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行旅：三十年代欧游杂记研究

第一章三代欧游者的文化心态

第一节 从晚清到民初:暧昧的身份与心态

由于地缘与文化的限制,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居天地之中的"天下"观,礼仪制度的文化优越感,封建时代的中国自认"天朝上国"。中央与四方夷狄是中国对世界格局的认识,然而近代的炮声打开了闭塞的中国。晚清的种种社会变动队及外敌入侵,迫使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晚清对西方异域的描写有两类,一类来自官方,例如斌春、郭嵩兼、张德彝等驻外使节发回的欧游日记。这些需要上交中央的官方日记,因官场身份及清廷立场,多流行于上层政府人员之间,讲究文辞的严整。但是只要处身异域文化之中,作为亲历者,他们的身份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主体功能的角度来看,行旅者可能是游记作者、现代文学创作主体、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和媒介;从现实身份角度来看,行旅者可能是留学生、晚晴官员、现代教授学者、流亡者;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看,行旅者有中华文化身份,又是异域文化里的边缘人、文化冲突的参与者与适应者。"以文化的差异与文化冲突在他们身上的重要思现,即虽然承认了西方文化的历史性与现代性,但他们意识中对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优越感,又不自觉地否定或同化西方文化。

这一代出国公使对出使被自身认定为"次等"的西方国家感到非常凄楚,也饱受他人的鄙视,有着"游与不游"的尴尬处境。当他们到达欧洲,发现他们不仅在"注视"欧洲,同时也"被注视"着。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是两面的,即'乌托邦'的想象来推崇或美化中国,还是以意识形态偏见来贬低或妖魔化中国"。此时的欧洲社会,通过对这代晩清官员的直观认识,加重了对中国的"落后"、"传统"、"封建"等印象。送样的发现促使郭嵩煮等重新认识西欧,重新认识自我,开始反思自我。他们由最初的傲慢姿态,转化为承认西欧的文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虽然有了这样的记述,但钱钟书在《汉译第一首语言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说;"不论是否诗人文人,他们勤勉地采访了西洋的政治、军事、王业、教育、法制、宗教,欣奋地观看了西洋的古迹、美术、杂耍、戏剧、动物园里的奇禽怪兽。他们对西洋自然科学的钦佩不用说,虽然不兔讲一通撑门面的大话,表示中国古代也早有这种学问。只有西洋文学作家和作品、新闻或掌故——似乎从未引起他们的飘瞥的注意和淡漠的兴趣。"以承认并传播原有的"夷狄"文化,形成对东方优势文化也理的冲击,由此生发"复杂而彷植"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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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二十年代——一路向西的主动与急切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新的知识分子诞生了。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指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前三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轨迹为饱含社会(政治)关怀的晚清知识分子,他们是新旧文化与知识类型的过渡者,二代为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开拓者,他们关注文化价值和道德的重建,三代为后五四知识分子,他们所受教育为新式的西方文化教育,关注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特价值,思考问题时以自身的知识身份为立场。而二、三十年代旅欧的知识分子属于二代与三代,他们对于欧洲的态度己经没有了晚清的紧张与焦虑,彷惶与无奈。究其根本在于对于欧洲了解的加深,及对于欧洲文化的承认与接受。中西文化冲突,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内在传统进行重新认识,产生文化危机意识。文化危机的表现;"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文化断裂。传统是文化中最具特色、最重要、最普通、最有生命力的内容,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毫无疑问,现代性是对传统、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超越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晚清到五四类似梁启超等对文化危机的应对,集中体现于"中西化合"的价值理念。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掀起的彻底的反传统运动,使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纷纷提倡文化,学习西方新文学,用西方价值理念审视自身文化。

二十年代早期旅欧的典型代表是徐志摩和孙福熙。徐志摩、孙福熙等小时候就接受新式教育,在根本上与梁启超所受教育不同,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感情也不太深。徐志摩受梁启超的政治理念影响,于1918年赴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后热衷于哲学与文学,为追随罗素于1921年入英国剑桥大学当特别生,在英国结交了很多文学家。受英国文学界的影响,徐志摩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英国剑娇对徐志摩有很深的影响,"我不敢说康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娇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娇给我胚胎的。"以异域的文化环境点醒了徐志摩的个人意志。孙福熙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并于1920年12月经推荐到法国勤工俭学,学习绘画。1922年他在暑假期间,从里昂到Savoie乡村写生,记录游历与创作的作席汇合成游记《山野掇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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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多面相的欧洲形象

第一节日常欧洲的发现

"异国情调",弗朗西斯纽斯持认为狭义指"异样的地理和生态特征挤进了或被结合进了文学世界;它显示出写书人对那些似乎奇怪得令人兴奋、新得令人神往的国度的喜爱,并表现了写书的人醉屯、于不同方面的描写,即使气候与习俗的不同也能得到青睐","最广义的异国情调来源于种种心理感受,它通常表达人们想要躲避文明的径捨,寻找另一个外国的和奇异的自然社会环境的愿望。它有助于滋养一个人的最美好的梦想,这个梦想是遥远的、陌生的和神秘的。另一类出于某种行动需要的异国情调,具体表现在对探索、冒险和发现的嗜好。"因此,"异国情调"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对"异"的感知与理解。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分别来源于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几千年来甚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因此旅欧知识分子在面对欧洲时能清晰地感受到"异"。囿于身份与知识结构,晚清知识分子需要将"异"融化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以此确定中华文化的合法性。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知识分子对西欧文明的理解也在逐步深化,等到了五四后知识分子,他们选择体察欧洲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从小处着手,将普通的欧洲"人"纳入游记写作中,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来描述欧洲。

1.闲适的日常生活

和平的生活环境,日常生活的闲适与快乐是第一层的收获。傅雷在初次到达欧洲时,在《到巴黎后寄诸友》中写道:"来法才二天,没有什么见闻可以报告。只是处处有一种安定快乐的空气,确使在沸腾惶恐的中国逃出来的我,觉得非常的安闲心定。"李健吾也在《意大利游简》中看到游人的快乐,叹道:"这些人无忧无虑,我想不到人间同时竟有许多享乐者。"以相化于战乱的国内,混乱的中国社会,欧洲安详宁静的环境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世外桃源。而生活在其中的欧洲人,从储安平在与英国房东的聊天,可以看出欧洲人对和平的珍惜,"上次的大战,他们已受够了教训,他们需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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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个人叙事中的负面欧洲

1.波折动荡的欧

一战后欧洲的状况可在梁启超和周恩来等人的游记中寻找到踪迹。在战地现场;"但见到到处都是半堵废墙,底下堆着一大堆断砖零瓦。还亏得是地气涅寒,野草毒虫,不易繁殖,不然,恐怕全市早己无插足之地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又使战后处于恢复期的欧洲雪上加霜。欧洲各国都在面临自己的挑战,在国内有经济衰退带来的种种狂会问题,"欧洲今日的现象真是满目惨淡,工业革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残山剩水就是失业问题、市场问题、生产过剩问题。国内革命益易爆发,在欧洲看不出生路来,送是我最近不能转移的概念。"程沧波在观察伦敦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邹擢奋几乎走遍他所到城市的贫民窟,航脏、禮踞隐藏在城市的繁华之中。"在海边虽正在建筑一个高大的纪念塔,但我们在街上所见一般普通人民多衣服槛楼,差不多找不出一条端正的领带来。我们穿过好几条小弄,穷相更甚。"李健吾也认为:"看了好些沿海的地方,没有那个仿佛那不勒斯,比中国的城市还要腕脏,所以不唯不惜恋,反而厌腻了。欧洲化会并不是如同上海杂志小说中描写那样,繁华而奢靡,反倒是一幅穷相,这倒打破了原有的欧洲神话。

邹招奋是以记者的身份游历欧洲的,相较于长期居住在欧洲的留学生,邹蹈奋的游历类似于梁启超,匆匆而过,但视野非常开阔,整个欧洲社会都在考察的范围内。他对欧洲的描写,甚至可以暴露出欧洲乃至欧洲人的一种窘迫。邹稻奋的特色在于从小处着手,抓住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留也观察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最特别的是,他将目光专注于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受战争伤害而失子,坚强生存的房东老太太,被迫失业而流落的妓女、街头乞讨的老者、跟在别人背后渴望得到救助的、眼神清澈的小孩子,饱受欧洲人歧视的中西结合家庭等等,这些形象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清晰明确,引人同情。在情真意切的描写后,或用层理分明的数据分析后,针对性地评论,掉击社会的现实问题引发读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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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人文风情与艺术‘‘美"的体验............29

第一节欧洲的文艺版图............29

第二节行在路上:欧洲的自然风景............32

第四章杂体生花............39

第一节自我的表达——隐与显................39-

第二节感性的趣味与理性的反思.............41

第四章杂体生花

第一节自我的表达隐与显

游记除了记录游踪与游程风光,还拥有较窩的审美意味,在于游记中景、情、理的交融。晚清以来由于内容的社会性、表达的政论性,游记的文体发生了巨大变化。随后由于现代文学在内容与建制的革新,名家又积极参与游记创作,现代游记迅速发展起来。"现代游记同时获得了现代西方与中国古典游记艺术菁华的滋润,以全新的视野、内容与格调在新旧文学的转型中晒起,并日渐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笔者认为新的思想是即是五四以来的"人"的价值的重估,尊重自我,表达自我,追求自由与理想。二、三十年代的旅欧作者,用游记来叙说内在自我,抒发个人的情思,显示了强烈的精神主体性。

物与我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有丰富的材料与理论。情景交融,物我相生,三者联系密切。山水风物,异风异俗,本身就易于療起游历者的情感。中国传统诗歌中"游"的羁旅之苦,家国之思,时代兴亡之感俯拾皆是。从《诗经》开始,由物起兴,引起所咏之情,己经是文学的重要表现方式。物象与主体的互动,陶冶与同化,是古人游记的重要袍式。散文中,柳宗元探幽寻静,伐竹取道,作者也境的凄凉,才造就了同样悲苦凄清的风景。苏賴在江上饮酒赋诗,参照月夜下赤壁的风景,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下,生发出对人生的感慨。朱光潜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宇宙的人情化"》中提出,人的移情作用将物象"人情化",使他们与人的距离变得微小,物象是人的情趣的反照,而人"虽不在陶冶性情,而却又陶冶性情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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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人旅行欧洲的一个小高峰,大量的新型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并创作了大量的欧洲杂记。他们呈现的欧洲形象与前人有明显差异,根源来自于旅欧也态与视角的转换。从旅欧人士的文化身份与旅欧也态的历史变更入手,最终确定,在二十世纪二兰十年代,旅欧人士有着更开阔的视野,及兼容与自由的心态。晚清到民初的旅欧人士,不管是官方组织或个人行为,在行旅中对欧洲现代性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然而中西文化的对比与冲突,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旅欧人士,在接受与传播西方文化时,文化也态复杂而彷撞。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现状,具有现代启蒙与救亡意识的梁启超等人,更改了对欧洲原有的认识,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中西文化问题。梁启超提出"中西化合"理论,主张将西方现代理念嫁接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用西方现代思想与方法研究并振兴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改良式的中西文化观念,是这一代人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探索与思考,反映了他们焦虑与紧张的也态。五四催生的知识分子如徐志摩等,秉持彻底的反传统理念,全盘接受西方文他价值观。二十年代中期至二战爆发前后,由于现代旅游业的繁荣,国内文化环境的变更,文学思潮的影响,知识分子个人志趣等原因,作家、学者类的新知识分子大量走出国门,以文化学习与交流为主要目的,赴欧留学或考察。基于一定的文化储备,他们对欧洲的狂热的情绪已经沉淀下来,行旅的范围不断扩大,视野也更加广阔,能以更精细、更务实、更兼容的眼光,更加开明的态度"看"欧洲。

参考文献（略）