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生产分割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研究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探寻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时，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内需不足、汇率制度缺乏弹性和美国储蓄率偏低等宏观因素上，一些微观因素，诸如贸易结构的改变、跨国性生产分工模式的普及以及东亚国际生产分割网络的兴盛等却经常被忽略。事实上，正是这些微观因素使传统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国际贸易模式也随即发生了转变（Xing，2011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细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逐渐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国际贸易模式已由起初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逐步发展到当前的产品内分工，其中又以垂直型专业化分工（又称国际生产分割）最为典型。在垂直型专业化分工下，产品生产不再局限于在某一国家（地区）内依据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而是将其生产过程分割为诸如产品设计、组件生产和加工组装等若干特定环节后再依据比较优势的不同分散到不同国家（地区），这些国家（地区）主要通过中间品贸易或零部件贸易共同依附于同一产品的生产链条之上。

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通信、运输等领域服务链接成本的降低，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国际生产分割网络，成为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Zeddies（2007）指出，近年来全球贸易总量的“爆炸式”增长主要得益于生产分割带来的中间产品或零部件贸易的迅速发展。而东亚地区作为国际生产分割最为盛行的区域，其中间产品或零部件贸易往来相对于其他区域也更为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现行贸易统计制度基于总值原则来衡量全球范围内制成品贸易所产生的价值，国际生产分割及中间产品贸易的激增难免会扭曲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数据。中国作为东亚国际生产分割网络中的枢纽，主要扮演着组装加工基地的角色，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出口贸易大获其利，实际上只获得很小一部分的组装加工费用，贸易数据扭曲现象尤为明显。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美间的iPhone 手机贸易。众所周知，中国是美国苹果公司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基地，由中国从日、韩、德等国进口零部件进行组装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市场。依据现行贸易统计方法，2009 年美国因苹果手机贸易而对中国产生的贸易逆差高达19 亿美元；然而，若依据增加值方法，这一数字仅为 7300 万美元。实际上，生产一台苹果手机中国仅从中获得 6.5 美元的工资收入（Kadlec，2011）。这意味着美国绝大多数的贸易赤字可能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向中国出口大量零部件的日韩等东亚经济体（Xing 和 Deter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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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回顾

一、关于国际生产分割测度方法的研究

国际生产分割的发生必须同时满足以下 3 个基本条件：（1）一个最终产品至少要经历两个连续的生产阶段或环节；（2）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产品生产的某个阶段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获取附加值；（3）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的某个阶段使用了进口投入品，且产出的绝大多数用于出口（Hummerls et al.，2001）。可见，与传统贸易模式相比，国际生产分割下的贸易包含了相当多的中间投入品。但是就产品本身的性质而言，很难直接区分产品是作为中间产品再次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还是作为最终产品被消费者所使用。因此，对于国际生产分割的测度也一直是这类实证研究中困扰国内外学者的一个难题。

Feenstra 和 Hanson（1997）选用中间投入品贸易量作为国际生产分割的测度指标，测算了 1972-1990 年美国制造业产品中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购买量占全部中间投入品的比重。计算结果发现，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对中间投入品的进口依赖程度在不断提高，由 1972 年的 5.7%增加到 1990 年的 13.9%。Campa 和Goldberg（1997）基于同样的方法计算了 20 世纪 70-90 年代美英日加四国制造业进口的中间投入品情况，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四国制造业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生产分割下的产品内贸易。国内学者郭炳南（2013）则将 Feenstra和 Hanson（1997）的计算方法归纳为公式（1.1）：

其中，iM 表示生产产品 i 所需的中间投入品的进口价值，jTM 表示产业 j 中生产所有产品所需的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总价值，，P 表示中间投入品的单位价值，im 和jtm 分别表示产品 i 的产出量和产业 j 中所有产品的总产出量④。汪建新等（2015）基于 Melitz（2003）模型对中国加工贸易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割中融入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将会逐渐增加从经合组织国家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数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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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国际生产分割与中美贸易失衡现状分析

上一章首先基于中美两国的真实贸易状况对文章的选题背景和意义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论述，其次系统梳理和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国际生产分割相关概念、测度方法以及中美贸易失衡原因的研究文献，力求探寻文章的切入点和创新点，最后介绍了研究的主要内容、不足与创新之处。本章则试图从总体贸易层面的贸易差额现状分析来说明中美贸易失衡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的结构性失衡，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东亚转移部分。

第一节 中国对美国及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差额现状

一、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在早先比较薄弱的基础上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1978 年的 206.4 亿美元迅速增长到 2013 年的41589.93 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 16.37%。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差额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对外贸易在 1994 年之前总体上表现为逆顺差频繁交替出现的平衡状态，而在 1994 年之后则始终处于贸易顺差格局，贸易顺差额也由当年的 53.93 亿美元迅速攀升到 2013 年的 2590.15 亿美元，20 年间累计顺差总额高达 21429.33 亿美元，年均顺差额约为 1071.47 亿美元；尤其是入世之后（2001 年），中国对外贸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阶段，贸易顺差规模更是以年均 22.56%的速度增长（见图 2-1）。

二、中国对美贸易差额现状

伴随着 1979 年中美两国友好邦交的正式建立，双边经贸关系逐渐实现正常化，贸易历程大致经历了恢复发展（1979-1992 年）、快速发展（1993-2001 年）和全面发展（2002‐至今）三个阶段，双边贸易总额也呈现出了“爆炸式”增长的态势。截至 2013 年，中美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 5207.48 亿美元，较 1979 年增加了 5182.96 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 17%。

与此同时，中国对美贸易差额也呈现出迅速增加的态势。据中方统计（如图2-2 所示），中国对美贸易自 1993 年开始出现持续性的顺差，当年的贸易顺差额仅为 62.85 亿美元。而在往后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受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顺差额出现了暂时性的小幅下降，由当年 1710.24 亿美元下降到 2009年的 1433.49 亿美元，但是其它年份的贸易顺差额都表现出了持续增加态势。截至 2013 年，这一差额更是增加到 2160.72 亿美元，21 年间累计顺差总额 18896.09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 19.35%，高于同期进出口贸易 15.81%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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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国对中国及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差额现状

一、美国对外贸易差额现状

如表 2-2 所示，1993-2013 年，美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均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是进口额始终要大于出口额，且两者之间的差额不断扩大，由 1993年的 1155.66 亿美元迅速攀升到 2006 年的最高值 8279.71 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6.35%。虽然从 2007 年开始有所滑落，但仍保持着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贸易差额也基本维持在 6000 亿美元之上（除 2009 年外）。21 年间累计逆差总额高达89274.5 亿美元，年均逆差额约为 4251.17 亿美元。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美国对外贸易始终处于巨额逆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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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生产分割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的机理分析 ........................ 20

第一节  三角贸易的界定.................... 20

第二节  三角贸易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21

第四章 国际生产分割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的实证分析 .................. 29

第一节  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29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29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 35

第一节  研究结论.................... 35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36

第四章 国际生产分割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

文章研究的是国际生产分割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正值国际生产分割的兴起阶段，发达国家纷纷把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工资率低的发展中国家。地理位置的接近使得蓬勃兴起的东亚国际生产网络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第一站。中国紧紧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努力与世界各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对外贸易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威胁。然而，这种威胁产生的根源在于国际生产分割体系下所形成的“东亚—中国—美国”三角贸易模式以及中国在其中所处的组装加工基地和出口平台的特殊地位。因此，为了如实还原“东亚—中国—美国”三角贸易的真实情况（即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前向贸易和中国对美国的后向贸易），文章对实证模型做出如下设计：

（一）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Y ）。对于双边贸易差额的衡量，现有文献通常选用净出口（即出口减进口）指标或出口与进口的比值指标。由于本文样本期间内中国对美国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因此直接选用净出口，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作为双边贸易差额的衡量指标。

2.  解释变量

（1）中国来自东亚经济体的零部件进口额（ PCI ）。在三角贸易中，中国与东亚经济体间的前向贸易主要是通过零部件进口实现的。随着中国从东亚经济体进口零部件的日益增加，中国代替日韩等东亚经济体服务于欧美市场的作用也就越明显，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也就越深。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前向贸易实质上将原本属于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因此，选用该变量不仅可以检验贸易顺差的转移效应是否存在，还可以反映出它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预期该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2）中国对美国的最终产品出口额（FPE ）。同上，在三角贸易中，中国与美国的后向贸易主要是通过最终产品出口实现的。作为东亚国际生产分割网络的枢纽，中国将来自东亚经济体的零部件加工装配成最终产品后出口到美国，在带动本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对美贸易顺差也随之扩大（贸易顺差的创造效应）。因此，该变量是影响中美贸易失衡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显著的衡量指标。预期该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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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和出口活跃度的不断提高以及 GDP 的飞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在总体上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区域性贸易失衡的状况，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迅速扩大。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威胁。鉴于此，文章首先从总体贸易层面定性分析了中国对美国、美国对中国以及各自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差额现状，从而引出当前中美贸易失衡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的结构性失衡。紧接着，在国际生产分割背景下，通过对三角贸易指数的测算研究了“东亚—中国—美国”三角贸易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最后的实证研究则着重考察了国际生产分割体系下，中国从东亚经济体进口零部件、对美国出口最终产品以及三角贸易指数等因素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一、中美贸易失衡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结构性失衡

首先，从中方角度出发，通过对比中美贸易差额曲线与中国对东亚经济体贸易差额曲线的变动情况不难发现，伴随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其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相应扩大。其次，从美方角度出发，通过美国对中国及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差额及其比重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在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中所占比重的上升，东亚经济体在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中所占比重相应下降。因此，综合以上两方面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对美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经济体转移而来，两国间的贸易失衡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的结构性失衡。倘若没有中方贸易，原来由东亚经济体生产的产品仍有东亚经济体自身出口到美国，则美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大。因此，只要这种产业转移的趋势不发生改变，中美贸易失衡加剧的局面就很难扭转。

二、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主要根源于三角贸易模式

作为三角贸易的枢纽，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前向贸易，以及与美国的后向贸易使其贸易差额的地理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日韩等东亚经济体通过出口平台型 FDI 将中间产品或零部件的加工业务配置到中国，经由中国加工装配成最终产品后再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市场，此种贸易模式在带动中国进出口贸易增加的同时，对美贸易顺差也随之扩大，从而产生贸易顺差的创造效应；另一方面，中国在代替日韩等东亚经济体服务于欧美市场的同时，也将原本属于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从而产生贸易顺差的转移效应。接下来，三角贸易指数的测算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参与“东亚—中国—美国”三角贸易模式的程度不断加深，所发挥的组装加工基地和出口平台的作用日益显著。值得注意的是，75、76 和 77 这三类行业（ICT 行业）既是中国零部件进口和最终产品出口的关键行业，也是三角贸易指数显著高于其他部门的行业，这意味着中国在 ICT 行业中的三角贸易往来也许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国际生产分割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