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的本土化书写——以王小波的创作为中心

一、“黑色”时代的幽默歌者

王小波叙事最有魅力的部分产生于文革的时代语境，而文革时代是一个物质贫瘠、精神匮乏、充满专制与荒谬色彩的贫困时代。王小波却直面时代的困境，作为一个自由而幽默的歌者，在嬉笑怒骂的文字中放入对于时代沉重地思索。

（一）困守于专制与封闭的自由歌者

王小波有一篇杂文叫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描写地是一只无视于生活设置的猪，它长的又黑又瘦，两眼囧囧有光，像山羊一样敏捷，它有着特立独行的派头，活得潇洒浪漫。王小波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有见过谁敢于无视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这是王小波被人津津乐道的自由宣言，王小波厌恶专制，讨厌生活的被设置。但是在那个物质贫瘠、精神匮乏充满专制与封闭的“黑色”时代，就连基本的为人尊严都朝不保夕的年代，王小波如何维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生活的不被设置，他在现实生活中无路可逃，只能转向自己的精神世界，在精神世界中维系着自己的荣光。所以王小波认为需要一支博大精深的史笔，或者还要有很多支史笔，把人生最大的悲哀之事，即受到愚弄写下来，虽然很多人对于自己受到愚弄不以为然，王小波却认为这是人的最大悲哀。对于如何评价王小波对那个“黑色”时代的看法，王毅先生说：“王小波早已经不仅仅用自己的‘史笔’在一个广大的层面上写下了那个悲惨时代诸多的情景事件，而且更用自己独特的睿智揭示了这些“悲惨的事”后面的深刻成因及荒诞逻辑，从而使人们对“文革”的认识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层面和纬度。”

王小波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关于文革的叙说是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在《黄金时代》中他描绘了王二这个人物形象，他一出场就被作者描述为：“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跷着二郎腿，完全一副流氓相。”而书中的另一位主人公陈清扬，开篇就被人叫做破鞋，虽然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陈清扬与他人偷情。但是在“黑色”的时代，如果你不是破鞋，那你必须皮肤粗糙，乳房下垂，而陈清扬的脸粉嫩白皙，乳房高耸，所以她一定是破鞋。因为美丽而被叫做破鞋，这混乱违搭的逻辑只有在文革时期才会成立，就像人们都在说一亩地能产三十万斤粮食，可是人人都在挨饿。王小波用清扬的名字来命名他笔下的女主人公，本来想赋予陈清扬轻盈飞扬、飘逸温柔，可是陈清扬却生活的如此艰辛与沉重，她被嘲弄、被批斗、被排挤，忍受着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王小波正是以这种荒诞来描述那个专制与封闭的“黑色”时代，用荒诞来渴望自由，最终他写了王二与陈清扬疯狂绝望的性爱，通过写压抑中性的自由，完成了人最终的自由。就像福柯对于压抑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性话语评论道：“压抑性本身也使得性获得了空前的话语地位，使性成为一个无比庞大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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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亡、刑法、权力的戏谑者

王小波对于死亡是如何理解如何感悟的呢？他在小说中描绘的并不是死亡的可怖，鲜血淋漓令人发指的死亡场景体现的却是一种戏谑，一种对于死亡的嘲弄。他在这种嘲弄戏谑中来完成自己对于死亡的重新揭示，表达着自己的游戏态度，完成着自己的嗜死情节。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认为图尼埃尔的小说《少女之死》是解读王小波对于死亡眷恋之谜的指南，“那个玩死亡游戏的少女，她在生和死之间徘徊，充满常人梦也梦不到的奇妙感受。”王小波的嗜死情怀也如溪流般缓慢发展，在王小波早期的习作《猫》中王小波就描述了死亡，一只只被挖掉双眼的可爱猫咪让作者寝食难安，恐惧不已，而这种血腥、暴力、死亡令“我”想到了有借口的暴行、生坑和明代的酷刑，而人们对此却司空见惯，在这篇习作的最后，作者写到“我”的书包里放着一条绳子和小刀，当“我”像其他人一样把猫的眼睛挖出时候，“我”才感到真正跨入人世。作者在《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写道：“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惧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久久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王小波早期小说中有对死亡的恐惧，他惧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对于死亡背后巨大虚无的惶恐，心灵无所归依的失落，但是这些惶恐和虚无都从艺术中获得了慰藉，通过创作美好的作品获得了意义，战胜了寂寞，战胜了惶恐。

 随后在他创作的时代三部曲中，死亡逐渐变质，不再是对于人类最终归宿终极命运的逃避，而是一种期盼，一种向死而生。《似水流年》中王二对于贺先生的死亡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贺先生是王二见过的第一个死人，他在他的身上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死亡。贺先生在文革前的形象是头发黝黑，指甲整洁，声音浑厚，非常的干净体面。可是在他死时，他的头发是一半白色一半黑色，两只手别在后面，脖颈窝着，像个土拔鼠。对于 “黑色”暗淡无望的客观现实，王小波只能以一种嘲讽的态度来描述它，它是无望的、深沉的、绝望的，像困兽一样困顿在其中，却无路可逃。所以王小波说“在我看来，与其在这种环境里活着，还不如光荣地死去，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给自己安排一种死法，每种死法都充满诗意。”

而死亡最终是通过刑罚来实现的，王小波通过黑色幽默的冷色调笔法，刻画了个体生命在刑罚中走向毁灭的过程。人生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刑罚场，人活着就是一种受刑的过程，使人在震撼心灵惊心动魄的体验中获得哲思，王小波用黑色幽默化解了恐惧，用戏谑展示了个体自由在面对刑罚时无畏无惧的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是在笑声中浸透着血与泪，却无比强大，揭示了中国刑罚文化中专制思想深刻的负面性。对于刑罚，福柯认为，它是体现权威意志的产物，而权威是建立在强制的物质力量之上的，刑罚体现着权威者对冒犯者肉体和精神上的惩罚仪式。《寻找无双》中鱼玄机被绞死时的场景是：“站在她背后的刽子手猛地抓住她的肩头，两边的刽子手把绞索绞紧。鱼玄机猛然睁开了眼睛，她的腹部向后收紧，那双灰色的眼睛也凸了出来。”鱼玄机被处死时场面空前盛大，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来围观，因为这个女人在当地很有名气，大家都想看看她死时候的景象，而朝廷也想通过展示鱼玄机受刑的过程使人们受受教育。而红拂想要自杀，就必须按照规定程序一步一步运行，为自杀指标而到处奔走，她被纳入到了制度繁琐的程序中，这种程序等级森严，冷漠无情，使红拂成为“殉夫”的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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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色幽默的本土化风格

（一）传统与现代传奇的有意戏仿

《青铜时代》包涵三部长篇，《寻找无双》《红拂夜奔》《万寿寺》，这是王小波生前仅有的三部长篇，也是王小波小说艺术成熟阶段的杰出代表。王小波的《青铜时代》采取了一种后现代小说创作中非常流行的写作模式对唐传奇进行改写，即经典重构，亦叫经典重写、文本戏仿。首先我们来阐释什么是经典？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概括了 14 条关于经典的定义法则，艾略特说：“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是一定成熟心智的产物。”而裴亚莉在《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中说道：解读后现代小说的几种方法之一就有经典重写，她指出后现代小说并不将逼真地摹写现实作为其写作的最高宗旨，也不以现实生活为其改变的目标，这就使得传统的认为社会生活是文学之“唯一源泉”的说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挑战。颠覆被认为是“唯一”的生活源泉，推崇“多元”，这是后现代的核心精神。这种精神与“或此或彼”的精神是一致的。当然，颠覆了社会生活作为写作对象的这个“唯一源泉”，书本知识、经典作品就趁机成了小说题材，这需要作家对这些作品进行后现代式的重读。

戏仿，在杨仁敬的《美国后现代小说论》中认为戏仿是许多后现代派小说家常用的技巧。当人们熟知的历史内容、事件以及人物以一种夸张、荒诞的方式出现在大众眼帘时，作家就完成了戏仿，历史的肃穆与真实已然不再，消解了庄严与肃穆，完成了对于传统的彻底颠覆。“戏仿”即“滑稽模仿”，它动摇了陈规叙事构筑的刻板殿堂，为被遮蔽掩盖的个人话语创造了言说的可能。

王小波的《青铜时代》正是对于传统与现代传奇的戏仿，而戏仿最终是通过想象实现的。想象力对于作家至关重要，纳博科夫说，作家可以有三重身份，他是讲故事的人，又是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有所成就的作家需集三重身份于一身，但他最应该成为的是一位魔法师，因为有想象才会有魔法，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源于此。纳博科夫又强调能成为好小说的都是好神话，其实纳博科夫向我们强调的就是“小说虚构的本质。”傅修延在《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中，给文学中的虚构世界作了一个定位：它是在可能的世界中，为从真实的现实世界向不可能的世界延伸得最远的部分。而韩袁弘在《批判与想象—王小波小说研究中》认为：“可能的世界”有万千种，而“虚构的世界”就是“可能的世界”中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它有着现实世界的客观逻辑，但又不遵循着客观世界的现实法则，而且不受现实逻辑的权威束缚，在虚构中享受着无边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想象的自由。卡尔维诺说：“想象力就是储藏室，储存着一切潜在的、假设中的事物，全部‘现象’与‘幻象’在一个表面上向我们再现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而无数的大家都曾强调过想象力的重要性，波德莱尔认为没有想象力，一切官能无论多么健康敏锐，都等于乌有。柯尔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中把“想象看作是第一性或第二性的，第一性的想象，是一切人类直觉所具有的活力和主要功能，第二性的想象，我认为是第一性想象的回声，与自觉的意志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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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与历史寓言的别样改造

罗素曾说过，参差多态乃是生活的本源。王小波是赞赏罗素的，他一生都在叛逃这个“无性无智无趣”的社会，可是乌托邦却设置了一整套规范制度，从而造成了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它压制了个性，毫无生命力，僵化死板到令人窒息。它与王小波一生所追寻的“参差多态”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看似设置好了的生活剥夺了人类生存的自由与快乐，，王小波在他关于未来的小说中，按照乌托邦的逻辑寓言化地构筑了一个个幻想世界，这些世界虽然尽善尽美，但是完美的背后却充满了专制与集权，充满了暴力与荒谬。而对于国人来说，乌托邦并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美梦与想象，而是压在心头沉重的历史遗留，在这种意义上，王小波的《白银时代》与他的未竟稿《黑铁时代》便是对于这种历史无以言说的摹写，王小波并没有直接的展露记忆控诉历史，而是用他想象中的饕餮盛宴极尽虚构之能是为我们筑构了两个时代。“白银时代”之说也源于古希腊神话，白银时代的人们不经历痛苦，也没有烦恼，直至死亡，外表和内心都像一个孩子一样，在他们死后，他们的灵魂还会在尘世嚣嚣中徘徊。《白银时代》中的作家“我”在写作公司工作，“我”作为小说室的一把手每天都无聊的呆在办公室中，“我”想要写作，可是“我”写出的稿子却不能发表，“我”每天只做两件事情，枪毙别人的稿子或写出自己的稿子被别人枪毙，而稿子被毙的缘由是“脱离生活”。我写了一本关于“师生恋”的书，这本书我已经写了十一稿，而这第十一稿与初稿并没有什么不同，手稿在每次出版前都要经过数十道的删减改动，因为我们所写的一切必须有生活依据，我的小说在十一稿前被枪毙是因为我没有生活依据，而最后我的“师生恋”小说能够出版是因为我的老师在公司交给她的稿子上批阅属实，所以我的小说有了生活依据它才得以出版。我虽然美其名曰是作家，可是我根本没有出版过真正的反应自己生活的小说。而小说中“棕色”的女同事要写真正的小说，她的一系列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并且获得了同事们的嘲弄与讥讽。“我”想要告诉“棕色”的要做这件事，必须摆脱所谓的生活，想要真正的写，就必须逃离到生活之外。这是“我”的结论，可是我不敢告诉“棕色”的，小说中关于“真实”和“生活”这种反复颠倒的叙事、推理与表白，都是作者用黑色幽默给予的反讽式的回答。并且在小说《白银时代》的开篇中王小波就以一道热力学的谜语寓言化的揭露了乌托邦的本质，“未来世界是银子的，整个宇宙就会如同一个银元宝。”当无限浩大的宇宙被消解成为一个没有差别也不允许有个体独立性存在的银元宝时，就实现了乌托邦完美的本质：大一统。贯穿于乌托邦大一统社会中的意志是强制单一的，王小波说过：“乌托邦是从一个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人类社会，它源于人的设想，其中包括种种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乌托邦想要强调其大一统，但事实上它单薄的可怜。乌托邦的缔造者想要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后人没有愚蠢的头脑发昏，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驱逐了诗人，“白银时代”中艺术家们则被完全地控制在严格的规范制度之中，作为至高权利存在的公司控制了作家们的生存，作家们变成了统一工作的机器，创作计划规定着作家们的写作，个人独创性不允许存在，也不能够存在，“word i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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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小波黑色幽默的本土化意义 .................. 22

（一）黑色幽默的中国本土境遇........ 22 

（二）王小波黑色幽默的文学史意义............. 26

 三、王小波黑色幽默的本土化意义

（一）黑色幽默的中国本土境遇

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之后，在 70 年代开始，呈现出崭新面貌，一派生机盎然。1978 年，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开始对外开放，处于长期封闭的国人迫切需要了解域外文学，所以在二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西方文学，如雨后春笋般被陆续地译介到中国。意识流、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的文学思潮洗涤了作家们的心灵，拓宽了作家们的眼界，给中国作家带来了新鲜血液。而黑色幽默文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入的。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黑色幽默小说是 1978 年发表在《外国文艺》上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81 年出版了由南文等译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第一部黑色幽默小说的中文译本。这本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广大反响，并在第一年就有 93000 本的印数。1979 年掀起了译介黑色幽默的高潮，同年在山东大学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室举办的刊物《现代美国文学研究》第一、二期上，就刊登了十多篇介绍黑色幽默作家作品的文章。《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译林》、《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自 1980 年起就陆续发表了很多关于研究黑色幽默的文章，对于美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同一时期对于译介黑色幽默小说的评价也应运而生，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一时期的评价大多拘囿在现实主义的评价语境中，例如在张子清的《反映当代美国社会的一面哈哈镜》中就认为：“冯尼古特对于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给予广泛的同情，并且对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也很关心。”；“在阶级问题上，冯尼古特的同情总是在被迫害和被剥削的人一边的。”受当时时代语境的影响，作者仍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黑色幽默文学，并没有跳出以阶级来评论作家作品的圈子。同理，在毛信德所著的《美国小说史纲》中认为：“作为一部政治寓言小说，《猫的摇篮》体现了冯尼古特反霸权、反核战争、反殖民主义的进步思想，他还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宗教，指出宗教与反动政治的勾结成了愚弄民众的罪恶；”。但是在 80 年代末期，随着后现代理论体系的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发生了大规模的转型，文学理论界的学者们开始运用后现代的文学理论来分析文本，进行文体批判，例如杨仁敬教授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将美国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分为两个阶段，即黑色幽默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新进作家。并且杨教授对于黑色幽默进行了专章论述，是一部在黑色幽默方面较为权威的著作。而张薇在 2004 年发表的《洛丽塔的叙事奥秘》，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方面来分析《洛丽塔》，它开启了黑色幽默小说的文体研究。有人认为《第二十二条军规》引发了人们对于阅读的二次饥渴，如一个在蛮荒生活的流浪者对于一个未知社会的全新探索，启发了 80 年代中期的一大批年轻小说家进行实验，成为许多作家接触国外现代表现手法的启蒙书。这股译介热潮与80 年代初的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人对于西方文学的热情被“文学解冻”彻底点燃，大众经历了文革的蛮荒岁月，所以对于理性的缺失、荒诞的无处不在有着浓郁的认同感，而黑色幽默文学正是人们在长期精神压抑下反抗宣泄的产物，因此黑色幽默是与时代心态“共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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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王小波看来如何实现人生的意义，他认为唯有作为存在重要一环的自由与理性是实现人生意义的根本保障。而大众惧怕理性、不懂自由的悲剧在《寻找无双》中展现的更加痛快淋漓，《寻找无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寻找理性寻找智慧的故事，主人公王仙客来到宣阳坊想要寻找自己的无双表妹，可是宣阳坊的大众却集体失忆，否认曾经存在过无双这个人，并诱误王仙客使他认为自己曾和被三绞而毙的鱼玄机相爱，又和无双的侍女彩萍有过爱情。自己的生命中并没有存在过无双，王仙客被围困在谎言中不知所措，最后是侍女彩萍戳穿谎言，使说谎者无处遁形，当真相被揭开时，一切事实不禁令人啼笑皆非。无双是否真实存在？她到底是谁？大众又为何选择集体失忆忘却无双？无双代表的是什么符号意义？大众忘却无双惧怕“无双”，“无双”不仅仅是王仙客的表妹，工部侍郎刘天德的女儿，她更是让人们想起当年“附逆分子”案件的特殊符号。当年叛军来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自己出逃，在叛军离开后皇帝才姗姗归来，却见国库空空，盛怒之下的皇帝以酉阳坊为试点进行洗荡，想要搜刮金银来填充国库，但是由于叛军已然把金银掠夺的干干净净，所以皇帝搜查无果盛怒之下便另七十一坊的人们交出百分之五的“附逆分子”。而大众是如何交出这百分之五的附逆分子呢，他们竟然把曾经抵抗官兵围坊保卫大众的“自卫队”成员全部上报，一时间哀嚎遍野，冤魂无数。而告密“自卫队”这一事体更现着大众的冷酷与自私，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集体遗忘这段黑暗的历史记忆，宣阳坊也自然而然的变成了拒绝理性，遗忘理性，逃避理性的“无理”之地。而本来具有强大理性思维能力的王仙客在进入到如此无理之地时，他竟然被颠倒是非，毫无逻辑的宣阳坊所同化，几乎忘记了自己来到宣阳坊的目的，这一事件更是极具荒诞的讽刺意味，令人啼笑皆非。在他的小说《2010》中，他提到了“数盲”症现象，他通过小说中虚构的知识分子丧失理性后的可怕景象，向我们展现了极端荒诞背后理性的重要。存在的意义何在？存在的荒诞不可改变，人们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用理性、智慧、自由、趣味来逃离荒诞，用黑色幽默对现实发出抗议的最强音，用嘲弄荒诞的方式来反抗绝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