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第1章 导论
1.1.1 研究背景
孟子被后世尊为儒学史上的亚圣,他的学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见解,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纵观孟学研究史,研究孟子的哲学、伦理、经济、文学、政治、社会、教育思想的文献不计其数,但研究其经济伦理思想方面的文献相当有限。这主要是由于孟子和其弟子在其文本中根本就没有留下多少经济伦理方面的思想资源,有的也主要是人性善、义利、诚信、王道仁政等方面的论断。这些论断以对话录的形式呈现在孟子文本中,它们独自成章,显得十分疏散,也使人们很难把握其内在的逻辑连接。这样,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疑惑,那就是如何成体系的概述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又如何看待这些经济伦理思想的意义与价值?本文尝试从这些基础理论方面做些努力,力求恰当的解读和阐释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相关论断,并以此来体会孟子经济伦理精神和澄明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基本特征和当代意义。
1.1.2 研究意义
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或者更为确切的说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和无数先贤们的传承与积淀之后,已融入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在当代,它也是在有形无形之中融入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当中,并随顺时代的发展发挥着相当大作用。
从理论上说,对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探析,有助于对孟子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进一步阐释、体悟、研究和传承。回归《孟子》经典文本研读,从把握源头入手来提炼孟子的经济伦理精神,将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儒家经济伦理的研究。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先秦时期中国政治政经急剧变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留下的历史瑰宝。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为后世统治阶层提供了民本仁政思想资源。也为统治阶级权贵们反思自己的为政策略,强调保民而王、制民之产、反对对百姓过度的压榨和索取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同时,孟子的义利观也为士人集团的精神价值追求做了犀燃烛照式的指引。
从现实上看,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伦理建构的实践中,需要我们充分地借鉴孟子所留下的丰富的理论资源。同时,对孟子经济伦理思想须加以积极扬弃,实现其时代性和创造性转换。重新审视和积极扬弃孟子义利观、诚信观、公平观等观念的道德价值导向作用。用其义利观等的积极作用推进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培育和党风廉政建设。把孟子制民恒心与恒产思想应用于让我国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和保护老百姓合法收入的政策中。另外,要用孟子“寡欲养心”和“与民同乐”的消费思想给当前贪污腐化人士予以警示,遏制其贪婪和自私自利之心,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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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新时期社会实践的变化以及孟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和研究工作的深化,孟子思想的专题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同仁们的重视。但从经济伦理思想的专题研究情况来看,前人的研究往往从属于孟子政治伦理、教化伦理、人性善等问题,即系统地对孟子经济伦理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而且比较分散,学者们观点也是众说纷纭。陈科华在《论孟子经济伦理思想》中,从孟子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先由伦理学到政治学,再由政治学到经济学的视角,探析了孟子重视经济问题的考量与成就理想道德人格的关联性,他认为孟子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一种道义论经济伦理倾向。
从以上几位学者们的研究来看,他们对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既有共同点又各有侧重面。就其共同点来说,他们都注重对孟子义利观的挖掘和阐释。就其侧重面来说,陈科华注重探讨了孟子对于经济伦理问题的关注路向。谢金林、邱峰、李少波、文敏注重探讨孟子经济伦理中的富民惠民等民本思想和劳动分工理论。王杰着重探讨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杨青利注重从孟子与管子人性论的对比研究中探讨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内涵、发展路径和后世影响。他们的探讨方式和阐释角度对人们研究孟子经济伦理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但其在把握孟子经济伦理精神的全面性、深刻性、确当性方面仍有不足。仍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1.2.2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儒学走向国际,孟子思想的专门研究和传播受到国外学界的重视。他们当中有一些专家教授讨论了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韩国孟子学会会长赵骏河先生在他的《孟子基本思想与礼》中认为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孟子的根本思想可以成为主要策略。他呼吁当前人们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倾注更多的心血恢复孟子所讲的道德性。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认为孟子的思想对德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还认为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忙于争名逐利,人与人的关系逐渐疏离,并趋于越来越紧张,孟子的思想远没有过时,人们仍可通过孟子的观点来思考当代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时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在美国,美国东西方中心亚洲发展项目主任安乐哲教授对孟学也十分有研究。他的代表作是《孟子心性之学》。他开创了孟子心性之学在海外研究的另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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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缘起
一种经济伦理思想的诞生、形成及发展总是跟它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因此,要探讨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就必须深刻把握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
2.1.1 处士横议,攻伐不休
孟子,名轲,字子舆。据考证,他生于约公元前三百七十二年,即战国周烈王四年,卒于公元前二百八十九年,即周赧王二十六年,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一带)人。孟子所处时代正值战国中期,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最为激烈动荡不安的时候。可以说,大到一国之君,小到平民布衣之士,无不以争利为首,“贵义贱利”之思想大行其道。故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开口便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孟子眼中,那是一个人人争利尚利而道义却被弃之而不顾的世道。
就政治环境方面看,继春秋五霸之后,又七雄并立,各诸侯国为争利、争城、争地或称霸,便随意发动兼并战争,故战争迭起,民不聊生,以至生灵涂炭。孟子记载为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父子不相见,兄弟妻离子散”,“丰年不免于死亡”,“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滕文公下》)这些都是孟子时代人民生活的实录。简言之,这是一个弑杀成性、残暴无人性的世道,也是一个人命不值钱的时代。当时各诸侯国推行的都是“霸政”、“暴政”,亦即是“不把人当人”的政治。历史研究中,清人赵翼曾对孟子所处的先秦时代有个总的说法:“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 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 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1这些反映了当时周王室衰微,礼制传统名存实亡,封建宗法趋于瓦解,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复杂。故合纵连横,此起彼伏,而广大人民则长期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及痛苦之中。孟子见到这种惨境,便油然而发一种赎世救人的心愿,于是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刻刻以仁义劝说诸侯国君,并要他们实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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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看,“性”来源于“生”,“生”即“生命”,人性问题的提出表示了思想家们开始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心。而经济生活是人们生存的第一需要,当人们追问生存价值如何体现时,一定包含着对经济生活与伦理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这也意味着,必须去探讨人人具有的相同规定性,即人性论。在孟子那里,人性论是其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阐释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需以孟子的性善论或者说孟子对人性本善的理解为基本前提。人性命题的分析贯通于孟子思考和解决先秦时代的经济伦理论问题的基本路向中。孟子先以人“心善”来说人“性善”,进而以人“性善”来说“政善”(仁政),最后归结到经济生活中的“经善”。2.2.1 以心善言性善
在孟子那里,他开宗明义,言必称人性善,强调人人具有同等意义上的道德能力,将人的本性问题归之于人心,进而由人心之善,来谈论人性本善。孟子所言人性善是什么呢?孟子是如何说明人性本善的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孟子是以人的本心的善来解释和论证人性善的。
材料中“乍”字表明,这里所讲的情境是突然发生的,也就是人的心还没来得及准备好与外物进行交感。即第一个念头。通常在摆脱外物牵累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怵惕恻隐之心的作用,即本能地对突临之境感到惊讶或者怜悯,从而油然而生救助孺子的动机。这种动机并非来自世俗利益的考虑,因而可以说,它是人人本有的,顺应此动机,就可引发合乎“仁义礼智”的道德行为。可见人心本善。这种“本善”,指的是人生本来具足道德萌芽,孟子称之为“端”,是一种人能为善的潜在特质。“人皆有四端”,也就是指人人都本自具足的为善的道德潜能。人有这种四端之善,就好比人有四肢一样,十分宝贵。
孟子一开始就点出人的“仁”“义”“礼””智”四善端,强调的是人人所具有道德向善的能力。因此,他在以本心之善来说明性善时,将其称之为“才”。“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人人平等地具有道德能力,有为善之“才”,而人若为不善并不意味着缺乏道德能力。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孟子称人性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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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孟子义利观 .........................15
3.1.1 仁义内在 ........................15
3.1.2 君子修德之义利 ..................17
3.1.3 取利有道之义利 ...............18
第 4 章 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当代意义........29
4.1 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29
4.1.1 义利观的理想倾向 ...........................29
4.1.2 诚信观的德性倾向 ...........................30
4.1.3 公平观的实质倾向 ...........................31
第 3 章 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
义利关系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中国古人的关注。春秋时代,义利之辨就已经开始出现,历代儒家也都重视义利之辨。这样看,义利之辨是个有很多答案的老问题。从“义利”二字概念来看。“义”字是由“仪”和“宜”汇合而成。“义”的字形承袭自“仪”,但“义”主要的含义来自于“宜”。1据庞朴先生的考证,“宜”字的本义为“杀”,“为杀牲而祭之礼”,而以“义”代“宜”,其年代约在公元前三百一十年至公元前二百二十年。理解义利观中之“义”的复杂含义,不能单注重“宜”中“恰当”、“适宜”之义,其“节制”“裁断”等有关“刑杀”方面的含义也应予以重视。“利”最初是指使用农具进行农业生产、收割采集的劳动行为,继而引申为锋利。后来“利”便成了祭祀占卜中的“吉利”,含达到特定活动的预期目的及效果之义。继而引申为“好处”,在这种意义上的“利”与“害”相对。2孟子关于义利的阐述颇多,,义利观也就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首要内涵。分析孟子的义利观必须说明孟子对义利的基本看法和义利所蕴含的层次性。
3.1.1 仁义内在
一般来看,孔子是将“义”立根于“仁”来讲的,而到了孟子这里,“义”的含义有了非常重要的转变。在《论语》中,“义”与“仁”的关系若即若离。因此,同为儒家的告子就讲“仁内义外”,代表了那个时候十分流行的一种观点。孟子则是从性善论出发进一步将“义”的含义内在化,提出了“仁义内在”说,显然,这其中包含了他对“义”的独到理解。要弄清楚孟子的义利观,理解孟子的“义”的内涵极为重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庞朴先生认为,孟子的“义”,是原来存于‘仁’之内部的‘能恶人’一面的外现,与爱人的仁处于相反相成之中1。这种看法确实颇有见地。下面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孟子本人、后世宋明儒家及相关的阐释来分析孟子之“义”、“利”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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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与当代意义
“特征”就是一物与它物的联系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在先秦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中,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也必然有着自己独有的精神性格。
4.1.1 义利观的理想倾向
就孟子的义利思想而言,孟子将“义”理解为人的“羞恶之心”,实际上就是人“性善”的一种发挥。其“义”是要发挥内心制裁的作用,而非借助外部的社会规范去判断。“义”的作用主要是“禁止”性的,要求有所不为,行“义”,就是要保持人格自觉,不做有失人格尊严的事,敢于制裁他人的非人行为。孟子的这种理解,一方面是沿着个体道德信念的方向发挥“义”的重要内涵,直接扣紧价值本根立言,从而“仁义并举”。另一方面其“义”主要针对行为而言,表现的是“有所不为”的道德禁止义。分开详细来看:就个人的具体行为而言,他强调“义”的作用,谋利必须以义为取舍的准则。不义而取利,就丧失了己之人格,以不义的方式给他人以利,也有损他人的人格尊严,也就是陷他人于不义。反过来说,合于义的利,就应当体面的接受。在对人生的价值选择上,孟子并不讲“义”,而是强调人应当确立向善的方向。君子和小人之别体现在人生的不同选择上,君子志于善,小人志于利。就国家政治策略方面而言,他主要是讲了“民之利”,力主仁政。他强调,王者当与民同乐,将仁心见于与之配合的合理制度,以利民为务。孟子讲养民之制更多的是侧重于从个体道德信念的角度看待义利关系,在个人行为选择方面突出道德理想。道德生活有独立于政治的意义,且超拔于政治而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批判的作用,而民生则被视为政治运作的基本目的。
就孟子与荀子的对比来看,荀子将礼义通称。就是说,在荀子那里,他强调“义”在社会秩序中的合道德性。“义”就是指社会道德规范,与礼相通。宇宙万物,人间万象依礼仪而行,从而展现出和谐的秩序。因此荀子说:“天地以和,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 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七部至矣哉!”(《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礼义的功能在于“群”与“分”,既要社会合作又要体现道德上合理的秩序。“义“与”利“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来说都不可或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 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大略》)。要使社会生活合乎秩序与道德,就必须以义胜利、先义而后利,故荀子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王制》)。在个人行为的价值取向和人格上,对义利关系的处理,是区别君子与小人、荣与辱的关键,故荀子说:“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也”(《荀子·荣辱》)。评价道德人格的高下,关键是看他们求利的方式,而不是求利本身,故荀子说:“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亦”(《荀子·不苟》)。不择手段的谋利,取利之前不先考虑是否合乎礼义然后再取之,其行为可耻,是为小人,故“先义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荀子还认为君子任何时候都应将道德考虑优先于利益追求,不取不义之利,故“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荀子·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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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4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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