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映真小说的三重视野

第一章 上帝之子——以第三世界视野展现的台湾与文学

陈映真小说中的第一层大视野就是第三世界视野。台湾地区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地区，1895年之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五十年之久，“二战”之后，日本迅速从殖民主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台湾终于得到光复。独立后的台湾本应该及时反省日本和美国的殖民统治，积极去殖民化，但国民党统治台湾后，冷战格局成功的将帝国主义的矛头转向到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帝国主义反而成了台湾的靠山。由于得到美日等外国资本的支持和经济军事援助，台湾经济在1960年后开始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但即便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作为第三世界的台湾却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美日的经济文化渗透，一方面是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高压政策，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崇洋媚外意识和封建文化的苍白，人性的商品化、疏离和异化、功利主义倾向等都让陈映真痛心疾首。

第一节 沦落坚守：日本殖民主义与美国化改造在其小说中的演绎

翻开陈映真的小说作品，我们不难发现，陈映真在对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和台湾美国化改造的书写中，冷静的剖析出外国资本大肆入侵台湾是台湾的经济、文化、人的意识出现殖民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在他的笔下，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支配的边缘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第三世界，在市场上、经济上、政治上、以及观点上、精神上、语言上，包括人格上被殖民化的特点得到一一展现。本节从文本出发，入手分析陈映真小说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唐倩的喜剧》里的知识分子、“华盛顿大楼”里的商业白领、还有每天在《忠孝公园》里完成一套柔软体操的普通民众代表——林标，以此展现台湾各个阶层在日本殖民主义与美国化改造大举侵入的台湾社会中的沦落与坚守。

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的学术思潮大量融入后的所经受了巨大的文化震荡。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的精英，掌握着丰富的知识，也有较为高超的学习能力，更是走在社会前沿的首批觉醒者。他们非常敏感，所以能最先认识到人和周围环境的矛盾，能最先接收新的事物。但也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也越容易处在理想和现实的缝隙中不能自拔，或是过度求知而忽视自我。《唐倩的喜剧》就像是一个高清的镜子，清晰的写出了在举国上下一致亲美反共的时代脉络里面，在台湾大量引进西方现代理论背景之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知识状况。第一世界的学术思潮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之间真实的关系在这篇小说中得到清晰展现。他们生活的时代，不仅是美国将大量金钱与资本输入台湾的时期，更是西方后现代理论借资本输出之机向台湾大量灌输之时，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大举入侵使生活在台湾的知识分子也经受了一场文化的震荡。陈映真借唐倩的出现，见证了一次次台湾思潮流派的潮起潮流，尖锐的嘲讽了那群自以为颇具才气学贯中西煞有介事的男性知识分子群落，让我们看到了环绕于其周遭众男性知识分子的荒诞可笑。其中，胖子老莫对战争中美国使用的毒气弹坚持认为“美国所使用的，绝不是什么毒气弹，就如罗素所说的。那只是一种用来腐蚀树叶和荒草的药物，使那些讨厌的黑衫小怪物没有藏身的地方；至于那些黑衫的小怪物们，决不是像罗素说的什么‘世界上最英勇的人民’，而是进步、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的耻辱；是落后地区向前发展的时候，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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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分离结合：台湾族群问题与省籍矛盾的展示

由于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和战后仍然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所支配，作为第三世界一份子的台湾有其独特的后遗症问题，原住民与外省人、本土派与非本土派等等之争在台湾社会中交叉存在。陈映真 60 年代的小说中台湾人与大陆人的描写日益增多，说明了他对于族群问题和省籍矛盾的关注加深，小说中他们结合、分离或者死亡的结局，反映了那一时代台湾社会以阶级差距为主要内容的矛盾，陈映真巧用笔墨在第三世界视野下利用“华盛顿大楼”系列、《忠孝公园》、《将军族》等小说作品中塑造的多位人物讲述展示了被殖民和被经济侵略是台湾族群问题与省籍矛盾的根本原因。

台湾族群问题和省籍矛盾一直是台湾文学界持续不变的主题，因为台湾许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本引发点就在族群问题上，二战后，台湾主权虽然回到民国手中，但在这之前台湾已经在日本的统治下经过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培养了台湾本地人对日本的认同和对大陆的敌视，国民党政权接手统治台湾后，多给予迁台的大陆人权势、便捷服务和社会资源。这种不太公允的做法引发本省人的抵触，台湾亲日的本省精英和大陆迁台的国民党外省精英产生矛盾，愈演愈烈，两个族群相争，最终诱发台湾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陈映真用自己的笔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纠葛、矛盾、情感碰撞展现出来，并且始终带着一种历史政治强加于个人和个人盲从于历史政治的哀怨风格。以此进一步指出，被殖民和被经济侵略是台湾族群问题与省籍矛盾根本原因。

族群问题和省籍矛盾是侵略和战争的后遗症。1964 年，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将军族》就将这个问题首当其冲地展现出来。在这篇小说中陈映真只字未提战争，却处处都在讲述战争的后遗症。“三角脸”是大陆去台湾的退伍老兵，这个特殊的人物背景设置，就将他的人生轨迹和现有处境背后的隐情展现了出来。年已四十，却迥然一身，只能到“康乐队”吹吹小喇叭，本来他也是有家室的“要是那时我走了之后，老婆有了女儿，大约也就是你这个年纪罢。”①却因为战争，因为政治，沦落异乡。“小瘦丫头”是台湾花莲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家里被生活所迫，卖掉了她，她逃跑到康乐乐队里跳跳舞，或瘦小的站在台上扮演“女小丑”。一个大陆来的外省人，一个台湾出生的本省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际遇，都像是“三角脸”故事中卖给马戏团的猴子，备尝辛酸，历经苦楚，他们最终选择以将军的样子直面死亡期待来世清白做人，共同赴死的结局也表达了陈映真希望省籍矛盾跨越地域的障碍和鸿沟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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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之子——以中国视野展现的台湾与文学

第一节 红色抒情：忧郁隐晦的展现人道主义色彩

陈映真作品中红色抒情的表达，离不开台湾的政治环境，高度戒严下的“白色恐怖”和戒严后仍旧心有戚戚焉成为他表达爱国情怀的背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陈映真将自己的理想含蓄的融入自己的书写中，将自己的红色情怀通过大量的抒情变成一种感染群体的力量，陈映真早期对红色抒情的隐晦表达压抑灰暗，中后期则带有更为普世的人道主义色彩以及温暖平和的抒情。在这种抒情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陈映真“在中国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之中，找寻民族主体的认同。”

陈映真的人道主义从他的出生就埋下了伏笔，基督宗教精神对他有很深的熏陶，这样的影响，让他养成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陈映真对芸芸众生给予的关注和思考，都说明他是以“人”为核心来构筑自己的小说主旨。在详细解说陈映真小说中丰富的中国情怀和人道主义色彩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作者总是对最底层最基层的凡俗民众给予最大的人文关怀和境遇思考。并从这些社会最小组成分子的身上诉说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和对社会现象的批判，而陈映真忧郁隐晦的抒情，则是时代赋予的不得已的特点，虽然在戒严末期，台湾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松动，但是如何将“中国意识”更显露的表达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艺术处理。因此陈映真的红色抒情具备了以下特点：

陈映真总是在描写阴郁堕落的青年，并通过这些带有朴素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物，暗自抒发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例如在《乡村的教师》中，吴锦翔由于读书和参加过抗日活动，被日本殖民者投到婆罗洲前线，好不容易回归后，看到自己的家乡如此破败，他满腔对理想的热望，转化到对农民现状的改变上，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从农民后代的教育做起。“他曾热烈地这样想过：务要使他们对自己负起改造的责任”。但次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却使他不禁为中国的内乱感到悲哀，为改革这样的中国感到无力。“他的知识变成了一种艺术，他的思索变成了一种美学，他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文学，而他的爱国情热，却只不过是一种家族的、（中国式的！）血缘的感情罢了。”台湾光复后混乱衰退的社会状况、大陆和台湾的民族分裂，国家的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时局一直影响到村民社会中，作为教师的吴锦翔感到无限混乱并对现实产生了绝望，这无处不在的绝望发展为堕落，他曾希望的救治灵魂的宏图大业破灭了，自己也终因自己的绝望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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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左翼精神：继承并发扬“鲁迅左翼传统”

陈映真青年时的中国，就早已在朝鲜战争后美国武装封锁台湾海峡的形势下迫不得已形成了分离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仅是民族和疆土的分离，也是文学上的隔断，在台湾戒严期间，1930 年代的大陆文学作品遭到了全面的、严密的封禁，是不能见于市面上的，如果有人读了这些著作，就很有可能遭受到台湾政治当局的处分和重刑，但总是有人就可以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小学六年级的陈映真，在父亲的书库里读到了鲁迅的《呐喊》，这本书让他了解了中华民族的苦难、落后和愚昧，这本书让他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和所肩负的责任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本书让他成为了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对于鲁迅，陈映真自己有两个说明：“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③。钱理群认为，陈映真是将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所感受到和认同的是鲁迅背后的“中国”。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有很多，例如在写作手法上，《我的弟弟康雄》、《万商帝君》、《云》等就运用了鲁迅的日记体手法，在小说表达上，《狂人日记》和《凄惨的无言的嘴》、《故乡》和《故乡》都有极大的相似表达手法，在主题上，“吃人的世界”在鲁迅和陈映真的小说中也都有展现。

陈映真继承了“鲁迅左翼传统”的核心思想：以人为主体的中心和焦点的现实主义传统。《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的早期作品，康雄作为自身理想和现实差距的承担者，承受了许多来自内心的叩问和自责，他有着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却不得不服从于冷酷的现实，他信奉宗教信仰纯洁的爱情，却罪恶的和一个妇人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种种对人性的自我诘问，终于让康雄觉得只有死亡才能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分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一个如鲁迅笔下魏连殳一般的结局也出现在了陈映真的笔下，背叛自己的做人准则和信仰后发觉人生意义的丧失，“人”变得无法肉体与灵魂完成统一，只能用死亡超脱于现实了。《第一件差事》中的主人公胡心保是外人羡慕的对象，他拥有完美的家庭和事业，妻子漂亮、女儿可爱、情人温柔，社会地位优越，事业蒸蒸日上。一切都十分的美满幸福，更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及的生活状态。但是他无法摆脱大陆时那些生活记忆，对于过去的魂牵梦绕，让胡心保无心留恋现有的生活，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他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 “人”，因为找不到自身的存在感，孤独、绝望又无法摆脱内心的纠缠，终于厌世自杀。陈映真将人的精神诉求表达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再例如《贺大哥》中的贺大哥因为经历了惨绝人寰的越战，无法遗忘自己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恶，离开美国到台湾，以新的身份帮残疾儿童做义工，将自己的全部都倾注在残疾儿童身上，他的不求回报，实际上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孽，抚慰自己无法原谅自己的内心。陈映真重视“人”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分析，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将人性、人欲、人格层层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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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湾之子——以台湾本土视野展现的台湾与文学.....................26

第一节 乡土台湾：纯朴家园的展现与乡土救赎........................ 26

第二节 认同危机：不可思议的双乡的心理和心理的双乡................ 29

第三节 家园何处：放逐意识、漂泊意识和孤儿意识的展现................ 32

第三章 台湾之子——以台湾本土视野展现的台湾与文学

第一节 乡土台湾：纯朴家园的展现与乡土救赎

乡土文学的本质，是现实主义文学，陈映真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用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功能，隐含或者直接表现出对社会和文化的批判，以此体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的小说中，人们受到了精神的胁迫与束缚，无法拥有个人独立意识，或是最大程度的追求物质的享受，精神变成了荒芜的花园，都成为了陈映真作品抨击的方面。陈映真通过台湾本土视野，立足本土现实，关心民生疾苦，在对纯朴家园与恐怖肃清和纯朴家园与迷茫都市的对比中展开了自己独特的乡土救赎。

大量乡村田园环境描写表达陈映真对纯朴家园的热爱。在陈映真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段大段的田园描写，这种描写，出现在漂泊在商业都市里的白领里的回忆里，例如，在《万商帝君》中，林德旺在心灰意冷离开公司的路上曾回忆起一个叫做铜锣的故乡，“跟了隔壁一个读县中的阿仓哥，翻过一个山头，走了好长的一条黄土坡。在黄土坡尽头下切的地方，有一流湛绿的溪水。他们在那儿游水。摸虾子。”①这种描写，出现在底层穷苦人民无助的境遇里，如《面摊》中，“孩子凝神的望着，大约他已然遗忘了他说不上离此有多远的故乡，以及故乡的棕榈树，故乡的田陌，故乡的流水和用棺板搭成的小桥了。”②这种描写，出现在借助“死亡”以求通往追求人生自由的道路上，《将军族》里，“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终于团聚后，就走在通往蔗田的堤坝上，“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里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两三只的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太阳斜了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影子在长长的坡堤的那边消失了。”①这些在字里行间对纯朴家园的展现，通常都在陈映真的小说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干净清澈可供孩子肆意玩闹的溪水与约束压抑的摩天大楼、目不暇接的广告牌形成强烈对比，展现了都市的商业化物质化和不堪重负的生存压力，诱导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回归单纯童真的性格；故乡的树、田、流水和星星与各种不同的喇叭声、三轮车的铜铃声、不同的足音和人脸形成比较，繁华的夜市是别人的，只有故乡的风景才是自己的，无处安身的一家三口谨小慎微的以一个流动的面摊在硕大的城市是那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人们泛起同情之余，也会对故乡旧地那一片属于自己的地方有了新的思考；农夫和村童的招手欢呼、狗欢快的吠声和自己欢乐的影子与艰难困苦的过去、卖到自己的家人和强迫虐待自己的坏人形成反差，这一世，处处不得如意，各种力量将最底层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推向了悲惨、羞耻和破败，那就下一世在一起，一起做自由的、有人格尊严的“将军”。在这样的反差中，苦难越发显得悲戚，陈映真想要通过这种描写表达，这个社会和世界有更为适合你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可以让你过的更有人格和尊严，关键在于你的选择和坚持，人可以选择更高的理想更高的追求，不要受物化社会的诱惑，不要单单追求物质的享受，多考虑一下精神层面的需求，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样的价值。这都是作者希望借对纯朴家园的描写做出的召唤，召唤在资本社会洪流中所迷失的人群，回归自然，回归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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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伟大的作家都有开阔宏大的视野，他们不会把目光只是聚焦在上层社会或者英雄人物的身上，他们对下层民众的悲苦和中层民众的挣扎，并不因其身份的卑微和渺小而减少关怀描写，相反，他们会用最深情的笔触书写最底层的草根阶级。不单单书写平凡、柔弱、默默无闻，更多的是，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柔弱里见证坚强，从默默无闻中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生，他们也为中上层人物留出了足够的舞台和笔墨，通过他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身份的转变来描述社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失落感和挫败感，即便是上中层的人群，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异化的环境中，，依然被围困在生存的困境，甚至无法认清自己。陈映真说：“我一直认为文学艺术不应该只是作者自己的私事，一个好的作品，应该能让迷惑的人得到清醒的认识，让忧伤的人得到安慰，让绝望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灯火，让受挫折的人有勇气再站起来，让一个受尽侮辱的人得到一些尊严……让人对于生活的本质有清醒的把握。”

事实上，陈映真可以算的上是台湾文坛中极其富有个性，独立而不屈的灵魂人物。说陈映真是时代的灵魂之镜并不为过，在台湾文坛中他担负起对多重矛盾下人性写手的责任，说陈映真是踽踽独行的骑士也不为过，反复变化的台湾社会里，他不断坚守着自己的立场，站在广阔的上方，将平凡人的小生活，升华到整个台湾、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变革上。陈映真一生的成就，一半在文学上，另一半在他所坚持的社会活动上，他用文字当剑，对台湾社会中出现的异化的人，省籍矛盾等问题加以剖析，他用社会活动当枪，进一步坚定的表明自己的立场，给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所指加以更清晰的诠释。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