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时代中美气候与能源合作研究

第一章绪论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美合作不可能一帆风顺,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诉求,然而由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及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以双方在气候与能源合作方面还存在巨大的分歧。首先,中国与美国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双方在气候与能源合作方面对对方的不信任非常明显,导致双方在能源战略、能源观念、对气候合作的理解等方面分歧较大其次,由于中美双方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双方技术水平、能源消耗结构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在减排温室气体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方面、在能源获取方面、在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方面分歧较大。因此,能源合作与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有可能成为两国深化合作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比如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政要己经放出话来,如果中国届时未能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美国将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碳关税”。而在中国看来,这是打着“环保”的旗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此,两国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磋商。

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国际社会需要密切合作。在此背景下,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碳泄漏、碳关税等问题成为环境与贸易冲突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体现,而气候友好产品则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使中美两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己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自2000年起,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逆差来源国。贸易不平衡问题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核心和关键。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由于对美国大量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使中国在保持商品贸易顺差的同时在隐含碳方面出现了大量逆差。这会增加中国能源资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相应则减少了美国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美气候与能源合作时应考虑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美国应该为中国的部分排放负责。中国应提高工业部门CO2的能源效率,改善出口商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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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关于低碳经济条件下的中美气候与能源合作,涉及的文献比较多、比较分散,本文经筛选整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说明

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文献近几年逐渐增多,大部分是研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的。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从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能源安全和资源环境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在对国内外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综述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最后提出了我国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措施。欧训民、张希良、王若水运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低碳环境友好技术转移的双方国家间宏观博弈和企业间微观博弈的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并从企业、国家、国际社会三个层面综合分析,以促进低碳环境友好技术在国际间转移应用。

在中美气候与能源合作展望方面,肖炼提出中美两国在全球能源供给上、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上、在节能和发展新能源上都有共同利益,两国应在国际多边能源合作格局中加强中美双边能源合作。张健提出在国际气候格局中,欧盟具有一定的优先话语权,美国唯与中国合作才能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唯与美国合作才能防止欧美联手制华、争取谈判话语权,为中美双方创造互利共赢的格局。

从上述对现有国内外对低碳经济时代中美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虽然现有对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与能源方面的研究很多、涉及面也很广,但总体而言,对低碳经济时代中美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系统论述很少。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低碳经济时代中美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本文总体分四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为绪论和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本论文写作的背景意义、研究方法和中美在气候与能源方面合作的理论基础,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基于现实基础分析中美在气候与能源方面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合作中存在的分歧,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部分为厘清分歧,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包含大量的隐含碳排放,这对中国近年来碳排放量的快速上升起到重要作用,包括第五章第四部分为中美合作前景的展望,包括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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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低碳经济时代中美气候与能源合作的理论基础与原则

第一节低碳经济时代中美气候与能源合作的基本理论

一、环境公共物品的合作与制度

大气排放空间作为全球公共问题,涉及到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是指那些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社会每个成员获益的物品,该物品在某个经济区域内的使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这种物品向所有人提供和向一个人提供时成本相同。这就关系到经济学领域的“公地悲剧”和“集体行为”问题。“公地悲剧”是英国学者提出的,主要观点为多个行为个体均能获得并可以服务于私利的自然资源被过度使用的或错误使用的倾向。他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未加管理的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将导致公共物品的毁坏,从而对所有人造成损失。气候作为全球公共物品,存在着“公地悲剧”,和“搭便车”行为。因为任何国家投资的边际收益远远低于全球所有国家的边际收益。由此导致温室气体的大量无限制排放,产生温室效应,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洪水、旱灾、冰川及北极浮冰的融化、海平面上升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些都正在改变着地球生态系统,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公地悲剧”现象的关注引发人们对“集体行为”的思考。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认为,假如在一个大型集团中所有人都是有理性的,并且会寻求自我利益,那么他们在采取行动实现共同或集团目标后就能获益,但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或集体利益。因此,奥尔森提出,在许多情况下,小型集团比大型集团在增进集体利益方面更有效率,为了促使集团成员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为,必须引入有别于集体物品的“选择性激励”制度。。即刺激个人合作采取行为在为集体做贡献的同时,为自己带来利益。因此,对国际制度合理设计可以解决公共物品的“悲剧”问题,这就需要国际合作。我国学者俞正梁在其《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一书中认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全面或局部的协调、联合等协力行为,是一种相互适应,它是基于各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或范围内利益或目标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②。实际上,国际合作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为实现各自或共同的国家利益而在政策或行动上的相互调适行为。国际合作制度建立可以降低谈判的交易成本,为各方共同利益或各自利益而相互协调,以解决“公地悲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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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理论

2006年下半年,著名的斯特恩报告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市场失败”。他开始认真尝试建立无为而治的排放模式与采用替代战略从而把排放量控制在可管理临界线以下的代价模式做比较。从围绕全社会和私人的需要出发,让污染者为其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支付费用。从而得出今世数代人付出相对小的代价就可能确保子孙后代过上好得多的生活的结论。斯特恩的分析激起了经济学家对计算气候损害费用的正确方法和纠正市场失灵问题最有效机制的激烈辩论。这项辩论促使经济学认真思考通过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内部化问题以纠正市场失灵也促使决策者更加清楚地思考如何在信息不完全和情况不确定的条件下对气候风险进行管理,并从历史因素污染者付费原则应当追溯到从前何时截止和地域因素污染者是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储量的货物的生产者,还是其消费者来考虑问题。

环境外部性的存在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许多环境因子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如大气空间是最典型的环境公共产品,对它的使用是非竞争性的。当一国的企业的排污无需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下,就会无限制地污染环境,从而把本该自己治理的排污成本转移到外部市场,由社会承担污染责任和损失。如果一国的许多企业都如此,环境污染则会导致跨国外部性的发生。如果某些国家采取治理措施,其他国家不采取治理措施,这又不可避免的产生“搭便车”象②。对于大气空间这样一种非竞争性和不可耗竭的公共物品需要各国政府加强合作以改善环境质量,即共同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责任,即内部化环境的“负的外部性”。

实际上,地球的大气层是一种天然的平衡系统,其供给是一定的,一旦人类对其过度使用,就会出现大气的失衡,从而使大气层表现出稀缺性。一种资源要表现出稀缺性,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发展所需要的,有经济利用价值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相对于需求是有限的。大气层空间作为一种资源,在工业革命以前,由于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废气主要是生活废气,排放量相对于大气的吸收自净能力而言较少,因此对大气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在当时,虽然大气空间也有经济价值,但其可供量较为丰裕,相对于当时的排放需求而言并不能成为稀缺资源。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使得排污量逐渐超出了大气空间的环境容量,大气无法完全实现自净。这样,大气空间和清新空气就成为稀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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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美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的现状分析…......…41

第一节气候变化问题的由来及其引发的后果……......41

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由来……......41

第四章低碳经济时代中美气候与能源合作中的矛盾分析…….......75

第一节中美两国在能源合作中的分歧……......75

第五章厘清分歧关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的实证分析…….....107

第一节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差异—基于文献分析……........107

第五章厘清分歧关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温室气体的限排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环保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各国经济发展权和发展空间问题。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下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发达国家一方面对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等行业挖掘节能潜力,进行技术更新或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把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弥补国内履约成本过高造成的损失。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发达国家进行污染密集型产业投资的重要基地。为此,中国成为工业品的出口大国,发达国家则成为主要的进口国家。通过工业品的大量出口,中国实现了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也付出了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增的代价,实际上,中国的一部分碳排放是由于生产出口产品所引起的,是为这些产品的国外消费者带来的排放,但中国却承担了碳排放大量增加的罪名。全球碳减排博弈愈演愈烈,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的情况下,厘清中国出口产品中所隐含的碳排放,对于克服中美两国在推进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中的分歧和障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差异—基于文献分析

中国近年来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之一,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要求中国减排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出口产品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WTO以来大幅增加,贸易顺差越滚越大,中国的外汇储备己经高居世界第一,这也引起了美国等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和抗议,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对环境气候问题的不重视和人民币汇率低估形成了不公平竞争,因此要求中国强制减排温室气体和调整人民币汇率,以改善贸易收支的不平衡状态。关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内容,因此不作讨论。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近年来生产了大量的出口产品,但污染和碳排放却留在国内。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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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低碳经济时代中美气候与能源合作前景展望

应对气候变化,确保能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发展低碳经济可以达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能源安全的双重目的。中美两国作为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巨大责任,两国开展气候与能源合作不仅必要,而且可以实现双方的互利互补。这种建立在互利互补基础上的合作将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领域,带来新的机遇。正如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一直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迅猛向前发展那样,今后中美两国的气候和能源合作也定会不断推向前进,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发展低碳经济涉及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气候与能源合作的过程必然充满矛盾、分歧和冲突,在整个合作过程中各方激烈博弈在所难免。当双方产生意见分歧、存在矛盾时,需要双方加强沟通和理解,彼此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从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按照《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努力通过协商使矛盾得到解决,而不应动辄搞贸易报复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己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的条件下,中美两国和则两利多赢,斗则两败俱伤。

第一节低碳经济时代中国参与中美气候与能源合作应采取的对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8%,在世界居于前列。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工业年均增幅更高达,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从1952年的17.6%稳步提高到2008年的48.6%。由于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工业结构中重工业特征比较明显。2008年,中国的GDP总额只占世界的3.3%,却生产了全世界35%的钢材,50%的水泥,28%的铝,消耗了世界接近一半的煤炭,二分之一的水泥。中国的钢铁工业排放的CO2超过中国所有家庭的排放总和化工行业使用的能源超过中国道路上所有汽车消耗的能源炼铝行业使用的电量超过所有商业用电量①。中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依赖于大量能源和资源的投入,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模式导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也导致中国的CO2排放量快速上升,并迅速成为CO2排放大国。见图6.1: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