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比较
1 国民性主题的思想探索和文学表达
18、19 世纪的欧洲,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主要论题是民族关系和民族主义的探讨,是将整个民族作为整体研究,这为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这一过程中 nationality 一词逐渐发展起来。国民性思想在文学的表达上,包含了作家所处时代和自身经历的生命体验和感受、作家心理情感状态和作家的审美倾向的基调三个方面。
1.1 国民性主题的理论界定
在早期的国民性概念的阐述过程中,西方思想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着手对国民性理论进行界定。如孟德斯鸠在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就提出了自然环境对国民性格决定论的观点,而英国思想家休谟则强调制度习俗与塑造民族性格的关系,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则认为国民性格与种族论有关。这些观点,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虽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可以说,国民性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个社会的生活条件模式会促使其社会成员形成某种独特的人格模式。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会产生其特有的“社会性格”,即“众数人格”。
众数人格是指在社会文化中人们共同具有的心理特征。众数人格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常见普遍性:国民性是一个社会所常见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众数人格结构所反映的就是在任何社会中,多种不同的个体人格特征里存在频率较高的那一种。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这种人格是“与现行社会制度和价值最为相宜的”基本人格结构,包括性情、气质、人际关系等方面,他们使个体在行为和心理上最大限度的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容。其二是相对持久性:国民性不等同于行为的社会规范性,它是稳定而抽象的,能够反映出每个个体稳定的个体特征,如性格、心理、自我认识等,从而才能反映出自身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影响。所以,在我们看来,国民性是指“一个社会群体中具有众数特征的、相对持久稳定的人格模式和特征”。
1.1.1 “民”与人的存在价值的思想认知
在国民性概念的研究当中,研究者们大致分为两位大的立场,即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唯名论者充分肯定个人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是一个真实的不容忽视的独立存在,所以必须要重视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我国在对国民性概念的引入,是近代学者为了揭示国民的精神痼疾,力求唤醒沉睡的国民,救亡图存。所以,在国民性概念的引用上,是站在了唯实论者的立场上。19 世纪中叶以后,在不断扩张的海外殖民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步进入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时代。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古老的中国面对着西方的尖船利炮,被迫纳入到了世界体系。在晚清的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启蒙运动中,中华民族的现代“国民”意识才有所萌动。“国民”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子民”、“ 黔首”等概念范畴。1895 年,严复在《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中论述了民智、民德、民力的重要性,“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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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同的国民性主题建构的思想基础
鲁迅与老舍在国民性主题建构的过程中,都试图唤醒国民的主体意识,摒弃国民愚昧苟安的落后心理。但是二人作为启蒙者,在启蒙大众的过程中必然体验到国民大众在因袭已久的封建思想的包围下,启蒙者被国民排斥的无力感和挫败感,这也是鲁迅与老舍小说在国民性主题建构中共同的思想基础。
1.2.1 作家生命体验的痛苦: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
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的建构,都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二患交伐”的民族忧患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处于民族危亡、历史转折境遇中的鲁迅与老舍都意识到了改造国民精神、确立新型民族性格对中华民族存亡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以后,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展缓慢,思想上也无法在社会取得立足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进入了政治革命阶段。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君主专制政体。鲁迅最初对辛亥革命抱有热烈的希望,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与封建势力的反扑,鲁迅在一次次失败中越感失望,并且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不能单纯的局限于政治的变革,最主要的是对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进行改造。鲁迅在致力于国民性思想批判的过程中,深切而痛苦的体验到,接受了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国民大众,不仅麻木愚昧,而且骨子里已经形成了暴虐的本质。长期病态的生活已经让“铁屋子”里的大众习惯了凌辱偷生的奴隶生活,启蒙者无论努力地去打破这铁屋子,企图唤醒这些将要窒息的人们,所换来的不过是庸众的嘲笑和埋怨。于是,鲁迅在经过了长达多年的历史沉思,通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对国民麻木愚昧的精神病态和造成这一现象深刻的社会原因,进行了生动且深刻的艺术反映。只有改变中国国民精神,才是中国政治革命的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无独有偶, 1930 年,老舍从新加坡回到中国。回国后的老舍发现,30 年代的中国依旧封建黑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各路军阀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进行割据战争,满目疮痍的中国可谓生灵涂炭。同时,老舍接触到了更多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看到了他们在黑暗社会现实中艰难生存的境况,也洞察到畸形的中国社会中懦弱苟安、愚昧麻木的民众精神状态的根源: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造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病态和中国国民精神的病态。面对严酷的社会现状和黑暗的社会力量,老舍决定以文学为武器来改造人生。老舍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在沦陷为半殖民半封建的老中国里,只有通过以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才能保证国强民安。老舍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从人道主义来表现了市民阶层生活的艰难,更是站在了国民批判的角度上,抨击了不合理的黑暗社会制度和国民思想中的劣根性,并积极探索着社会与民族的出路。1931 年至 1936年,老舍创作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赐天传》四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老舍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并寄予了作者对重塑理想国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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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思想批判的理论主张
鲁迅和老舍对国民性主题的批判站在了不同的文学立场上,鲁迅站在了精英文学的立场上,将改造国民性与立人思想紧密联合起来,结合对封建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和自身深切的生命体验,对国民思想中卑怯、自私的劣根性进行了露骨地批判。老舍在对国民性主题的理论主张的表达上,继承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主题,但其在思想和艺术表现上,并没能达到与鲁迅比肩的高度,老舍以“写家”自居,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和平民文学的立场出发,对国民性弱点和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也饱含着挽歌的情调。
2.1 鲁迅:个人主义立场的国民性思想批判
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独异性在于,他着眼的对象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要为国家做出贡献、实现民族的觉醒,更是要呼唤个体生命的自然觉醒,实现有价值的人生。“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改造思想,首先是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对峙中为‘人’的现代转型中寻找到了个人主义的根柢,以此为价值根基来批判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改造国民性的根本指向是个体的人的解放。”鲁迅所提出的“人国”理想,不仅是现代社会理性秩序下的国家制度概念,还是将个体生命自由置于首要位置,即“人国”是内在的具有“生命的人”的外化形态。
2.1.1 “立人”与“立国”的思想立场:“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在日本宏文学院之时,便以“立人”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起点,并始终将“立人”和国民性改造统一起来思考。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当时鲁迅最为关注的三个问题是:“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他的病根何在?”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地提出了“立人”思想,一言以蔽之——“尊个性而张精神”。
“尊个性”,是以人的个性为基点,是具体的人。在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中,自由的个体,摆脱一切束缚的独立的个体,被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鲁迅强调要发扬人的个性,否定对人的一切内外强制的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必须“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要做到“人各有己”,就要“个性解放”。 鲁迅以“个性解放”为理论武器,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发起了猛烈地攻击,并对长期在封建制度统治下的国民的奴性心理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和批判。中国国民病态精神的根本所在,正是缺少激发人的生命活力的品格,国民劣根性的种种表现,如无操守、卑怯、冷酷、麻木等等,其根源皆在于人的“生命意志”在中国历史、政治中所遭到的无情压制。
“张精神”是指个体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鲁迅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为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愈明”,才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仁”、“礼”、“忠”、“孝”价值关怀的束缚,构建起现代人自身的价值理想,并在面对着现实人生中,有着主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当人的精神世界越强大,就越能摆脱外界对他的制约,个体的生命也就越有价值。如果人的个性与人的主体意识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将有利于作为个体的人真正的体悟到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以此来摆脱外界强制规范对人精神上的束缚,彻底地走出被他者奴役的状态,进入到生命的自由状态,从而实现个体的精神的自由。总而言之,鲁迅的“立人”思想不仅要把作为独立个体的“人”从封建社会的压迫中解救出来,还要把人的精神从专制文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主体意识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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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老舍:市民文化立场的国民思想启蒙主义
老舍是一位文化型的作家,在对于人的解放方面,他不同于鲁迅对老中国儿女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的尖锐的批判。老舍是站在文化启蒙主义的立场上,以北京市民文化为立足点来参与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建构。
2.2.1 “酱缸文化”与“官本位”文学的反思
老舍将北京文化称为“酱缸文化”、“官本位”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市民,身上带有着“点头哈腰”、懦弱愚昧的奴性,也有着见钱眼开,媚上欺下的市侩气息。同时,老舍出于对北平和北平人民的深情厚爱,又对北平文化中积极方面表现出的留恋,使得老舍对国民阴暗、狭隘的卑劣性格和文化心理并没有进行深入理性的批判,而是以温和宽厚的姿态表现出了对这些底层市民的理解和同情。
老舍曾提到:“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的快乐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①老舍作为土生土长的北平人,老舍不但对北平底层的小市民生活和三教九流都谙熟于心,而且自身也深受浓郁的老北平文化的影响。老舍能够清醒理性地认识到,北平市民世界是一座具有超强藏污纳垢能力的大酱缸,里面容纳了北平市民善良勤劳、热情大方的性格优点,也包容了其因循守旧、怯弱苟安和逆来顺受的国民性格弱点。老舍除了对国民性格中的优势之处给予赞美之外,也集中对国民性格中的劣势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并进行了批判。此外,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也是北京文化的主流。身处皇城根儿脚下的北平市民,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沾染了浓厚的官派品格,大多都把当官发财当做一种人生理想,即使理想没有实现,也自诩为“无官也有三品”之荣。老舍在文学作品中,对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官样”的追求进行了嘲讽,也对北平市民这种对正统封建统治阶级官宦权利的尊崇进行了讽刺与批判。但是老舍对北平文化情有独钟的偏爱,导致了老舍在对北平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反思中相对温和。
有学者评论老舍的文学启蒙思想是“通过表现中国人感性、理性和意志的多重沉落,唤醒国民鲜明尖锐的心理感受,摆脱板结枯死的状态,使他们认识到清醒坚宽的理智和坚强主动的意志是何等珍贵和重要,使国民在理智和感性上都活动起来,使人和社会都获得生机。”老舍小说的表现对象大都是普通的市民阶层,如城市中的科员、教员、人力车夫等,这些形象身上都带有着传统市民所共通的文化心理特性——懒散、怯懦、官本位意识浓厚。老舍在对这些小人物消极阴暗的文化心理描写过程中,并没有对其身上的弱点进行尖锐地抨击,而是以温和的姿态去叙述小市民生活的辛酸,让读者自行去体味出文化积弊对自身的危害,从而达到启蒙的效果。由此可见,老舍的启蒙方式是人道主义式的、平民式的。
当然,一直从文化角度去思考国民劣根性的老舍,由于始终立足于文化层面的社会批判和国民批判,缺少了对社会整体的宏观理解。老舍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负面效应对中国国民在心理和性格上造成的影响,他对“熟透了”的带有浓厚的封建传统色彩的老北京文化,给予了批判。同时,老舍在批判旧文化和国民性的同时,又积极的张扬着我们民族中积极、正能量的一面,从而想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中,寻求改造国民性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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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迅与老舍小说国民性主题的不同书写 .............. 31
3.1 “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的形象系列书写 .......... 31
3.1.1 封建宗法制度下的鲁镇农民与“平凡世界”中的北平市民 ............. 31
3.1.2 五四时代的“生命觉醒者”与民族危机中的侠义中国人 ................. 33
3.2 “老中国的儿女们”的人物性格描摹 ................ 34
3.2.1 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与祁老太爷式的“庸人哲学” ................ 35
3.2.2 “狂人”式的独战多数与祁瑞全式的务实勤奋 ........... 36
4 鲁迅与老舍小说国民性批判主题的艺术表现 ..................... 43
4.1 叙事视角的灵魂审视与自由变化 ........................ 43
4.1.1 鲁迅小说第一人称“我”的内在叙事 ................ 43
4.1.2 老舍小说全知全能视角的客观性叙事 ............... 44
4.2 叙事结构的创新性实验与传统化运用 ................ 45
4.2.1 鲁迅小说“一篇有一篇的形式”的新形式创造 ............... 45
4.2.2 老舍小说时常翻新的中国古典传统叙事模式 ............... 46
5 鲁迅与老舍小说国民性主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55
5.1 国民性主题研究的意义 ..................... 55
5.1.1 国民性主题选择的经典性价值 .................. 55
5.1.2 国民性主题研究的不朽性意义 ............... 56
5.2 “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深度和文学自觉 ................... 57
5.2.1 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殊途同归的现实批判和自我反思 ........... 57
5.2.2 新文学现代性启蒙历程中相辅相成的张力和动力 ....... 58
5 鲁迅与老舍小说国民性主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在中国,建立在国家意识基础上的国民性主题发端于晚清时期。在国家危亡之际,致力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重要性。
20 世纪初期,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举起了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将“立人”与国民性改造作了同一性的思想,实现了国民性主题在晚清时期的超越,开阔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即把发展人的个体精神的自由作为“立国”的根本。而且,鲁迅的“立人”思想,恰与《共产党宣言》的论断是根本相通的,代表着 “未来时代的精神”。
5.1 国民性主题研究的意义
20 世纪初,鲁迅吹响了文学启蒙的号角,担负起重塑国民灵魂的重任。鲁迅以实现人的现代化,关心人的生存境况,追求人的精神解放为目的,通过“立人”而达到“立国”。
5.1.1 国民性主题选择的经典性价值
时至今日,国民性主题仍旧有着很强的生命力。首先,,国民性思想仍然是当代作家重要的精神资源。张福贵曾经作出过如下的判断:“我们必须把鲁迅思想价值的高度概括性和它长期的适应性以及产生的超越性作为一种经典性的价值,这才是我们当下研究鲁迅最迫切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借鲁迅来言说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自己。”在当代作家中,王蒙、史铁生、张炜、张承志、莫言等作家的小说中,都表达出了作者对民族精神的关注和国民性格的批判,我们能够感受到当代作家们与鲁迅之间的对话。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魅力,依旧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导航,对当今肩负着社会责任感的精英文人起到标榜的作用。
其次,国民性主题还有着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实现现代化”和“发展就是一切”是这个新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在当代,作为一个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永远批判的“真的知识阶级”,会追随着鲁迅的步伐追问:这是什么样的“现代化”?什么样的“发展”?裘沙先生在他的《鲁迅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化偏至论>》里,分析了中国曾经有过的的几种现代化发展的模式:一是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挖取国家的基石,这是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里曾经批判过的的“奴才的破坏”;一是大跃进时期,践踏科学精神的群众性的狂热;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鼓吹精神万能的群众行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发展模式让中国真正的现代化进程走了巨大的弯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旧的价值观的瓦解和新的价值观的确定。改革开放时期,在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同时,也产生了个人私欲膨胀,社会价值失范的危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鲁迅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有着本质的相似。在19世纪西方大工业文明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将文明的理解加以物质化。鲁迅指出,19世纪文明的发展“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①也就是说,在鲁迅认为,物质的极速发展,会使得社会思想异化,使人失去性灵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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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通过对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比较,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自晚清国民意识的发端到鲁迅在小说中对国民性主题的建构,以及受惠于鲁迅之风的老舍、萧红、张天翼等作家对国民性主题延续的重大意义。
国民性主题一直到当代经久不衰的原因在于,其思想上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现实性,是指“作家在其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真实程度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倾向,它与真实性、深刻性、准确性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凡具有较强现实性的作品,都在真实、深刻、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价值判断与思想倾向。鲁迅与老舍的小说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目的,剖析了国人现实的生存状态,揭露了国民灵魂深处的弱点及其社会原因,这无疑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超越性是指,国民性主题的建构是站在在社会发展的立场上,从宏观上对国家、社会、文化进行思想,以现代价值标准为准则来确定“立人”思想。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立人”的目标——物质的富裕与国家的强大,必须是在保障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为基础的,否则,人就仍然不能摆脱精神被奴役的状态。因此,改造国民性主题不仅适用于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时期,而且对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具有影响。
时至今日,国民性改造思想与当下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而且鲁迅探索的“理性的人性”对现代人格素质的培养仍有着现实的意义。恰如郁达夫所说:“当我们看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于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住了古今与未来”。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41915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wenshubaike/lwfw/419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