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时政类谈话节目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基于温州政情民间中间站的研究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电视就是搭乘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航船,成为受众最广的现代传播媒介,实现了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质变,掀开了人类信息传播史上的革命性一页。尽管互联网的兴起分流了电视的受众,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网络技术、年龄、职业、学历等的限制,互联网的普及率远不及电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也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8.8%"。而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统计的2013年全国广播影视发展概况,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8.42%。电视早已成了一种生活惯性,电视的普及广度远远大于互联网,电视栏目依然是大众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使大众渴望更多的渠道表达诉求,加之受互联网思维强调互动性、共享性、开放性的影响,电视节目不在仅仅承担"传者"的角色,传统的"传者一受众"模式已经不适应观众的需求,观点与舆论单一、一律的布道说教式图景不能满足参与时代来临时,大众从接受者向参与者转变的意愿,电视节目的制作逻辑也发生转变。现代传媒封闲式、沙漏式的运作模式已经没有生存的市场,现代传媒的时代转型为实践协商民主提供了平台。

改革开放后,温州自然和政策资源匿乏的现实,激发了温州人敢为人先的精神文化基因,率先运用市场机制来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形成著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史晋川认为:"湿州模式是一种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先发优势释放了市场的活力,充分调动了温州人的积极性,迎来了温州经济的发展高峰,从浙江省内比较落后的城市发展到如今省内地区生产总值第三的成就。物质财富的积聚加速了社会的全面转型,潜在矛盾和冲突的引爆点密集,处于多发、频发的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温州近年来增长速度的减慢,温州模式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学者不在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温州模式的生成逻辑,郁建兴教授提出了温州模式研究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在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框架下研究温州发展的新动力向新温州模式过渡。温州转型要求公民参与和社会力量的培育,温州各行为主体开始摸索有效扩大公民参与的载体和方式。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关键渠道和专业性的协商机构,在不断摸索、创新协商的有效形式,协商民主理论与温州政协创新需求契合。电视时政类谈话节目是温州政协扩大公民参与的有效尝试,媪州现代传媒转型与湿州政协的创新驱动,为实践协商民主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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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选题的意义

不仅要思辨协商民主可能是什么的理论应然研究,还要考察协商民主己经是什么。协商民主在规范性研究的基础上,进入了协商民主的政治试验阶段,用试验、实践检验协商民主的理论构想,并根据实践的写实进一步修正、弥补理论的缺陷。协商民主是对西方理论的"舶来品",怎样完成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和落地生根,实现理论与中国具体情境的帮合,探索实现协商民主价值理念的可操作方式。

—、理论价值

第一,促进协商民主理论的本±化,建构通合中国情境的协商民主理论。西方产生协商民主的背景与中国有着发展阶段的落差,加上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的不同,西方的协商民主研究并不能完全切合中国的现实,通过对中国案例的分化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协商民主,推动协商民主理论的中国化提高协商民主理论解决中国治理困境的效能。在新的发展阶段,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形成系统化的适用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体系。

第二,促进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实践研究的深化。协商民主历经20多年的萃取与提炼,理论层面向纵深发展。解决现实多维度问题的需求使协商民主从先期的理论抽象思辨,向更注重通过具体的政治实验和体制机制的设计实现协商民主理想的实用取向转变。通过怎样的运作模式和载体才能演绎协商民主的价值,成为信息时代专家、学者探索的落脚点。现代传媒通过技术性操作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新时期政协通过媒体构建协商平台的一种尝试。本文选取政情民意中间站为代表的时政类谈话节目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协商民主理论进行剖析研究节目的协商运作還辑,充实了协商民主的实践研究内容,为政协协商民主的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让协商民主的理想照进中国协商的具体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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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工具:协商民主理论概述

第一节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历程

民主理论一直困绕着调试包容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冲突推演,从古典民主理论的公民大会、自由主义民主的代议制、协商民主深思熟虑的偏好,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不断地尝试,寻求怎样的参与广度和深度才能释放民主的潜在效能,探索实现民主理念的最好方式。协商民主是古典民主的复兴与时代性的修簿,地域的扩展和群体规模的膨胀加速了小国寡民限定下直接民主的不合时宜及代议制的产生,信息时代的浪潮和多元文化的枉会又催生了竞争性民主的反思,在选举民主中导入平等、理性的讨论和协商。德雷克泽认为:"大约在1990年前后民主理论呈现出明显的协商转向,在协商转向之前民主理想被看成主要通过诸如投票和代表机制的方式来实现集体决策偏好和利益的聚合;在协商转向之后,民主的合法性实质则应经由某一集体决策的所有相关者致力于这一决策的真实协商的能力来获取"。协商民主是反思美国宪政体制进而蔓延到整个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物,是在多元、风险社会的现实中探索实现民主新方式的一种期待。

斯蒂芬艾斯特在《第三代协商民主》的文章中,提出协商民主已经"发展成熟",经历了一种"经验转向"。他把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划分成三个时代,第一代协商民主的代表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着力点是协商民主的规范性、应然性、正当性、组成要素和理想条件的构建,为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基础框架的支撑。但由于未考虑到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仅仅依托理性交流的形式,产生了偏好会统一改变、达成共识的不实际预期。理论和现实的张力,让第二代枕商民主理论者在考虑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时候,着重考虑社会的复杂性,突出代表是詹姆斯博曼、艾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弱化了偏好统一改变、强共识的倾向,增加了理性交流之外的如修辞、讲故事等交流方式,但第二代协商民主在确保协商民主嵌入复杂社会中得以实现所需要的制度设计方面,没有提出多少实质性的细节说明和突破。第三代协商民主者如瓦尔特巴伯、罗伯特巴特莱特、艾温欧佛林和约翰帕金森,突出了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日益重要性,强调在不同情境下协商民主可行的制度化途径,提倡协商民主实证研究与规范理论之间的共生关系。第三代协商民主更关注经验性和实践,构思了更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和细节性的协商民主制度,把协商民主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治理情境和问题解决中。第三代协商民主经验研究的转向及关注解决特定情境下具体问题的解决,彰显了研究协商民主理论在实际中如何展开运作的发展趋向。经过30多年的发展,西方的协商民主从开始的理论建构和阐释发展到经验研究和操作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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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相关概念阐释

一、公共协商

协商民主突出了协商的作用,深思熟虑的集体理性反思、审议是公共协商的基础。博曼认为:"公共协商是交换理性的对话性过程,目的是解决那些只有通过人际间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形,协商与其说是一种对话或辩论形式,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合作性活动"。博曼关于公共协商的定义是深层次的拓展理解,公共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协作,是弱化集体行动的低效,诉诸集体的力量。拉德兹认为:"公共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讨论和批判性审视具有集体约束力公共政策的过程,不要理解成政治讨价还价或契约性市场交易模式,而要将其看成公共利益责任支配的程序,不是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利用公共理性寻求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更直观的拴释了协商民主中公共协商的内涵,协商是一种真挈的交流形式,它强调理性的观点,强调辩论、倾听、回应和说服的方式,而不是诉苦、操纵、强迫和欺骗的手段,强调协商者基于公共利益表达观点和审视判断,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算计和计较。公共协商凸显了协商民主是一种基于沟通的合作方式,用对话化解冲突、增进理解,成为寻求解决问题和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策略选择。

二、协商民主理论的基本元素

协商民主理论目前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关于协商主体、协商话题、协商范围、协商结果的运用还有许多争议。如图2-1所示,展现了协商民主的协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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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温州政情民意中间站与时政类开放式谈话类节目协商的一般特点...19

第一节人民政协与温州政情民意中间站的生发情境.............19

第二节温州政情民意中间站节目协商过程透视...........20

第四章政协协商、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30

第一节政协和电视媒体在协商巧程中的功能.............30

一、政协是促进协商的推力和"通关人"..............30

第五章政情民意中间站作为政协协商民主机制的限度..............40

第一节参与者协商能力、地位的不平等.............40

第六章政协依托电视时政类谈话节目提升协商绩效的对策分析

第一节提高大众参与能力,优化政协委员构成结构

协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参与者合理、理性的观点,而不是情绪化、狭隘化的宣泄、诉苦、抱怨。在协商的过程中需要精英的参与来增加理性的因素,提高协商的质量。托马斯认为:"公民在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他们表达的未必都是公共利益,参与者经常代表的是所属组织和群体的需要,表达着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不是公民的普遍利益"。精英也有着自己的利益倾向,在栏目中精英即嘉宾是协商平台的主角,他们的谈话支撑了节目的进行。但台上的嘉宾应该成为台下观众谈话的"中立的旁观者",现场观众的谈话、表达应占据重要比重,现场嘉宾的作用更多的是专业性知识的指导和答疑,要适当缩短嘉宾的谈话时间,增加现场观众的表达。同时公民也有自己的利益导向,也要增加参与者的代表性和包容性,现场来宾根据话题的内容确定参与人员,每期节目既要有自愿参与的观众,也要有随机抽取观众这种被动参与的方式,不能仅仅依赖于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参与。要不断完善协商主体参与的机制,规范政府官员、嘉宾和普通民众参与的步骤、程序,减少权力、财富、身份等因素对平等的影响。同时,创新政协委员的推举方式,充实政协界别的分类,优化政协委员的姐成结构,完善政协委员的代表性。在街道和乡镇一级建立政协委员的常态化联络点,拓展基层参与协商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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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民主理想的核心一直围绕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对话拓展。科恩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在中国,通过协商的方式扩展民主的深度,首先要提高协商的质量,在地方更多的是在公共治理的层面的参与和对权力的监督。现代信息技术为提高协商质量,形成新媒体、大数据为载体的多元参与的协商与治理。协商是现代必不缺可少的善,时政类谈话节目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扩展了协商的空间,成为权威、高效的协商场域,是下一阶段依托传媒进行协商制度创新的着为点。在传媒协商制度创新的同时,与政协、人大、政府等进行对接,实现政协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的落地。时政类谈话节目要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机制,需要大众媒介自身的完善和背后权力结构的调整,需要通过新技术作为粘合剂整合各种参与为量,培育社会力量,形成具有影响为的合力。更需要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提高时政类谈话节目作为协商机制的可操作性、合法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