时期为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殖民发展时期，从 1819 年到 1942 年。这一阶段新加坡和多数其他英属殖民地一样，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政治运作形态主要是按照英属直辖殖民地管理的惯例，由英王派总督全权负责殖民地事物，总督之下设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协助管理。期间行政会议、立法会议的成员构成、工作方式、相关法令规定等经历了多次波动，但总体的权力格局和殖民地管理方式没有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是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借助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新加坡的地理优势和国际贸易战略意义日渐凸显。同时，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殖民地内部也存在着包括种族矛盾等在内的各种问题，但是整体上没有明显的和成规模的殖民抗争运动。英国的统治被视为顺理成章，并且殖民地人民相信借助英国的统治，新加坡的安全能够获得保证。

第二节稳步发展：1968 年到 1981 年

将 1968 年作为新加坡有限政治竞争进入稳步发展阶段的起始，是因为自1968 年新加坡大选开始，人民行动党始终占据国会多数席位（参见第二章第一节表 2-1），新加坡政党竞争格局稳定地保持着有限竞争的态势。直至 1981 年安顺补选时,工人党候选人惹耶勒南胜出,进入国会。打破了人民行动党对于国会议席的完全垄断。自此开始,每届国会中都有反对党议员并且在数量上整体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因此 1981 年是新加坡政党制度发展的一个关节点，标志着反对党对于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挑战正在不断积聚。但是即便如此，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地位以及有限政治竞争的格局并未受到根本威胁。

1968 年到 1981 年是新加坡稳步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经过不断的制度完善，致力于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以及政治上一党独大体制的巩固。这里限于篇幅难以对这段时间内新加坡制度建设的诸多方面进行详尽介绍，仅选择与新加坡有限竞争格局的维系相关的内容进行说明。

首先，人民行动党致力于推动新加坡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推动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此来强化巩固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1968 年到 1981 年是新加坡发展的黄金时代。对于 1965 年在新马分离后独立建国的新加坡来说，最迫切的就是经济民生问题。建国之初的新加坡经济严重依赖转口贸易，但是新马分离使新加坡失去了广阔的市场腹地。新加坡政府在外籍经济顾问的建议下开始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凭借国际港口的天然优势，新加坡政府引入了大型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工厂，并加大力度引入外资，使新加坡在短时期内快速发展成为金融中心和国际交通枢纽。新加坡政府的努力使得 1968 年开始大量外国投资者涌入新加坡。从相关数据上看，新加坡在 1969 年就成为英联邦最繁忙的港口，1972 年成为东南亚的转运中心，1973 年成为全球第三大炼油中心，1975年跃升为世界第三大港口。经济上的腾飞带来了新加坡社会整体的发展。到1970 年左右时，“新加坡几乎实现了全部就业的状态，有些门类的人力还供不应求”2。在经济发展之外，新加坡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加快城市建设。1964年新加坡开始启动“居者有其屋”计划，以国家补助帮助公民购买房屋。1960年建屋发展局初建时新加坡居住公共住宅的人口占比为 9%，到 1975 年上升为42%，而到了 20 世纪末，有将近 90%的人口居住在公共住宅。此外，新加坡政府在国民教育、环境整治、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上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快速发展使从建国初期贫穷、动荡、落后的情况下走出的新加坡国民感受到了生活质量的切实提高。这些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为人民行动党积累了极大的绩效合法性。从而使人民行动党在 1968 年到 1981 年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和新加坡有限竞争的政治格局在这一时段内得到了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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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新加坡有限政治竞争的制度框架 ....................... 71

第一节人民行动党的自身建设 ...................... 71

一、精英的选拔与培养 ......................... 71

二、党员的约束与管理 ............................ 73

三、政党的组织与建设 ...................... 74

第四章新加坡有限竞争的政治价值基础 .................. 89

第一节新加坡主导政治价值 ..................... 89

一、实用主义 ............ 89

二、精英主义 ..................... 91

三、国家主义 ............ 94

第五章新加坡有限政治竞争的价值、挑战与启示 ............ 112

第一节  新加坡有限政治竞争的价值 ..................... 112

一、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 ................... 112

二、政治资源的集约使用 ................. 114

三、行政效率的最大化 ....................... 116

第五章新加坡有限政治竞争的价值、挑战与启示

新加坡作为一个自然资源贫乏、国土及其狭小的城市国家，自 20 世纪中叶独立建国以来，迅速从贫穷落后的状态实现了经济上的高速腾飞，被冠以“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奇迹”等称号。并因其独特的价值文化、政治体制等因素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作为新加坡政治体制的一大特色，有限政治竞争模式对于新加坡的国家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新加坡奇迹”是有限政治竞争模式下创造的奇迹。在本章，笔者将会梳理新加坡有限政治竞争模式的价值及其在新时代所遇到的一系列挑战，同时将分析有限竞争对于后发展国家民主政治的启示。

第一节 新加坡有限政治竞争的价值

有限政治竞争模式下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表现出许多优越之处，下文将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政治资源的集约使用和政策的连续性等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

对于政治秩序尤其是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新兴国家的政治秩序问题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观。这里将从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观入手讨论有限政治竞争对于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价值。

亨廷顿与李光耀分别从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两个方面肯定了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没有泛泛讨论西方的民主以及其他制度的优越性和可需借鉴性。相反，亨廷顿基于对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发展的现实观察而非常有创见性地抓住了“政治秩序”这个核心的问题。他认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采取何种政府形式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确立政府的权威和政府的统治能力，亨廷顿提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这一观点同李光耀的国家发展观念是相一致的。李光耀在建国初期面临的是贫穷积弱、社会动荡、前途未知新加坡，因此，在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当选为执政党之后，李光耀始终最为强调的是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他按照对国家前途的重要性将政治、经济和安全进行了先后排序，政治稳定始终被视为一个前提性的保障。李光耀认为“在混乱的政治局面下，要争取那些教育水准不够的人民支持，往往得靠情感，而不是理性的辩论。结果，选出新政府之后，它也无从兑现所许下的诺言。人民在失望之余，暴力行动就发生了”。因此，稳定的政治能够使选出的政府获得相对更大的施政空间，而不被选民所轻易左右。李光耀的执政理念始终以政治秩序的稳定为第一位，这也是他在面对来自西方对他进行“权威主义”统治的质疑时加以反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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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立意之初源自对民主评判标准的再思考，正如文中曾经指出的，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在政治发展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的判断标准及其实现形式问题。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下伴随着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和经济争夺而成为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对于民主及其实现形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妄图强加一种特定的模式往往导致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霸权主义和现实政治上的混乱。因此，对于民主的评价需要另辟思路，这也是本文最初的设想出发点。

在今天大规模政治体中，不管对于民主如何评价，都不能否认民主从其实现形式上看离不开选举制度。选举从本质上说是不同政党间竞争选票以求获得执政权的活动。那么民主从实现形式上就简约为政党间的竞争活动。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对政党间竞争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通过不同类型政党竞争样式的讨论来分析不同的政党制度，继而分析民主的实现形式及其评价标准问题。因此，可以说不同的政党竞争样式为思考民主的评判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政党间竞争的类型可以分为没有竞争（或者说非竞争、无竞争）、有限竞争、无限竞争和无序竞争。完全的没有竞争和缺乏基本宪法体制框架的无序竞争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已经不是主流，因此讨论的重点就集中在有限竞争和程度更为激烈的无限竞争二者之间。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相较于有限竞争，无限竞争存在着诸如非理性选民带来的不良政策选择；政策缺乏连续性；可能增强社会的分裂倾向等方面的问题。而有限竞争则呈现出更好的表现。这里选取了新加坡案例来进行说明。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属于有限竞争类型。通过文中的分析笔者认为，新加坡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这种有限竞争的政治模式是其中一个关键性要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