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视域下的汉赋研究

第一章赋的地理渊源与汉赋的地理表现

第一节赋的文体渊源及空间转向

“赋”作为一个与比兴相关联的文学概念可谓渊源久远，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汉代郑玄、南朝刘勰与钟嵘、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等人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观点逐渐累积，构成了作为文学表现方法的“赋”义基本内核：赋是一种与比兴相对应的表现手法，它以铺陈直言为基本方式。

但文学范畴内的“赋”除了作为与比兴并列、与表现方法相关联的义项之外，还是文体的名称。为行文方便起见，我们姑称前者曰赋法、后者曰赋体。赋法与赋体之间是否有渊源关系？学界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是赋比兴研究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该书对赋的语义流变作了清晰的梳理，作者认为“赋”“比”“兴”原来大概和“风”“雅”“颂”一样，都是乐歌的名称，这种说法打破了传统的六义“体用说”的分野，与《周礼》“六诗说”遥相响应。不过朱著着眼点总以对《毛诗》的关注为主，文中解释“赋”“比”“兴”的本义亦皆针对它而论。对于一些与赋相关的概念（如赋的文字本义、赋法、赋体）间的内在关系，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朱自清先生还认为：“说赋是诗的别体或变体，与赋比兴的赋义便无干了。”这一观点否定了赋体之名出自《诗经》“六义”之赋法的观点。但朱自清先生只是附带言及，并未对此加以论证。此后，又有一些否定赋法与赋体关联的观点，如褚斌杰《论赋体的起源》，李伯敬《赋体源流辨》，金木生《赋体清源》等。

赋法与赋体的关系问题牵涉到先秦两汉文学发展演变的很多具体因素与内部肌理，特别是涉及到诗、骚、赋三体文学发展过程中其文体内部要素之因革损益的具体内容。

实际上，古代学者并未将“六义”的赋、比、兴局限于《诗经》，如朱熹《楚辞集注》每章系以赋、比、兴，祝尧《古赋辩体》、刘履《风雅翼》皆用朱子之法，以赋、比、兴冠诸各章。这种方法为理解先秦两汉“赋”之衍变迁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朱熹等人的做法并未普遍地被后人接受，陈廷焯曰：“子朱子于楚词，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刘履《风雅翼》也受到这样的批评：“汉魏篇章强分比兴，尤未免刻舟求剑、附合支离。朱子以是注楚词，尙有异议。况又效西子之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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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汉赋的地理铺陈探源

汉赋与地理联系紧密，它既受地理影响，亦注重对地理加以赋写，并以地理铺陈的形式呈现。是对某一地理区域的诸地理元素进行表现，这种对地理元素加以铺陈的特点在中国古代文体中是独树一帜的。汉赋对地理的铺陈并非始于汉赋本身，而和汉赋的文体生成一样源远流长，对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很有必要加以特别的追溯和梳理。

汉赋的地理铺陈可远溯到三代的贡赋制度和《尚书·禹贡》。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左传·昭公七年》又曰：“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臣下封疆而治，并向君主贡奉土地所产，这是政治权利取得经济利益的基本方式。不仅贡赋的品类有定制，《左传·僖公四年》所载齐桓公伐楚，其理由是楚国没有按定制向周室贡奉缩酒的包茅，从中可见遵守贡赋定制的严肃性。此外，各地的封疆广狭、河山形态、水陆交通、土宜物产皆有专门的记录与掌管，此即“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的贡赋制度。其时制度详情已难悬测，幸而从《尚书·禹贡》里还是可以看到大概。《禹贡》述天下九州，每州的位置、河湖山泽、田地等级、土宜物产、水道交通均有具体记载。其中最详细的是各地的物产，诸如植物、动物、矿物等，不忌品类繁多而逐一罗列，即是用铺陈的方法，赋与铺陈的关系体现得很明显。比较一下《上林赋》，它铺叙上林苑的宏观地理形势，再逐一铺写其中的山水、草木、游鱼、禽兽、宫馆等，亦极繁复。把《上林赋》的地理描写与《禹贡》铺陈方式相比，可以看出二者明显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作为文学作品的汉赋更注重其表现效果，所以更其踵事增华、铺陈详尽，但二者铺陈的特点是完全一致的。铺陈而外，《禹贡》的地理特征更是不言自明，以致历来将它当作地理著作来对待。作为贡赋制度体现的《禹贡》成为地理著作，这是由贡赋天然的系地特性决定的，所以，我们不排除《禹贡》与汉赋的地理铺陈之间可能有关联。晋代左思写《三都赋》还特意指出“任土作贡、《虞书》所著”的这一古制，借此来强调大赋著述须依其本、据其实，这也是对汉都邑赋系地特征的重申。

由于贡赋的重要性及其相关活动的多元复杂性，贡赋产生了一系列的义项，它至少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贡之物，它们会在敬献时陈示于王庭；二是所贡之物的目录清单；三是对贡赋各方面进行规定的制度。此外，还有与贡品相关的祭祀活动，即将所贡诸物陈献于神明之前，在此过程中还有一系列的祝祷歌舞等仪式，这些活动包含了铺叙贡物记述向铺叙文学转化的契机。《周礼》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②这里将赋与风、雅、颂并称，显然具有诗体的意义，由此可证此处的“六诗”，是指六种诗歌体裁。由上所述，作为六种诗体之一的赋体诗，与贡赋记述的铺叙方式有相似之处。赋被抽象为一种铺陈直言的表现方法，这种方法又普遍地存在于《诗经》之中，《毛诗序》改称《周礼?春官》“六诗”之名为“六义”，赋作为诗体意义的内涵已有淡化的趋势，至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提出“三体三用”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将风雅颂当作“诗之异体”，将赋比兴当作“诗之所用”，“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解释成为通识，赋所具有的诗体意义便被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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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七发》与汉初藩国

第一节枚乘与汉初藩国版图

枚乘其人，《汉书》有传。枚乘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 140 年，字叔，淮阴（今江苏淮安）人。为吴王濞郎中，文帝时，吴太子入京，与皇太子饮博相争，为皇太子所杀。吴王濞由是对朝廷心生怨隙，稍失籓臣之礼，称病不朝，欲反。枚乘上书陈述利害，加以劝阻，陈言甚切。吴王不纳，枚乘遂奔投于梁孝王刘武。吴王濞联合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举兵起事，枚乘又致书劝其罢兵①，仍不纳。七国之乱平，吴王等败死，枚乘因而扬名天下，景帝召拜枚乘为弘农郡都尉。枚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名士交游甚乐，不愿为郡吏，遂托病辞官，复奔梁孝王。枚乘富于文才，为梁园宾客之冠。孝王殁，枚乘仍归故乡淮阴。武帝为太子时，久闻枚乘声名，及即位，枚乘已年老，便以蒲轮安车征召枚乘入京，不幸死于途中。

《汉书》载枚乘生平极简括，留下了大量空白。虽有学者曾就枚乘生平进行探究，希望将其生年及其它重要的时间节点进行确证，可惜仍以悬测为多，坐实颇难。其实，从时间的角度来考证而外，对其生平进行空间地理上的分析也是一种极有益的尝试。枚乘一生主要活动是以诸侯门客的身份进行的，要从空间地理上来研究枚乘，首先须对汉初的封国格局进行大致的了解。

我们今天常说的“封建”，其本义是中央王朝分封诸侯，建立邦国以为屏藩。周灭商和东征以后，曾分封同姓和功臣为诸侯，这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王朝应对危亡、绵延国祚的能力，封建由此成为制度而传之后代。秦始皇统一全国，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汉初封国，虽曰惩秦之弊，封建屏藩，以为王朝羽翼，但实际情形则有不得已的一面：汉初诸侯皆是助刘邦夺取天下的重要力量，，在天下平定之前已经各自拥兵占地，形成割据之实。所谓分封，实是对已经形成的割据现实的承认，这也是使这些力量迅速安定下来的现实选择。故分封同时又兼采郡县制度。在这种建制下，汉廷直辖部分郡县，又以部分郡县分属诸侯，可以说，这是皇帝与诸侯分治天下的格局。这与周代中央王朝直辖的王畿地区狭小的情形不同。

要清晰地理解汉初的形势，须对其时中央与藩国的版图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汉书·地理志》是我们了解其时地理最重要的依据，《汉书·地理志》主要是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的郡国格局（部分是成帝元延末年的情形），此时上距汉初开国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诸侯与中央势力此消彼长，封国迭经裁撤，郡县隶属屡有变迁，情形纷繁复杂。而今天所见的《汉书·地理志》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均是对某一历史时期郡国形势的反映，不能表现相关诸侯国在汉初这一时段的变迁情形。好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人做了，此即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不过周氏成果是综括一代的研究，具体到与枚乘关系密切的吴国、梁国的具体情形，仍要稍作辨析，以下是根据周氏的结论结合《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及汉志、谭图对相关形势进行的简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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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七发》题旨——藩国的幻梦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⑤。清丁晏辑《枚叔集》则录有：《柳赋》、《梁王菟园赋》、《临灞池远诀赋》（存题）、《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七发》及《杂诗九首》。这些作品录自《汉书》本传、《西京杂记》、《文选》、《艺文类聚》、《古文苑》中，赋作仅《七发》、《忘忧馆柳赋》、《梁王菟园赋》三篇①，后两篇的真实性还需进一步确定。《七发》则是最受推崇的作品。

作为汉赋的经典篇目，《七发》被认为是汉大赋的开山之作，奠定了汉大赋的体制。这一概括论述忽略了《七发》基于藩国地理条件下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渊源，并未揭示《七发》的本质特征，忽略了《七发》的主旨精神。《七发》的基本面貌还须重新论定。

一、《七发》独特的藩国内涵

《七发》与此后的汉大赋在一些基本方面并不一致。班固《两都赋序》中有一段著名概括介绍西汉大赋创制的盛况：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这段话详述了西汉前期文化繁荣与辞赋创作，对武、宣、元、成时期的创作群体及辞赋内容风貌进行了描述，其创作群体中没有提到枚乘。今天我们似乎很容易给出合理的解释，一是《七发》并非赋体，二是因为枚乘死于赴京的蒲轮车中，这导致了枚乘并未加入到王朝文化创制的班底当中。但这两个原因均很表面化，也并不成立。第一点，《七发》不属于赋体的问题这在古代是常识，但我们要明确《七发》被排除在赋体之外始自萧统，并不成为班固排摈枚乘的依据。如果说班固心目中也认为《七发》不属于赋体，但枚乘还有《梁王菟园赋》等深受刘勰推崇的赋作名篇。可见《七发》是否属于赋体不能解释班固排摈枚乘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否成立呢？枚乘作赋久负高名，武帝登基前既已很欣赏其文。且枚乘毕竟在武帝登基后方去世，又受武帝征招，以枚乘声名素著，其成就并不逊于其时任何汉赋作家。班固在称誉汉赋创作盛况、罗列这么多的汉赋作家时却将枚乘排除在外难以理解。班固是著名的文论家，班固对枚乘采取默杀的态度，没有给予枚乘以我们今天看来应有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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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子虚赋》与《上林赋》的地理分歧..........................53

第一节司马相如的出生地............... 53

第二节《子虚赋》与《上林赋》的地理歧异................... 58

第三节侈靡过其实——《上林赋》的地理虚夸.................. 68

第四章扬雄赋的地理虚实.............................79

第一节扬雄的《蜀都赋》与汉帝国疆域..................... 79

第二节“四大赋”的地理虚实.......... 101

第三节扬雄与汉代系地赋......................117

第五章东汉京都赋的地理铺写..........................120

第一节杜笃《论都赋》的论地笔法................. 120

第二节《西都赋》的地理表现与写地顺序................. 127

第三节《西京赋》地理铺陈的新境界.................. 135

第四节东汉赋地理题材的扩大........................ 141

第五章东汉京都赋的地理铺写

第一节杜笃《论都赋》的论地笔法

区域赋始于扬雄的《蜀都赋》。东汉以后，京都赋兴盛，京都本身是一个地理区域，京都赋也不局限于赋写城市本身，它还包括其周遭的辽阔的地区，所以京都赋实是区域赋。扬雄《蜀都赋》描写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杜笃《论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分别赋写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及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平原，张衡《南都赋》赋写南阳及其周边地区。这些重要都会均在平原、盆地之中，优良的农业区域及丰富的物产，有时还会加上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使这些城市具备了特别的重要性，汉代的京都赋也因而具有丰富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意义。

东汉京都赋始于杜笃的《论都赋》，之前虽有扬雄的《蜀都赋》，但论都赋直接以东汉定都重大政治事件为背景，以两汉的首都京、洛为赋写对象，并引发了东汉京都赋的热潮。这篇作品开创了东汉京都赋创作的新篇章，并最终造成了赋体文学重视地理铺写的局面，因而有着突出的意义。

杜笃京兆杜陵人，高祖杜延年宣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外高祖号称破羌将军，以武略饮誉当时，但身出名门的杜笃并未能绍续先人事业，他既不善处理政事，亦不娴于武略。杜笃自己也感叹：“外内五世，至笃衰矣！”①但至杜笃一变而为文化上的高才，也是对自己未能以勋业光大门楣的一种很好的补偿。杜笃其人“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②。可见杜笃有阔略放达的一面，绝非一般的纯儒之士。杜笃的《论都赋》与此后班固的《两都赋》风尚各异，作者的个性、观念差异当是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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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如果我们把文体比作生物体的话，那么文体在产生之初即已具有，并进而传承下去的一些基本特征，仿佛就是生物的基因。赋这种文体与地理关系密切不是偶然的，地理即是赋体文学的基因之一。由于文学发展与时代差异，赋与地的关联或隐或显，赋的地理表征或明或暗，西汉开国到东汉班、张以后，赋的地理基因也由隐而显，从汉赋发展演变的内驱因素转向汉赋的表现对象。地理与两汉赋的关联可以看作是一个由内在驱动到外在表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赋的地理内涵因时而变、丰富多彩。

西汉赋作中，相比赋对地理的表现功能而言，地理对汉赋发展的内驱作用更大一些。汉初东方诸侯与西方中央的地理对峙格局深刻地影响了其时的文化心理，《七发》带有当时方国地理及时代文化的强烈气息，是藩国拥兵自重、占地称尊背景下诸侯文化的体现。从主题与文学表现上看，《七发》又与枚乘所在的地域文化圈中的庄子声息相通。

汉初诸侯中最强势的吴楚等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强势诸侯的覆亡、边徼的显著开拓，都导致帝国势力的急剧上升与帝王文化的迅速反弹，《子虚赋》到《上林赋》，正是这一诸侯横强到天子威重过程之文化心态转移的生动记录。《子虚赋》以战国地理为背景，与《上林赋》存在着明确的时代隔阂，更可以解释其赋创作背景与文化心态的割裂。《上林赋》的地理虚夸是汉帝国历史地理现实的文化折射，《上林赋》浪漫昂扬的风貌是以帝国地理开拓的精神为内核驱动的。

扬雄作赋模拟司马相如，但他处于西汉国力衰落的后期，其时汉王朝羁縻四夷已然力不从心，封疆内敛自不待言，开拓进取精神内核丧失，这是扬雄之伦“只填得腔子满”的现实原因。与《上林赋》的虚夸地理方幅不同，扬雄“四大赋”杂糅天地，有丰富的地理内容，其《河东赋》已开纪行赋的门径。《蜀都赋》严格的系地、写地，是汉赋地理铺写的标志性作品，汉赋地理表现时代自此开启。自扬雄以下，汉赋题材内容向地理聚集，地理题材的赋作更其多样，篇章的地理内容日益集中而丰富，地理线索更加严整分明，班、张诸作俱可质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