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 背景特征与信息披露违规 的关系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从1989年的试点到2015年的《证券法》的二次修订通过一审,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从无到有并逐步走向完善。一方面,为城乡居民开辟了一条新的投资理财的通道,能够使亿万人民闲散资金集中化,使长期投资风险短期化。中国证券市场扩大了资金供给者与需求者的接触机会,为双方开辟了广阔的投融资途径。另一方面,能够优化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上“银广夏”虚假陈述财务报表案、“中科创业”操纵股价案、“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案等违规事件不断提醒着我们证券市场监管仍需完善。随着我国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通过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了解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据以做出相关决策。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严重误导性陈述、信息披露不及时、虚假陈述、披露不完全等)层出不穷。屡屡出现的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严重违反证券市场的诚信准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对证券市场和健康发展构成了很大威胁。 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证券法》,标志着我国证券监管规范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我国各项证券监管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新《证券法》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并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些制度和法律未能彻底防止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屡禁不止,严重违反证券市场的诚信准则,对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构成威胁。其中影响范围最广、性质恶劣的莫过于信息披露违规。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指明了中国股票发行的改革方向。《证券法》的第二次大修订目前正进行中,其中股票的发行制度广受关注。《证券法》的一审已经完成。一旦股票注册制得到施行,证监会的监管不再评价证券优劣,而转为以合规性审查为主。发行人主要通过信息披露让市场了解公司情况,投资者自行决定是否进行投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诚信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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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通过对外信息披露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传递信息。上市公司及时、真实的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诚信体系的建立。在我国“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尤为重要。 本文将上市公司 CEO 作为高管中的典型代表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CEO这一职位在我国上市公司往往能够掌控所在公司的经营决策权,较股东有更多地信息优势。另一方面,CEO 的心理特征、能力差异影响 CEO 做出的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以及及时性。 根据高阶理论以及领导特质理论,CEO 的年龄、教育背景、性别和任期等背景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CEO 的心理特征以及个体间的差异,并且具有较好的可测性以及简洁性。故本文针对 CEO 的背景特征与信息披露违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认为研究 CEO 背景特征与信息披露违规的关系的理论意义在于: (1)本文重点研究的信息披露违规与高管存在密切关系,增强对信息披露违规的解释。纵观我国研究公司违规的文献,一部分学者致力于从公司层面探讨违规事件的动因和影响因素,往往将研究重点放在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因素上。另一部分学者着眼于违规事件后的高管更换以及股价变化研究。在众多公司违规的研究中,鲜有考虑高管自身特性与违规事件的关系的研究。笔者将上市公司高管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经理人,研究高管中最有代表性的 CEO 背景特征与公司违规中性质较为恶劣的信息披露违规进行关系研究。这是针对公司违规研究中较为独特的视角。通过将 CEO 的心理特征因素纳入模型中,增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发生概率以及违规严重程度的解释力度。 (2)检验高阶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试图从我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CEO 背景特征对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之间的关系。从空间范围上扩展了高阶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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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公司违规的研究
国外对公司违规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从股权集中度的角度探讨上市公司违规的动因或制约因素;(2)研究违规的公司可能的特征;(3)从监管角度研究违规舞弊。 国外有关于股权集中度与信息披露的早期研究主要有 La Kaplan 和 Minton(1994)认为大股东持股能帮助减轻代理问题,从而改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然而,Schadewitz 和 Blevins(1998)得出相反的研究结果,发现机构所有者的集中度与披露质量之间具有负向关系。Porta(1999)针对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质量进行研究,得出随着股权集中度增高,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降低的结论。Chau(2002)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信息披露违规呈正相关关系。总的来说,国外对股权集中度与信息披露之间的结论不一而适。 监管方面的主要文献有 Alexander(2010)选取 1996-2004 年被报告违规的美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此研究哪些机制能够对公司违规起到检测作用,研究发现,违规检测并不是依赖于公司治理者的水平,如投资者、监管者、审计师,而是依赖于雇员、媒体、行业监管机构,并且这些人的检测动力主要源自经济利益。Waniak-Michalak(2010)发现许多慈善机构因内部和外部的欺诈行为,而对组织的声誉和未来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要求慈善机构要求发布财务报告可以成为阻止内部组织成员提交欺诈和隐藏信息的重要手段。 国外对于进行舞弊的上市公司的特征(财务指标、利润等)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Johan L. Perols(2011)收集 54 个财务报表欺诈样本并进行配对,发现欺诈的公司更可能进行前一年的年收益管理。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未进行欺诈的公司,欺诈的公司更有可能夸大收入。Clive Lennox(2013)认为激进的税务报告与涉嫌会计欺诈的概率存在着明显负关系。Somayyeh Hosseini Nia(2015)通过对2009-2014年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施行欺诈和未施行欺诈的公司进行独立样本的 T 检验,其结果表明两类公司在销售成本、毛利润、净利润三者间出现不匹配,以及通过减少计提资产减值等方式美化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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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高管背景特征的研究
Hambrick 和 Mason(1984)创新地提出了高阶理论。该理论以有限理性人为出发点,将高层管理者的特征、战略选择等因素纳入高阶理论研究的模型中,突出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对管理者认知模式的作用。在此之后,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关注高管背景特征。国内外对于高管背景特征的研究主要从特定高管个人背景和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为着眼点,主要的关注的背景特征有:(1)性别;(2)年龄;国内外对于高管背景特征中性别的研究众多,国内外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女性经理人在决策时表现出更多的厌恶风险倾向。Francoeur 等(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下,女性经理人占比较高的团队能够产生显著为正的超额收益,但单独考察女性高管却难以发现存在超额收益。Francis 等(2009)通过对 1988-2007 年间美国标准普尔 1500 指数成分股公司的CFO 的更换数据,验证了 CFO 为女性时有更好的会计稳健性以及更加稳健的财务报告策略。我国学者对高管的女性特征的研究结果较为丰厚。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对高管背景与财务重述的关系的研究,最后结论是:相比男性企业家,女性企业家表现出过度自信、做出激进的决策的现象较少,从而降低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常梦梦(2015)就 2009-201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女性 CFO 对财务稳健性的关注高于男性 CFO,偏好长期负债。黄荷暑(2015)以 2008-2012 年沪深两市 A 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了女性高管的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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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16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16
一、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界定 ....... 16
二、CEO 背景特征的界定 ..... 16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17
一、委托代理理论下的道德风险和管理者防御 ...... 17
二、舞弊三因素理论 ..... 18
三、领导特质理论 ......... 19
四、高阶理论 ........ 20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21
第四章 实证研究 ..... 23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23
第二节 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25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25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27
三、模型设计 ........ 31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2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42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 46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46
第二节 建议 ...... 48
第三节 研究局限 ......... 49
第四章 实证研究
第一节 研究假设
为了能够更深层次地探索 CEO 背景特征与信息披露违规之间的关系,并对为上文的理论分析提供实证检验。本章将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为实证检验做相关的准备工作,包括研究假设的提出、样本与数据的选取、变量选取以及研究模型的建立。根据前文的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探索 CEO 背景特征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关系,由此提出以下八个假设: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往往表现出细心、理性以及更加厌恶风险的典型特质。男性和女性领导人在领导风格差别亦是显而易见的。男性企业家在工作中更多强调完成任务,领导风格更偏向于任务导向型。但多数女性企业家不仅强调任务的完成,同时力求符合情理,不违背制度、规则,其领导风格往往更倾向于社会导向型。国内外学者对高管特征既有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高管更倾向于会计稳定性(Francis 等,2009)以及稳健财务政策(常梦梦,2015)。女性高管的比例与过度投资现象呈负相关。黄荷暑(2015)发现女性高管更愿意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女性董事比例较高的团队能够带来较好的经营业绩Catalyst(2010)。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的研究结论表明:相比男性企业家,女性企业家表进行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低。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女性的角色更多的跟家庭责任联系在一起,而非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商业领域男性的主导特征比较明显(任颋和王峥,2010)。相对而言,女性经理获得新职位的成本更高(黄国良等,2013)。在面对同样的业绩压力时,女性经理有强烈的动机,避免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来确保现有的福利以及社会地位能不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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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相比男性 CEO,女性 CEO 能够约束公司发生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并且降低违规的严重程度。这可能是女性独有的决策风格以及较强风险规避意识发挥的作用。并且从稳定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较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信息披露违规的发生,降低违规的严重程度。并且相比女性 CEO,男性 CEO 偏好实施推迟披露和虚假披露。CEO 背景特征中年龄特征与信息披露违规的发生概率的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中年龄与信息披露违规的系数为正,违背原假设。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越大的 CEO,一方面生活物质条件越丰富,另一方积累的决策经验越为丰厚,从而对违规带来的风险的容忍度高于物质条件相对薄弱且经验较浅的年轻 CEO。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信息披露违规在我国属于公司层面的违规并且难以归责,对于高管个人声誉影响较小,临近离职的经理人可能希望保持一贯的光辉业绩,从而变造或者推迟信息披露的程度过大,导致违规。 CEO 背景特征中的教育背景与信息披露违规的发生概率的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中年龄与信息披露违规的系数为正,违背原假设。可能原因是高学历的 CEO 由于自身的教育背景,拥有职业选择的余地更多,从而对信息披露违规的风险的容忍度较高。抑或是高学历者拥有更高的职业抱负,导致抱有侥幸心理违规以图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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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49445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wenshubaike/lwfw/494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