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竞争和有限竞争：台湾和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比较

第一章  从非竞争到无限竞争：台湾政党制度变迁及变量分析（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 1949 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后，随即便在台湾岛内建立了戒严体制，并统治台湾地区长达五十一年，直到 2000 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失败，才正式沦为在野党。虽然多数学者在研究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时都将其政党制度归结为一党独裁、一党专制制度，但是，根据萨托利对一党制的定义，即所谓一党制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党多元主义，一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合法政党，且只允许存在一个合法政党；并结合当时台湾岛内除了国民党之外，还存在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以及这两个党在“国民大会”和“立法会”中都有部分席位的情况来看，无论在台湾发生“政治革新”之前国民党对台湾地区的统治如何独裁、专制，其政党制度也不能被认为是一党制，而应该是霸权党制。

一、从非竞争霸权党制到无限竞争两党制的变迁

（一）关键节点：四次重大事件

虽然台湾地区正式解除“党禁”、“报禁”始于 1986 年，但是，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台湾岛内反对国民党继续维持霸权党制的党外运动就已经日趋活跃，并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因此，纵观台湾地区政党制度变迁的整个历史阶段，一共出现了四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节点。

1.1979 年的“美丽岛事件”

在经过整个 70 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台湾的中产阶级日益增多，社会结构和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人们希望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并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力度不断减弱，从而直接导致了台湾岛内党外势力的壮大和党外运动的兴起。在 1979 年，知名党外人士黄信介开始创办《美丽岛》杂志，以许信良为社长，以黄天福、吕秀莲为副社长，施明德为总编辑，此外，还邀请到许多著名的党外人士担任该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并在全台湾岛设立了 20 多家办事处，统一协调指挥全台湾的党外运动，加紧对国民党施加压力，成为“没有党名的政党”。因此，一时间，《美丽岛》杂志社成为了党外势力的大本营。《美丽岛》杂志不仅公开出版一些对国民党的批评性文章，还组织支持者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抗性示威游行活动。

在 1979 年 11 月底，《美丽岛》杂志社准备于 12 月 10 日，即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30 周年纪念日，在高雄举行纪念大会和游行。但当他们将申请递交给高雄警察局后，高雄警察局因为涉及敏感问题而没有予以批准。然而，作为此次活动总指挥的施明德和主持人黄信介则表示不管申请是否批准都将坚持举行纪念大会和游行活动。同时，台湾岛内其他地方的党外人士为表示对此次集会的支持，也纷纷从各地赶往高雄，准备参加游行活动。12月10日当天下午，党外人士和其3万多名支持者在高雄的扶轮公园内游行，之后，游行队伍开始走出公园，上街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当晚，群情激奋的游行示威群众与前来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双方各有伤亡，直到次日凌晨才平息下来，这就是“美丽岛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开始在全岛范围内搜索、逮捕党外人士，查封党外人士创办的各种杂志刊物，众多知名党外人士均被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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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霸权党制到两党制变迁的影响变量和相互作用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 1949 年解放战争中失败后，余部逃往台湾岛。因惧怕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所以蒋介石便下令对台湾地区进行戒严，由此，台湾地区进入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跟随国民党逃台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依然合法存在，但是其在政治上已沦为国民党宣扬民主的“花瓶”。所以，根据萨托利有关政党类型的划分，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政党制度可以被认为是“霸权党制”，也就是“既不允许正式的、也不允许事实的权力竞争。尽管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但是却作为第二等级的、特许的政党而存在，因为它们是不被允许在对立的条件下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霸权党竞争的。轮流执政不仅事实上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权力轮转的可能性甚至没有被预见过”。

但是，随着台湾地区经济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迅速起飞和发展，其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党外势力等都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旧体制之下的霸权党制政党制度也日益显得与快速发展的台湾社会不相符合。因此，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台湾地区的政党制度由非竞争性的霸权党制开始向无限竞争的两党制进行变迁。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结构性变量的外部挑战、内部冲击和新兴观念，以及作为主观性变量的精英作用是四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性变量。

（一）外部挑战：法统危机和“回归宪法”

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外部环境是影响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政党制度是社会经济结构在政治领域内的反映，所以，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相应的，政党制度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台湾地区，法统危机的出现和“回归宪法”的呼声是影响台湾地区政党制度变迁路径的两个关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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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非竞争到有限竞争：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及变量分析（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从非竞争霸权党制到有限竞争主导党制的变迁

（一）关键节点：单选区和集选区的失利

1.1981 年安顺单选区补选失利

1981 年，由于来自安顺区的人民行动党议员德万·奈尔被议会推荐为总统，所以，安顺区需要进行议员补选，为此，人民行动党候选人冯金兴和工人党候选人惹耶勒南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此之前，人民行动党已经在连续四次的大选中垄断的所有议会议席，因此，对于这次安顺区的补选，人民行动党志在必得。相反，包括工人党在内的众多新加坡反对党已经多年未产生过一名国会议员，从而导致各个反对党人才匮乏、举步维艰，但面对这次安顺区补选，工人党仍派出秘书长惹耶勒南参选。最终，惹耶勒南以 50.01%的得票率战胜了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打破了人民行动党一党垄断议会的局面，也标志着在新加坡实行霸权党制的政党制度下，反对党首次赢得了在单选区的胜利。这意味着，霸权党制已经开始动摇，新加坡的政党制度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安顺区补选的失利让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大为震惊，在他们看来，即使议会中出现一名反对党议员，那么都会使议会变成争吵和利益博弈的平台。因此，人民行动党对这次失利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分析，李光耀指出，“安顺区有 4576 名选民申请建屋局的组屋；1179 名是布莱坪的居民，他们受搬迁影响，在申请建屋局的组屋方面，没有优先权，也就是不能再成千上万比他们先登记的人之前，先得到组屋。这是所有选区中，组屋申请人数最高的一个······本来以为能够拥有自己理想住家的人，现在觉得他们的理想可能落空”。“我们在安顺区的民情反应系统，已经没那么有效了。由于居民搬迁的关系，居委会分布网又没有建立起来，那里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和联络所管委会已失去跟基层的联系，安顺区是一个过渡时期的选区，他的回报系统不够”。可见，人民行动党将这次安顺区补选的失利归因于政府未及时满足人民的利益需要和党的基层利益表达组织失效两个方面，这也为人民行动党日后的改革调整指明了方向。总之，在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1981 年安顺区补选的失利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因为它开启了新加坡政党制度由霸权党制变迁到主导党制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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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霸权党制到主导党制变迁的影响变量和相互作用

新加坡自从 1959 年完全独立后的首届国会选举开始，人民行动党就一直是国会第一大党，并通过组阁掌握政权。随着 1965 年国会中 13 名社会主义阵线议员的退出，人民行动党完全垄断了国会的席位，国会中全是人民行动党议员，没有反对党议员。尽管每次大选都有反对党候选人竞选，但是，人民行动党通过对反对党候选人的打压、对反对党舆论宣传的控制和对反对党基层组织的侵蚀等措施，使得反对党在之后的四次大选中也没能打破人民行动党对国会席位的垄断和对新加坡政权的掌控，这种一党长期垄断国会议席的局面一直维持到 1980 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 20世纪八十年代前，新加坡政党制度正是萨托利所说的“霸权党制”，即“既不允许正式的、也不允许事实的权力竞争。尽管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但是却作为第二等级的、特许的政党而存在，因为它们是不被允许在对立的条件下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霸权党竞争的。轮流执政不仅事实上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权力轮转的可能性甚至没有被预见过”。

然而，随着新加坡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中产阶级的增加，霸权党制的政党制度已经逐渐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和要求，1981 年在安顺区的补选中，反对党候选人惹耶勒南获得胜利，打破了几十年来人民行动党“一统国会”的格局，从此，新加坡社会中的反对党日益活跃。尽管人民行动党也迅速推出集选区、非选区议员、官委议员、民选总统等制度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和选民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反对党较为宽松的环境，从而试图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和政治合法性，但反对党的力量还是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在 2011 年大选中，反对党更是首次赢得集选区的胜利，获得了87 个国会席位中的 6 个席位。由此可见，新加坡的政党制度已经不再是霸权党制类型，而是逐渐变迁成为萨托利所谓的“主导党制”， 即大党之外还存在着合法的、具有竞争性的小党，这些小党并不依附于大党，而都是作为大党的独立竞争对手出现的，即使他们不是大党的有效竞争者。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新加坡政党制度之所以会发生由非竞争性霸权党制到有限竞争的主导党制的变迁，恰恰是因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外部挑战、内部冲击、新兴观念和精英作用这四个关键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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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湾和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的异同比较 ............. 63

一、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的相同之处 ........... 63

（一）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 ................ 64

（二）方兴未艾的多元社会 ............. 66

（三）日渐强大的在野政党 ..... 68

（四）主动改革的执政党 .............. 72

第四章  结论和启示 ............ 91

一、台湾和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比较的结论 ............ 91

（一）从非竞争性发展到有限竞争是政党制度变迁的较优结果 ..... 91

（二）政党制度变迁要契合本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况 ............. 92

第三章  台湾和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的异同比较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同属大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在经历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民主化浪潮的席卷和内部问题的凸显等因素，国民党和人民行动党为了能够继续维持其一党长期执政的地位，都开始逐渐调整已经实行多年的霸权党制政党制度，从而分别使台湾地区的政党制度实现了由非竞争性霸权党制到无限竞争的两党制的变迁，也使得新加坡的政党制度实现了由非竞争性霸权党制到有限竞争的主导党制的变迁。在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正是由于二者所面临的挑战既有相同之处，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才导致二者在较为相似的前提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政党政治发展结果。因此，本章试图对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在政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异同变量进行分析和对比，以期能够更加清楚地回答二者政党制度变迁产生不同结果的真正原因。

一、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的相同之处

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并试图回答为什么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面临着相同或类似的压力时，最终会出现多样化的制度结果，从而使得各个国家或地区走上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正如前文所述，任何一种制度的变迁都必然会受到外部挑战、内部冲击、新兴观念和精英作用四个不同变量的影响，而正是由于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四个变量对制度的影响程度和它们之间互动程度不同，所以才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变迁结果的产生。正如何俊志教授所指出的，，“各国的历史发展道路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其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时期内各种政治变量呈现出了不同的组合，导致各国在关键节点时期形成了差异性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结构在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下，促使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对于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政党制度变迁过程也是如此。虽然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政党制度在变迁路径、关键节点、变迁结果上不尽相同，但是，由于二者在初始条件上的相似性，所以，在政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仍呈现出一些相同或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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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和启示

一、台湾和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比较的结论

根据前几章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自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政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经济高速发展、同属儒家文化圈、一党长期执政等相似现象是二者政党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民主化浪潮席卷、多元化社会结构、反对力量兴起等是二者政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相似变量，省籍和统“独”矛盾、统治精英分裂是台湾地区政党制度变迁过程中特有变量，而统治精英团结、反对党生存空间有限则是新加坡政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特殊变量。在这些变量的共同作用下，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政党制度最终出现分殊，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即在台湾地区，政党制度由国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非竞争性霸权党制变迁为国民党与民进党轮流执政的、无限竞争的两党制；而在新加坡，虽然政党制度由非竞争性霸权党制变迁为有限竞争的主导党制，但是，人民行动党则一直保持着一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因此，通过对二者政党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一）从非竞争性发展到有限竞争是政党制度变迁的较优结果

政治发展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国际环境的“先进——落后”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具有外源性、追赶性、全面性等特点，而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主要不是创新过程，而是从先进发达国家那里采借现代性因素的过程，采借的是最新或较新的现代性因素，因此，有可能避免‘黑暗中的探索’，缩短发展进程”。由此可见，后发国家要实现国家富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国家经常标榜的竞争性政党制度。竞争性，特别是有限竞争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政治文明的一个标志，就在于这种政党之间的有限竞争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保证社会各个阶层和民众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从而使得任何一项政府决策的实施都尽量不以损害社会中某一部分阶层的利益为前提，即有助于实现整个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这也正是人们从事政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

另外，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初期，往往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初步发展而让民众对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期望和参与度普遍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又由于本国或本地区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过低而无法充分地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从而导致了社会混乱和政局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或地区会更加倾向于选择非竞争的政党制度，如一党制或霸权党制，以此来提高效率、树立权威、稳定政局、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社会中出现了众多代表不同阶层利益和诉求的利益集团，民众个人的经济、政治诉求也更加多元化，这就会使得一元化的、非竞争的政党制度无法充分代表、表达和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而只有实现政党制度从非竞争性到竞争性的变迁，让不同的声音都拥有畅通的表达渠道，才能够重新将民众和利益集团加以整合。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