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上海电影中的居住拥挤与都市文化呈现
第一章 开埠后上海的居住困境及影像再现
伴随着资本涌入，上海的都市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海开放的结果首当其冲是上海迎来了人口的大量涌入和城市扩张，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的经商需求，大批的外国人亦来到上海定居，从开埠到 1949 短短百年时间，上海的人口增加了一百多倍，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人口的涌入，从资金、人力等多方面提供给上海城市发展巨大的推力，与此同时，人口的急速增多也给上海都市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社会的价值观念、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有限空间需要容纳大量的人口，而上海多元异质的都市空间也选择性的接纳了不同的人群，人们在这些空间里进行空间的再生产，在上海这座现代化的都市中，完成着自己的人生使命，同时也不断地影响和构建了上海多元异质的本土文化。
有关旧时上海人口的统计数据，几乎没有一个完全准确的答案。由于上海华界、租界的空间区隔，有关人口统计等的户口调查，自开埠以来就“各自为政”，而“华界只有在个别的年份中对界内人口进行一些比较粗糙的调查”，这些数据则大多记载于旧上海各县县志。公共租界基本维持五年调查一次的频率，法租界人口调查频率不定，从最开始五年一次到一年一次，1934 年起又改为两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抗战期间，日、伪也进行了人口数据的统计。但整体而言，这些统计的方法都比较粗糙，存在“新迁入人口的某些漏报以及‘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个部分地区的一些人口重复登记。”等等问题。 据《上海人口志略》数据，咸丰二年（1852 年）上海县人口大致为 54 万左右（含公租界、法租界人口在内），同治五年（1866 年）为 68 万左右。光绪年间人口得到了飞速增长，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已达到 135 万左右。到民国十七年（1928）急剧增长到152 万左右，另据一份统计，1930 年公共租界人口 85 万多，法租界接近 36 万，特别市人口则达到 1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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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都市也正“是一个空间性的东西，处于一定的场所和位置。”上海这座都市亦是如此，人们对于上海的认知与定义，最直接的印象自然来源于都市的空间布局与呈现。因此，对于生存在都市中的电影来说，如何表现都市空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神怪、武侠、古装等早期电影一时盛起的电影类型之外，上海电影的很大一部分都在呈现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生活。所以，在众多有关城市的电影中，我们都可见其对人们生存空间的描述和展现。以本文的研究对象民国时期上海电影来说，则既有专门从居住空间描述人们日常生活的影片，亦有记录生活、情感、社会而侧面的展现了人们的居住空间，可以说，源于影像语言编码之后对都市空间的再记录，我们也得以通过这些影像的内容，对都市上海的空间进行再想象。
居住空间的拥挤是许多城市在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要面临的现代性难题之一，民国上海独特的在地性经验在于其时电影业的兴旺发达，上海影像以上海为成长的基地，都市上海为上海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地素材。民国时期的上海，既有繁华的南京路、时尚的百货公司、现代化的电影院，摇曳生姿的歌女、熠熠生辉的明星，也有劳苦做工的车夫、在工厂里成为无名氏的工人以及无处安歇的流浪者。可以说，都市上海立体、差异化的城市风貌可以积极地参与到影像的叙事建构中去。将电影工作者对于影像的创作理解成一种符号编码的话，那么在面对多层次、多样式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创作者便会利用不同的选择和话语，来达成创作风格和路线的多元性（pluralté）。
因此，创作者对影像素材的加工，实际上就是在进行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生产，而这份生产因为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而引发了不同的运动，在编译解译的过程里，多样化的意义便在影像中产生了。“空间也是一切社会活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切社会力量纠葛一体的场所，是社会的‘第二自然’”。故社会空间不可能是社会运行其间的静止的‘平台’。”在影像创作的过程中，进步电影与市民电影面对上海市民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便采取了不同的叙事策略来进行再生产，呈现出不同的叙事风格和影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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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底层居住空间的影像呈现
第一节 石库门的居住体验与叙事策略
在本论文前部分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这样几个事实，首先，石库门里弄（旧式）容纳着上海大多数的小市民群体，是当时上海的主要居住形式。其次，伴随着都市人口的大量涌入，石库门里弄的居住环境越来越拥挤，影响着小市民们的生活体验，同时也影响了都市上海的文化经验。另外，旧式石库门里弄作为大多数生活在上海小市民的居住空间，其空间内的生产成为影像工作者进行域内实践的表达场域。正如陈思和所指出的民间的含义之一一样，民间产生“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政治权力面前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石库门弄堂的居住体验显然并不舒适，尤其在日渐拥挤的情况之下，报上的文章常有抱怨，一篇文章中的作者吃了饭想要睡觉，无奈“刚睡上床，就听见隔壁人家夫妻在想骂。因为我住的是弄堂房子，所以人家在相骂，我听得很清楚。”而作家梁实秋也同样遭遇了这样的居住困境，“客人有时候腹内蓄积的水分过多，附着我的耳朵叽叽哝哝说要如此如此，这一来我就窘了。朱漆金箍的器皿搬来搬去，不成体统。我若在小小的天井中间随手一指，客人又觉得不惯，并且耳目众多，彼此都窘了。”作者对如厕之事的调侃显然说明了其所居房屋的拥挤，而这份拥挤造成了他生活的不便以及对上海居住环境的看法，厨房里的杀鸡、烹鱼、炊烟之事，都能够传入作者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可见，石库门居住经验的拥挤，并不仅仅是身体本身的，更是从视、听、嗅觉等多层次的对个人空间的挤压。
正是因为居住空间的拥挤，石库门里弄的生活形式也都出现了变化。一方面，如前所述，高密度的空间集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私密空间被侵犯，相应的人们改变了以往的交往模式，其生活内容更加注重对隐私和自我的保护，但另外一方面，居住空间的拥挤也一定程度的提升了人们之间互相碰面的机会，使得这些人之间的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若遇到什么事情，这些四邻们便可以在窄小的公共空间中谈天论地，并且结成紧密的“联盟”，为自己的利益而抗争。《乌鸦与麻雀》里租客们最终群起的奋斗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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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是上海都市发展过程中，由空间权力的区隔而产生的底层居住形态，“异质空间意味着他者性、阈界（liminality）与混种性。”棚户区拥挤了大量的难民和收入水平末等的上海市民，而且，棚户区的分布亦居于空间和产业的边缘。“在上海的边陲，有些仿佛被这辉煌的都市所摈弃了的地方，它们污积，荒僻，局促可怜地蹲在高耸云霄的工厂的烟囱底下，显得特别的陋小寒伧，从都市人眼睛里看来，就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上海开埠前后，便逐渐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其中以江浙一带附近的居民为主，很多苏北人便划着“毷毷船”来到上海，“当时来的时候是乘船过来的，我们以前都是乘船，没什么大轮船，乘不起的，都是木船，自己摇过来的。”带着谋生的梦想却发现上海房价高昂，无力负担房屋的同时，他们只能暂时居住在自己的船中。这样，大量的此类移民就聚集在苏州河，木船的质地容易受河水侵蚀，因此很多人便将木船固定于河岸，在船顶搭起蓬子，“这是他们成为上海‘都市人’的第一阶段。”
显然，对于这些外来人口来说，都市梦想的第一步，就是寻得一处可以容身的居所，当花园洋房甚至于旧式石库门里弄也是他们遥不可及的居住梦想时，只能就地取材的让自己在都市摩登的空间中安身立命。于他们而言，居住的选择是被都市权力和空间所边缘化的结果，“资本主义夺取了这些城市，它根据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要求而让这些城市保留了下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分裂成了郊区、边缘地区和卫星城市群，它同时也变成了权力的中心和巨额利益的中心。”外来移民们，由于经济、生产力的区隔，被天然的隔绝在上海的核心空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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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女性形象的多重表达范式 ........................................ 71
一、传统中谋变：女性作为“居家”妇女 ................................ 72
二、性别移动与流动空间：“离家”的都市新女性 ........................ 79
三、“二房东”形象的女性化改造和跨境旅行 ............................ 90
第二节 上海男性的生存经验与市民文化 ................................. 102
一、“居住焦虑”困扰的上海文人 ..................................... 102
二、“小市民”文化与生存焦虑 ....................................... 106
第三节 无家与流浪：早期电影中的流浪儿 ............................... 113
一、关于儿童的流浪书写经验 ......................................... 114
二、《三毛流浪记》：都市儿童的无家体验的经典文本 ................... 118
第四章 拥挤文化的影像转喻与上海都市文化的再生产 ....................... 127
第一节 拥挤经验视角下的社会交往 ..................................... 128
二、无可避免的碰撞：房客间的妥协与包容 ............................. 134
三、“里弄爱情”：拥挤空间的在地化经验 ............................. 140
第二节 感受拥挤之外的摩登上海 ....................................... 146
第三节 拥挤经验与都市文化的生发 ..................................... 154
一、由乡入城：从熟人社会迈向陌生人社会 ............................. 154
二、《万家灯火》：“大家”的式微与小家的兴起 ....................... 158
一、房东、二房东、房客：因拥挤而催生的新型关系 .....................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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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拥挤文化的影像转喻与上海都市文化的再生产
影片《新旧上海》开始，作者便利用摄影机的长镜头，带领着观众由外之内，深入的窥探了这个叫做“顺德里”的石库门里弄的逼仄空间，景深镜头所呈现的是宽度仅能容得下一辆手推车的弄堂，而字幕上“这一所两楼两底的房子里，住了六个人家”的说明，则道出当时上海分租而居的生活现实，“并通过幽默的对话和讽刺的手法对同一幢楼内代表社会中下层群体的住客在社会经济萧条时期的互动的表述来探讨中国都市社会中新旧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电影《新旧上海》《新旧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黑白有声，10 本，编剧：洪深，导演：程步高，演员：王献
如前所述，伴随着都市上海居住空间的日趋拥挤以及人口增多、通货膨胀等原因，对于普通人来说，居住选择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首要难题。一方面，尽管上海提供了石库门里弄这种综合了经济适用与安全便利等因素的居住形式存在，但上海不断产生的房荒危机，则使得居住空间变得日益奇货可居，愈发高昂的房价使得普通人的收入越来越难以寻找到一处适合其舒适居住的处所，因此便只能与他人合租共享一幢石库门楼宇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在石库门里弄建设之初，经济较为宽裕的家庭还可以整租，但房荒严峻之后，便无力承担了。于是，将房屋空间分割出租给他人，便成了当时人们的选择，如影片中吕老太这样的二房东也应运而生。
二房东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由房屋持有者和房客之间直接产生租赁关系的传统，一种房东——二房东——房客三者组成新型社会关系便产生了。这种关系，原本是脱胎于现实的社会需求而出现，二房东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房客则可以求得在上海的一处居所。然而随着房荒的严峻，二房东在转租中间看到了生意的机会，便借机涨价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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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0 世纪前半段上海拥挤的居住文化与影像的再现，提供给我们理解上海文化与都市现代性的新角度，现代性除了摩登生活以及欲望呈现之外，同时也包括了进步知识分子在影像中的域内空间实践，以及上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体现出现代性在都市人口中跨阶层的文化实践。日常生活中这些拥挤的居住空间尽管提供不了普通人一种更为舒适、摩登的生活居所，但在普通人对生活积极改变的不断追求中，这些空间也成为体现上海现代性的空间，“革命理想是十分清教的，一切享乐都会被视为反革命。资本主义所哺育的现代新文化鼓励消费活动，故此，有关消闲和愉悦的概念应与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秩序同被批评。”“不少历史学家都认为，由外国资本控制的，作为都市化中国繁荣象征的上海具有虚假不实的一面，并与战乱困扰，生活状况持续恶化的广袤的内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了中国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和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或社会不平等现象称为革命思想的温床，，为左翼文人和电影人运用弱势现代主义的话语实践创造各种另类的‘反空间’或批判性另类公共领域创造了条件。”然而，在影像对于居住空间呈现的同时，不同电影的讲述策略又呈现出差异性。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59988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wenshubaike/lwfw/5998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