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1978-1986)小说处女作观察

第一章 新时期(1978-1986)小说处女作概观

文学是青年人驰骋的疆域，八十年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青年构成了今天文坛的主力。系统的梳理这一阶段重要作家的小说处女作作品，考查其文学新质，小说处女作的原始性特质、悲情性书写和对主流话语的疏离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节 新时期小说处女作相关数据

刘恒戏称作家小说处女作为“开裆裤”之作，小说或许可能是稚嫩的，但却保留了作家初创时期的心灵密码。就像一个刚出门的孩子，在面对文学的大千世界时那种探头探脑的神态，会让我们感受得到那份纯真。笔者根据《跨度—作家的处女作和代表作》（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4 月版）、《中国作家档案书系》（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中国文学出版社，李双、张忆主编，1993 年 12 月版）整理出新时期（1978—1986）重要作家的小说处女作，见下表：

仅就此表格而言，不难发现，新时期（ 1978—1986）发表小说处女作的作家主要以 50、60 后为主，他们发表小说处女作时大多是处于二十至二十五岁的年龄段的文学青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篇论文研究的也是 50、60 后作家群的青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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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小说处女作文学新质

一、原始性

一个作家终生的写作文学风格最显著的作品是处女作的为数不多，当作家个人风格成熟以后，他可以熟练的操纵语言、句式，写作能力随创作实践大大提高，会写下很多比处女作更值得研究的作品，但处女作里的一些文学品质却永远不可再得。处女作带有非常纯粹的感性，类似一个生命最初的呼唤。发出呼喊的青年人在此时拥有相对完全的独立性，没有受到或很少受到前人经验或约定俗成的规则的约束和影响，因而，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个人始发的经验，犹如孩童，张开感官尽情感受世界，没有规则、标准、榜样，不必攀比、表演、自我刻意审查，没有写作经验，没有写作技巧拿捏的束缚，全凭天赋和感受能力感受外在世界。此时，作家们的吸收是第一性的，也许思想很浅薄、不完整、不深刻，也许存在很多事实破绽，也许自己造出来的逻辑难以自圆其说，也没有现成的概念去套，所以也就无从命名、归纳，基于此，处女作的特征接近原始人的特质。

这种原始特征毕竟又与原始人的背景不同，因为无论如何规避，作家们所处的环境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或者说意识形态了的，已经有了规矩，已经是成章成句的世界，由此处女作所创作的自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不可能像原始人那么完全没有任何束缚。挣脱这样不自由获取自由是处女作的特征之一，挣脱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否定，一是怀疑。

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是一篇书信体短篇小说，最初的题目叫《雨夜情思》，写新婚就别离的少妇雨夜对在海岛服兵役丈夫的思念之情。

哥哥，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这从远方一个最爱你的人心里发出的浸透着眷眷之情的音波。近来，人们都在谈论着“心灵感应”的事，对此我惟愿其真惟恐其假。我想，爱人的心应该是时刻相连，息息相通的。记得听老人说，从前，有一个母亲怀念儿子，就咬咬自己的手指，远方的儿子便心中疼痛，知道老母正在思念他……现在，我也咬住了自己的手指，直咬得隐隐作痛。但愿这信号已经传导给你，使你也知道我正在思念你：让你在这神秘的雨夜里也像我一样静坐在窗口，听听你这个饶舌的妹妹向你叙说我突然想起来的那些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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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处女作的接受史

纵向观察从 1978 至 1986 这近 10 年的小说处女作作品，厘清小说处女作“新变”的微妙趋势：从写作经验来说，这一时期的小说处女作逐渐从公共叙事走到个人空间；作家群体的专业性不断增强；小说创作观念也由最初的激情反叛走向创新。小说创作对青年人来说是自由抒发自我的方式，一方面青年作家受益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开放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受制于无形的“控制”，这些共同构成了新时期小说处女作的接受史。

第一节 处女作的“新变”

一、写作经验——从公共叙事到个人空间

从时间延续方向来看，新时期（1978—1986）青年小说家们的处女作有逐步摆脱公共叙事的苑囿，走向个人生活经验书写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有自我意识，追问自己，而不是随波逐流向官方话语靠拢。

公共叙事的书写不仅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文学主流作家明显，在初入文坛的新作家的笔下也不例外。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期，刘庆邦《棉纱白先生》、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王安忆《谁是未来中队长》等作品，主题都是旗帜鲜明的揭露、暴露“文革”问题。王安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写于 1979 年，小说写的是孩子的个性独立问题。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谁才是同学们心中的中队长？是那些爱打小报告、表面上看上去很积极暗地里却对同学们指指点点的人吗？不，不是。我们心中的中队长是一位善良朴实、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中队长，哪怕他学习成绩不好，但他优良的品质才配当我们的中队长！

这篇小说，李铁明在文中是一位有资格当中队长的同学，可他的竞争对手—张莎莎偏偏是受老师宠爱且爱打小报告的学生。“我”英语学习成绩提高，在家长和老师看来是“好学生”张莎莎的功劳，但只有“我”明白，其实是因为李铁明在暗中帮助“我”。 1979 年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本是思想解放的年头，可作品“依旧不可避免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小说写孩子个性独立，却没有摆脱刘心武小说《班主任》的叙事影响，被文化主潮所影响波及加之文化惰性拉扯，不可避免融入“文革”“伤痕文学”揭露的公共叙事的潮流之中。

伴随文学界对“伤痕文学”的反思，再进行创作的青年作家们，试图摆脱“文革叙事”模式，却不自觉投身“新时期”的最大主流叙事——融入火热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批反应四化建设的作品应运而生。青年作家不自觉地置身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往往意识不到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恰恰相反，他们偏执的相信自己是自立的主体。即使对“伤痕文学”深刻反思之后，作家们内在的言说和语言的运作模式，依然没有摆脱公共叙事的影响。当文学思潮主潮转化到“改革文学”，公共叙事在青年作家的笔下，依旧无处不在，甚至爱情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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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流文学界的肯定与接纳

一、无法回避的潮流

80 年代的文学创作看似“自由”，但当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回过头重新审视整个 80 年代，我们不难发现,80 年代文学仍残留着极强的“政治”色彩，不管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抑或是“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没有脱离主流话语的范围，这基本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大的社会环境下，主流的文学制度在塑造和规约着文学形态，具体到青年作家时，表现为如果不按照规约写，作品就难以发表。其二，在小的关照中，青年作家的所看、所读会直接影响其所思与所写，这会在无形之中形成作家们的潜意识，并通过思考与文字形成他们的作品。换句话说，对青年作家来讲，影响他们处女作面世和“水平”的不外乎两点：一是外在的“文学制度”， 二是内在的“政治无意识”。从深层次来讲，作家作品仅是参与制度化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新时期文学制度化的问题。因此，与青年们第一部文学作品的发表关系最大的莫过于时代风潮、文学期刊发表机制和文学奖项的设置。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某种特征，刻下时代或深或浅的烙印。1978 年，“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各种文学创作已经打开闸门，便如同洪流般势不可挡。一开始是“归来”的作家的“呐喊”，但很快被更为年轻的作家所取代。作家们此时几乎来不及打磨长篇小说，因此此时的短篇小说极为盛行，成为最受欢迎的形式，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情绪要表达，文学作品充斥着各种新恢复起来的国家级和地方级杂志。饥渴已久的读者迫不及待地加入讨论，很快，便形成了人们所关心的重要领域：“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的道德世界，以及它留在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灵上深重的、也许是难以根除的伤痕。”1978 年秋，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发表短篇小说《伤痕》，由此开始了关于“伤痕文学”的大讨论，讨论的声浪过后，随着反对“四人帮”激情的衰退，作家们意识到应该更深入的检讨 50 年代以来当代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公平，随之出现了大量对社会制度腐败进行谴责和讽刺的“暴露文学”、“反思文学”思潮，以及追随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改革文学”。80 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文学革新力量试图“离开“十七年”的话题范围和写作模式的‘革新’力量，开始得到释放、创作、理论批评的创新出现 ‘高潮’。”1985 年，出现众多的文学事件，被不少批评家、作家称为“85 新潮”、“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起点”，随即出现了与之前不同的小说艺术形态，由此产生“寻根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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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众声喧哗中的个性生成................................ 23

第一节 作家个人风格胎记的形成........................24

第二节 对语言形式的开拓.................24

第四章：反观与重审：小说处女作的文学史意义.........................29

第一节 小说处女作的得与失...............29

一、政治性多于艺术性............29

第四章 反观与重审：小说处女作的文学史意义

小说处女作毕竟是作家的第一部作品，难免有其局限性，这个阶段的小说政治性多于艺术性，小说模式单一，写作技巧生疏等等。但这些无法掩盖小说处女作对于文学流派的开启和文学思潮的形成与转换的意义，同时，通过考察小说处女作，也可以给正在进行创作的文学青年提供一些启示。

第一节 小说处女作的得与失

处女作作品内在淡薄。无论我们如何肯定作家们的处女作，如何给予足够多的肯定，但同时，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正视处女作的局限性，它只是在某一点上体现出了一种心灵世界的独立性。因而，并不是说处女作是那样至高无上，或者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这样。可以说，他们的第一部作品，文学成就出类拔萃并不明显。

一、政治性多于艺术性

海登·怀特认为：“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我们一般在小说和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文学“新时期”概念是依附于政治的“新时期”概念而产生的，文学的“新时期”概念在政治的“新时期”的严格制约之下。作家们通过写作的抗争和质疑虽然激烈，但它们依然是在政治的“新时期”容忍的范围内展开的。

文革亲历者通过讲述的记忆或虚构的记忆为背景进行虚构。对“文革”伤痕直接描写的作品是在 1979——1982 年“达到高潮”，此后，势头略减，但有关经验、历史记忆长久留存在不少作家的写作记忆中，在此后的作品创作中不断展现。文学解冻下的青年书写不过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文学的“小红卫兵”，“断裂”链条上的主流话语参与者。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处女作的局限，毕竟他们是没有经过理性成长过程的感性果实，超越不了暴露、控诉的情感宣泄，引人思考的理性分析成分不多。

小说需要创新，小说更需要冒犯的力量，只有冒犯的力量才能打破固有的平衡，才会有新的突破点；只有冒犯，人类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界限，只有冒犯才能击碎旧有的禁锢，也只有冒犯才能有获取新建的力量。“新时期”以来，把知识和思想作为冒犯社会的力量是庞大的。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文学青年们的处女作也仅是承担表达社会情绪的一部分，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跟随党和人民前进的步伐。以在主流文学界在文学的“战斗性”“表达”“人民心声”层面的肯定。“文学”小红卫兵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奏响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军号，创出了人民强烈的心声，大胆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都是有限的。作家们的处女作依然是“新时期文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或“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一部分，依然是参与“时代”写作的一部分，整体来说，艺术性并未超越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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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重新发掘处女作的意义，对重要作家的小说处女作进行整理再考察，考察1978—1986 小说处女作的文学特征，这一阶段的小说处女作有的原始性、自传性色彩、难以控制的悲情书写和对主流话语的梳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作家的小说处女作发生某种变化，青年作家群体的专业构成，写作经验和小说观都随之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青年作家的创作摆脱不了文学制度的规训，但整体来说，1978—1986 小说处女作对于今天文坛主力作家的组成起了铺垫作用，它孕育了作家最初的风格胎记，伴随对未来语言的开拓，为未来的写作创造更多的可能，同时对文学流派的开启、文学思潮的形成和转换有着“处女作”的意义。

横的移植，纵的借鉴，观察作家处女作，考查国内外相关与类似的经验，台湾方面，2012 年台北文学季做了一期主题为《文学初遇：作家的第一本书》的专场，认为“出版‘第一本书’，是每位作家重要的第一步。”本土方面，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作家档案书系》，书系收录韩少功、史铁生、苏童等10 位作家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反响最大的作品和有争议的作品，以及进入 21 世纪后的新作。对立体考查一个作家有参考价值。海外方面，英国卫报、俄罗斯文学等也设处女作奖，奖掖新人。在其他艺术的其他领域，华语电影的金马奖、金像奖等也设新人奖，鼓励新电影人。在此，笔者呼唤设立处女作奖，为青年作家提供平台，扶持文学青年，推行纯文学，引起年轻一代乃至整个社会对文学的重视。为陷入文化与文学困境，带来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